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探路队”

1．探寻马嘉理事件发生地

2011年10月3日。早起，从芒市前往畹町。中午在云南最西端城市瑞丽的边贸区姐告打尖，再沿233省道过陇川、盈江去腾冲。

我们几乎是沿着中缅边境行车。这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中国远征军滇西作战的重要战场，眼下十分热门。我自己上一天就去了龙陵，踏访松山战役遗址，看了主峰阵地和第八军第一百零三师阵亡将士纪念碑。我还期待下一天在腾冲，拜谒著名的国殇园。

而我下午的活动，是沿着大盈江，去寻找马嘉理事件发生地。

在中国近代史上，马嘉理之死是一起重要的涉外事件。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迎接从印度经缅甸来华的探路队，深入云南边境，被边民杀死。旧上海外白渡桥堍，英国侨民树立过“马嘉理纪念碑”，但他究竟命丧何处，几乎很少有人关注。在一些大比例尺的云南地图册中，我找到过“马嘉理事件发生地”的字眼，可是到当地去踏访的机会毕竟不多。这次我来到瑞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亲临现场考察的机会。

下午4点钟左右，汽车翻过连绵起伏的山地，前面蓦然出现了清澈奔流的大盈江，这里接近我要寻找的地方。司机下车用本地话问路：“马嘉理在哪里？”老乡居然能够听懂他的含义。我们在虎跳石附近驶过一座桥，来到河的对岸，再沿简易公路继续向东北行车，终于在216县道 （又叫盈八线，即从盈江县到缅甸八莫） 芒允村西侧的一块空地上 （当地人叫作“洋人洼”） ，找到了纪念马嘉理事件的石碑。

石碑共有两块。南面小土坡上是块直碑，1986年树立，上刻“马加里事件起源地”八个隶字。路北空地上，则是横式并立的省文物保护单位“马嘉理事件发生地”石碑，落款时间为1998年，还刻有对事件简介的碑文：

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为扩大殖民地范围，开辟滇缅通道，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于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十二月派出上校柏郎率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险队企图入侵云南边境探路，英驻华公使馆派翻译奥古斯塔斯·马嘉理从盈江出境前往接应。光绪元年 （1875） 二月，柏郎、马嘉理率部从缅甸出发，向我盈江芒允一带进犯。二月二十一日，面对前来阻拦的各族民众，马嘉理竟先开枪打死一人，引得民众义愤填膺，奋起反抗，将马嘉理一行四人杀之弃尸户宋河，又将柏郎军逐出国境。

事件发生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洋人”，对保卫祖国边境的爱国民众进行残酷围剿，逮捕屠杀，并于光绪二年 （1876） 和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但是，德宏边疆军民奋勇抗击侵略者的壮举将永垂青史。

这里是地势平坦的坝子，和我原来想象的山高林密景象并不一样。站在历史现场，读着马嘉理事件的解释，我对于一百三十余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产生了强烈兴趣。此后我阅读了大量马嘉理事件的原始资料，发现历史的真实情景，与传统教科书，乃至这块石碑的记载差距甚大。起码，这块标注着“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就把马嘉理死亡日期的公历错标成农历了——马嘉理死于1875年2月21日，即光绪元年正月十六日。

2．寻找打通中印内通的商路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说过：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英国海上力量环绕了这巨大的世界海角，立于不列颠和日本之间，延伸到好望角，几乎无可匹敌。海上的英国商船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投向海外他邦的英国资本，则是英国资源的一部分，为伦敦城所掌控，为维持各处海上力量所用。这是一个志得意满和有利可图的地位，而且看起来是如此稳固，以至于维多利亚中期的人们认为岛上的不列颠统治海洋几乎是事物的自然法则。或许，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并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民族。

对重商主义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控制海洋最终还是为了控制陆地。

17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缅设立商馆，后来随着殖民印度规模的扩大，进一步经略缅甸。至19世纪中叶，经过两次英缅战争，全面占有了缅甸。当时缅甸王位几经更迭，虽然力图收复失地，均未成功。而英国，此时已将其势力绕过马六甲海峡和中南半岛，达到太平洋西岸。通过“五口通商”，从上海进入长江流域，同时对于从缅北进入中国云南的兴趣日益增加，期望开辟印缅入华的新通道，从后方真正进入中国广袤的腹地。

