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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个文化概念。
英语的civilization跟归化有关：词头civil，意思是公民的、本国的、有礼貌的、有教养的；词尾zation，表示“化”，化成本国人、开化人。公民是本国人、开化人，与它相对，是刚刚归化的移民和尚未归化的外国人。比如在机场通关，拿本国护照的公民、持绿卡者和外国人要分开排队。移民局（Immigration Office），有人就译为“归化局”。
希罗多德（Herodotus）把不说本国语言的人，一律叫作“野蛮人”，如希腊人把波斯人叫成野蛮人。希腊语的野蛮人，英语作barbarian，barbarian的本义是外国人、不说本国语言的人。北非有柏柏尔人（Berbers），柏柏尔也是这个意思，它要强调的是，我是我（我者），他是他（他者），我是文明人，他是野蛮人，内外有别。
现代汉语受日语影响，有所谓“讲文明”。讲文明是讲外国礼貌，有绅士风度，甚至把绅士手中的拐棍叫作“文明棍”。日本人用“文明”翻译civilization，然“文明”二字本借自汉籍，先秦古书原来就有这个词。
古之所谓“文明”，文指文采，对野而言；明指光明，对暗而言。野虽粗鄙，却有质朴的一面；暗是阴影，却与光明相伴相随。这个词跟“启蒙”（enlightenment）有关。启蒙之义，一是把愚昧变成聪明，二是把黑暗变成光明。
中国古代有“人文”一词。“人文”指人类发明，有别于天地万物、自然界固有的东西。“人文初祖”指人类发明的集大成者，比如黄帝君臣就是这样一种符号。现在，我们把“文史哲”通称为“人文”，西方即称为humanity。
西方以“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对，在我国则为“夷夏之别”。夏人住在中心（即所谓中国），是文明人；夷人或蛮夷戎狄住在周边（即所谓四裔），是野蛮人。孟子骂许行，说他是“南蛮
舌之人”，意思与希罗多德说的“野蛮人”一样，首先看重的是语言的不同。
“化”分两种。古人认为，“以夷变夏”是野蛮化，“以夏变夷”是文明化。如汉晋印章有“率善归义”一词，即指羌胡等族认同和归附汉文化。
语言是文化之一种，衣冠穿戴和饮食习惯也是。文明是文化概念，不是种族概念。
老派的人类学家以欧洲为中心，把地球上的人群分成野蛮、文明两大类，仍然保持着古典时代的基本分类法。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则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大类。马克思、恩格斯受19世纪历史学和黑格尔影响，也使用这类词。
文明有等级之分。刘禾开过一个会，专门批判“文明等级论”。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属哪一类哪一等级，不光取决于大小、取决于贫富，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跟美国亲疏远近如何。西方现代人类学家说，文明无所谓高低贵贱，这是在按西方的政治正确来讲话，具有欺骗性。
小时候，我们都听说过四大文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
其实，文明何止四种。欧洲有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西亚有两河流域文明（包括亚述和巴比伦）和波斯文明，南亚有印度文明，东亚有中国文明，中美有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南美有印加文明，加起来至少也有十大文明。
这些文明，很多都是失落的文明，失落是常态，不失落是意外。像我们中国，至今在很多方面还保持着与古代的连续性，太不容易了。20世纪80年代，金观涛以“超稳定结构”称之。“超稳定结构”是那个年代主流思潮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当然是负面的。其实，失落有失落的原因，连续也有连续的原因，无所谓好坏。
什么叫“文明”？这通常有两套标准。
一套是技术发明的标准，如金属、城市、文字等。研究此类东西，当然离不开考古。文化历史考古学以考古文化为研究目标，文明在考古文化之上，比考古文化大，比考古文化长。这类要素，在有些文明那里是有缺失的，但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在十大文明中，传播范围最广，连续性最强。
另一套是社会组织的标准，如私有制、贫富分化、社会分工、社会分层，以及是否形成复杂社会，特别是有无国家的出现。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黄河流域有三大块，长江流域有三大块，外加南北方各有一个大后方，至少分八大块。龙山时代以来，冶金技术出现，普遍有城，各种符号系统也在各地被发现。
过去，中国考古学家还小心翼翼，模仿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称之为“文明曙光”。现在，有人主张，良渚文化已经是文明，文明上限不断上推，宋儒和辛亥革命家说的黄帝纪年（中华五千年）已经打不住了。
研究“国家”，西方把前现代国家叫state，现代国家叫nation。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band - tribe - chiefdom - state四阶段说，其实只是讲state的起源，即州县规模的小城小国的出现。前面有游团、部落、酋邦三阶段。欧洲传统是小国寡民的自治传统。希腊的国只是一城一邦，所谓雅典帝国，只是城邦联盟，没多大。
历史上的大帝国多在东方。欧洲大帝国只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接收了波斯帝国，昙花一现。罗马帝国幅员广大，分崩离析。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盘散沙，全是小国。即使现代国家，靠战争打乱重组，也大不到哪儿去。最大的是横跨欧亚的俄国。而今天的申根26国，仍叫Schengen States。真正另起炉灶的大国全是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所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 Anderson）说，最早的nation，不在欧洲，而在美洲，nation是“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的国家，从起源到发展，苏秉琦有“古国—王国—帝国”三部曲。很多人都以为，龙山只有酋邦（chiefdom），三代只有王国（kingdom），秦汉才是帝国（empire）。我理解的所谓三代，其实是夏人、商人和周人居住活动的三大地理板块。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由西周建立的天下，规模同东周列国差不多大。这样的大脚根本就塞不进state的小鞋。硬塞，只能“削足适履”。
西周有天下共主，不是城邦国家。我们从西周封建的范围、从西周铜器出土的地点、从西周铜器铭文的内容看，西周绝不是kingdom，至少也是united kingdom。现在的英国（不列颠王国），就叫United Kingdom。西周再小，也比英国大。
秦汉帝国以西周疆域为铺垫。西方使用empire，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比较大，但无严格标准（如雅典帝国就很小），我们把西周叫成帝国也未尝不可（美国汉学家贝格立有二里岗帝国的说法）。
