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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一个本来面目吗？

“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常见的短语，人们顺口就会说出来。常常有人指责他人“歪曲历史”，并宣称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被指责的人，如果能够反驳的话，也会宣称要“捍卫历史的本来面目”；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人说，他们都在“歪曲历史”。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如果有，我们怎么能够获得？如果没有，我们该怎样看历史，历史的意义又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达成对历史的共识？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些问题：历史有没有规律？历史有什么用？历史的功能是什么？科学史有哪些特殊性？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

在思考过这些问题之后，再去读历史，就会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比如前人读《史记》，霸王别姬回肠荡气，李清照诗云：“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人们大概相信，那就是“历史”。不过，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霸王与虞姬两个人的私房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就不一样了。

在这里，我们简单地说，至少有三个历史。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还有一个是人们想象中的“本来面目”的历史。这三个历史，显然是不一样的。

通常我们说，从古希腊算起，科学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是，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如果从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1912年创办《伊西斯》（ Isis ），或次年该杂志正式出版算起，只有一百多年。

20世纪，国内能看到的科学史方面的著作只有寥寥几种，最权威的要数丹皮尔（W. C. 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进入21世纪，科学史图书逐渐热起来，不仅有大量引进，也出现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原创著作。在引进图书中，我一向推荐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James McClellan Ⅲ）与哈罗德·多恩（Harold Dorn）合著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 中译本在重版的时候，改名为《世界科学技术通史》。 书名的变化耐人寻味，以后再说。丹皮尔和麦克莱伦第三这两本书都是通史，基本上都从史前说到了“二战”，在内容上应该有高度的重合。但是，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就会发现，其写法大相径庭。虽然其中也会说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但是两者的篇幅、视角、史料的选择、叙事方式，都有巨大的差异。

比如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都是科学史上重要的人物，中国人也不陌生，他们的头像经常挂在中小学教学楼的走廊里。在我们的默认看法中，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相对一致的形象。哥白尼追求真理，但是不敢公开得罪教会，临死前才让书稿出版；伽利略追求真理，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为有罪，先是坐牢，然后软禁在家。传说，在教廷宣判的时候，伽利略口中则喃喃自语：“地球仍在转动。”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些故事几乎成了标准答案。

丹皮尔笔下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与我们所熟悉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至少没有那么高大。而在麦克莱伦第三那里，对这两位科学巨人的描述，甚至都采用了一种嘲讽的语气。

那么，哪一个哥白尼和伽利略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哪一个不是呢？

关于伽利略是否说过那句著名的“地球仍在转动”的话，后世历史学家也是有疑问的。甚至，关于我们所熟知的，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的实验，也有人说，伽利略并没有做过。这时，又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会涌上嘴边——历史的迷雾！

我们并不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怎么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只能阅读史书。而史书都是人写出来的，都是有作者的。现在丹皮尔和麦克莱伦第三的描述有所不同，那么，谁描写的历史更真实？我们该相信谁呢？

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大大地颠覆了我们默认的科学家形象。

无论是从方法论上，从对历史的探索上，还是从编史学的立场上，把两本书并列起来加以比较，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对于同一个章节，不同的读者处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关注点，也会读出来不同的味道。那是不是可以说：有些理解是错误的，有些理解是正确的？

在大多数时候，我尽可能回避“正确”“错误”这样的话语方式。什么是“错误”？“错误”总是在一个语境下相对而言的。有一些“错误”相对来说是容易判定的，比如这是一个玻璃杯，如果你说这是一个塑料杯，那么我可以说你错了。这只涉及某种简单的事实陈述，做出对错的判断是相对容易的。对应于历史来说，史实方面的对错相对容易判断，比如伽利略是否真的做过比萨斜塔的实验，可以通过史料的挖掘获得确认。当然，否定的难度要大一些，所谓“说有容易说无难”。在这些相对容易判断的场合，使用“正确”“错误”这样的词，大致也是“正确”的。然而，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那些“正确”的陈述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更让人不安的是，即使在史实层面上，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一代史学家确定无疑的事情，被下一代史学家推翻了。

还有一些悬案，人们知道它发生了，但是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并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比如1941年9月，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与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在哥本哈根的会面，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战”之前，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哥本哈根创建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是量子物理的圣地，各国量子物理学家纷纷来哥本哈根访问、学习。玻尔被很多人视为量子物理的教父。德国的年轻物理学家海森伯也在哥本哈根学习和工作了很长时间，他的重要工作矩阵力学、测不准关系，都得益于哥本哈根同行，尤其是与玻尔的讨论。玻尔与海森伯不是父子，胜似父子。“二战”爆发之后，形势突变。丹麦被德国占领，玻尔是被占领国的首席科学家。这时海森伯作为占领国的科学家来到丹麦，并专程拜访玻尔。

现在“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玻尔同意了海森伯来访的要求，玻尔、玻尔的夫人玛格丽特，还有海森伯三个人在玻尔的住处见面了，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是，外人无法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两个人都对这次见面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能够观察到的是，在这次见面之后，玻尔与海森伯的友谊就彻底结束了。不久之后，玻尔逃出了丹麦，前往美国，加入了曼哈顿计划。而海森伯则成为负责为纳粹德国造原子弹的首席科学家。

对于他们谈话的内容，人们有很多“猜测”。比如，海森伯是去劝降，希望玻尔能够与纳粹合作；再如，海森伯是想刺探情报，了解同盟国是否有造原子弹的计划。

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写了一部话剧《哥本哈根》 ，把人们的各种猜测都表现出来，并且提出另一个特殊的可能性：海森伯其实是想跟玻尔谈，你不要帮盟军造原子弹，我也不帮纳粹造原子弹，大家都不要造原子弹。

这是史实层面的不确定性。海森伯和玻尔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存在一个确定的唯一的历史真相，但是，这个真相却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的。有一个真相，但是永远不能获得，与不存在真相的区别在哪儿呢？这里先留一个悬念，后面再说。

在史论的层面上，更不宜使用“错误”这个词。不同的人视角不同，看到了不同的内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谁也不能宣布自己的视角是绝对正确的。麦克莱伦第三这样评价哥白尼：

若要真正了解哥白尼和他的工作，我们必须明白，他是最后一位古代天文学家，而不是第一位近代天文学家。哥白尼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是回头盯住古希腊的天文学，而不是要向前开拓什么新传统。他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的后人，而不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和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的前辈。

这种说法，那些习惯于相信“哥白尼革命”的人则会感到意外。

读书就如饮食，食物是有味道的，好的食物应该慢慢品，品出味道。洪七公就骂郭靖如牛嚼牡丹，糟蹋了黄蓉的美食。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过于功利，大家把读书当作任务，而不是当作享受，或者把所有的书都当作教科书来读，就会失去对书的兴趣，也会丧失对书的味觉。这时，从事人文学术，就变成了一桩苦差事。如果诸位不小心恰恰就是这样的人，那么，第一步，我希望诸位先慢下来，慢慢恢复对书的味觉。一旦读出感觉、品出味道来，书就会越读越有意思。同时，诸位也会有发自内心的属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像备考，只是把书上的内容记下来。

我在主持讨论的时候，并不代表我已经有一个标准答案了，谁说的话跟我的答案吻合，谁就“正确”。如果那样，就不是讨论了！讨论就是相互激发各自的想法，比较不同的视角。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盲点的，在讨论中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原来事情还可能是这样的！那么，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你发现了其他人的视角，并且也应该试图理解其他人为什么会有那个视角，那个视角有什么史实的依据，表明了什么史观。他人的视角相当于一个参照物，可以借此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原来的视角。把这两本书放到一起读，可以直接看到，对同一个事件，他们的评价、立场、篇幅都会有差别，而你作为第三者，可以考虑，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同时，又可以反观自身。

回到本章要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某个历史是“信史”——可信的历史？

在继续阅读本书之前，我建议诸位暂停一会儿，思考一下“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常见、常说的短语，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是怎么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件事情的？ UsH7HfKnKQ6bYKiSp/tPytEu5FHB48Kq1C1FfFi4jAyOR0qLL8u7IlSLW1Rhor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