现代中国是西方所谓的nation。国民党建立中华民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属于nation。美国教科书把中国近代史统统归为民族主义史，民族主义的民族就是nation。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编过一本书，叫 Empire to Nation ，主题就是帝国解体转变为现代国家。我理解，即使是现代中国，也不是按欧洲模式或美国模式重组，更不是按照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模式，大卸八块，彻底缩水。现代中国，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无论国土规模，还是民族构成、政区结构，都是继承古代中国，特别是大清帝国。现代中国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并不完全是人为建构。
1949年后，中国的考古发现，年年大丰收，就连人称“文化浩劫”的十年，都是大丰收，不仅我们自豪，世界上的考古学家也刮目相看。
于是，中国考古界便有了“中国学派”崛起的呼声。什么叫“中国学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一条是中国特色。20世纪下半叶，美国考古学独步天下，无论“过程考古学”，还是“后过程考古学”，都是非马克思主义指导、带有美国特色的考古学。
后过程考古学虽有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一支，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考古学的特色有二：
第一，美国远离欧亚大陆，跟古典学、艺术史、近东考古扯不上，它以美洲印第安文化为对象。美洲考古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它与非洲、大洋洲的考古更接近。它的参考书，不是历史文献、铭刻材料，而是民族调查、民族志，考古属于人类学。
第二，美洲考古以史前为主，而史前考古，无书可读。考古学家更热衷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玩理论、玩方法。认为考古不光是挖、不光是记录、不光是编年排序，重在思考，重在阐释，重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复原。这种风气是在美国特有的环境下被逼出来的。
丹尼尔（Glyn Danie）《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提到，这一百五十年是从1800年到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1970年是后来补写的。西方考古学家说中国考古落后，主要是指1949～1979年，他们不来，我们不去，没有沾上美国考古学的“仙气”。但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他们也同样错失了研究中国考古的机会。
我们到底落后了西方多少年，有人说是100年，这未免有些夸大。我国的考古，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从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到今年为止，总共只有92年。落后100年，岂不等于零？
他们说我们落后，其实不在于田野技术，甚至也不在于科技手段，更主要是说，我们没有理论，即便有，也是坏理论。
美国考古学的理论，经张光直介绍、俞伟超宣传，现在如日中天。马克思主义是个好理论，非常前卫的理论，但在我国，有着颇多曲解。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个叫唯物史观，一个叫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立足经济学研究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直观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行动，在实践中认识问题，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此外，它也不是“五种社会形态说”，马克思没有发明过五种社会形态。亚细亚—古代（希腊、罗马）—日耳曼（包括民族大迁徙、中世纪和现代）是19世纪历史学的“老三段”，三段即代表三种历史文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按这个“老三段”组织他的正反合。马克思只是把这个“老三段”视为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阶段，并没有说全世界都得按这个模式发展。
唯物史观之长在于宏观大视野和社会史研究。20世纪的考古学，上半叶是以柴尔德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下半叶是以宾福德为代表的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柴尔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他的两个革命说（农业革命、城市革命），至今颠扑不破。新考古学未必全新，旧考古学也未必一无是处。
至于民族主义，老一代的中国学者要重修国史、续写家谱，恐怕也不能按美国的政治正确性一概来从负面理解。1949年以前，中国备受欺凌，任人宰割，反抗一下有什么不对？被压迫民族以斗争求解放，反抗殖民统治，反抗帝国主义，有十足的正当性。中国，地上史料那么多，地下史料那么多，不想求外国人帮我们修古史，像埃及、伊拉克、伊朗那样，打算自己动手动脚找材料，何足怪哉？1949年以后，中国被列强围堵制裁，民族主义也是必然反应。我们对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主义应抱“了解之同情”。
研究世界文明，欧亚大陆是“重头戏”。欧亚大陆，亚大欧小。欧洲面积只有亚洲的四分之一。古典作家说的亚洲，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伊朗高原。殖民时代，亚洲的概念东扩，进一步分为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北亚六大块，每一块都很重要。
欧洲人对亚洲的认识是由近及远的，西亚考古、中亚考古、南亚考古、东南亚考古，他们很熟悉；但东亚考古、北亚考古却在中、蒙、俄三国外加韩、日两国的范围内，这一范围占了亚洲的一半多，他们对此领域相对隔膜。
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经常跟西方学者讲，中国太重要。这个重要是对世界重要。我们要知道，欧亚大陆东半，中国是文明气旋搅动天下的风暴眼。张光直说，中国考古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改写世界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应该对世界历史做出贡献，也能够对世界历史做贡献。我非常赞同他对中国考古的历史定位。
中国考古是世界考古的一部分。我们做中国考古，其实也是在做世界考古。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一定前途无量。
◎李零《我们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良渚
新石器时代晚期
距今约5300～4300年
二里头
夏商时期
距今约3800～3500年
殷墟
商朝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046年
三星堆
夏商时期
距今约4500～2900年
小河墓地
青铜时代
距今约4000～3500年
秦始皇陵
秦朝
公元前208年修成
海昏侯墓
西汉时期
公元前59年修成
汉唐长安城
汉代遗址：公元前200～196年
唐代遗址：公元583～904年
南海Ⅰ号
南宋初年
距今约800年
敦煌莫高窟
前秦至元代以后
公元366～14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