从地图上看，印度东部 （包括现在的孟加拉国） 与缅甸西部有条漫长的共同边界，但其间的联系，却被南北走向的若开山脉—那加丘陵阻断，只有个别山口可容通行。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均被日军占领，为保障对西南后方的军火物资支援，盟军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雷多小镇建立基地，经密支那将大批军火物资源源运入云南，这条通道称作“史迪威公路”，和当年英印当局欲考察之路基本一致。但在19世纪，打通印缅山道的联系却极为困难。

由于缅甸正处在被英印当局逐步蚕食和控制之中，所以寻找印度通往云南的道路，也可以单独从中缅通道来考虑，即从印度越过孟加拉湾登陆，穿过缅甸，再走边界之路。从历史上看，连通中缅共有两条大的路径：一条是旱路，从缅甸都城曼德勒出发，经兴尼到永昌府 （今保山市） 和大理府；另一条是水路，此时，蒸汽轮船已能从仰光溯伊洛瓦底江直抵八莫 （又译新街） ，所以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口直达缅北已很便捷。剩下的，就是确认八莫进入云南的通道。八莫赴滇，分成三个方向：北路前进到盏达 （今盈江县） ，称盘岭路；中路到南甸 （今梁河县） 或户撒 （今陇川县） ，因为是缅甸使臣走的道路，故亦称“使路”；南路又称撒瓦底路，也通向南甸。这三条支路均要经过克钦人 （在中国今称景颇族） 居住的山地，最后在腾越厅 （今腾冲市） 会齐，再往东行，亦到大理。 1856年起，云南爆发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滇缅之间的商贸中断。

英国人依然在探索哪条路是进入中国内地的最佳商路。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退役陆军上尉理查·斯普莱 （Richard Sprye） 极力推荐从仰光往税打、沿萨尔温江到大考渡口，再通过景栋和江洪，到云南思茅，修筑一条铁路。他从1858年起，不遗余力地将这个计划向多届政府宣传了十几年。印度政府后来进行了三年勘察，发现沿途均是荒山野地，成本极高，于是在1869年将勘察活动停顿下来。

1868年初，英国组织了一支由缅入滇的探路队，以驻曼德勒政务官斯赖登少校 （Edward Bosc Sladen） 为队长，溯伊洛瓦底江到八莫，沿北路前往云南腾越，会见了杜文秀大理政权驻腾越大司空李国纶，商讨了合作与恢复滇缅商路等问题，又沿中路返回。这次探路遭到清军军官李珍国的抗击，但证实了八莫商路是行得通的。英属缅甸专员费奇 （Albert Fytche） 随后向英印政府建议，在八莫设立政务官，以便恢复边界贸易，保持与克钦族、掸族和云南大理政权的联系。

1873年，清政府平定了持续十七年的杜文秀政权。7月，英国驻缅甸专员艾登 （Ashley Eden） 致函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 （Lord Northbrook） ，建议派遣一个英缅联合代表团，往云南调查边界贸易。他还建议驻北京公使从在华英国官员中，挑选精通中文、熟悉中国人情和了解英国对华政策的人，陪伴代表团前往。从而探索建立从印度经缅甸通往中国内陆的贸易联系。1874年春，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请外交部转令驻华公使与他合作，完成三个任务：一是协助英缅使团前往大理，二是在大理设立领事，三是要求中国政府保障八莫大理间的路途安全。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显然知晓本国政府意图。7月16日，他和使馆参赞 （又称汉文正使） 梅辉立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拜访总理衙门，联系官员入滇事宜。梅辉立对大臣们说，来自印度的三四位官员将越过滇缅边界，可能来北京或上海，也可能原路回去，请总理衙门在他们的护照上盖章，英方将派翻译往中缅边界。按照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9款，“英国民人准听其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则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可说是最高规格。梅辉立还请总理衙门函知各省大吏，对翻译和英印官员给予协助。此前威妥玛关照梅辉立，切勿暗示探路队的目的，所以梅提到英员可能来京的消息，是扰乱中方视线的烟幕。

7月29日，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已派使馆官员马嘉理任翻译，前往云南，迎接印度派来的英员。他收到加盖印鉴的护照及总理衙门咨行各省大吏的函件后，致函诺斯布鲁克勋爵，阐述对云南边界贸易的意见，指出云南巡抚岑毓英素憎与洋人交往，而且“在英国炮船难以到达的地方，设置英国居民团体或甚至英国事务官”都不适当。但威妥玛支持探索云南，认为“云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对于将为有才力的人所使用的各条商业路线进行勘查，不能不起巨大的作用”。

威妥玛的前任，已经退休回国的阿礼国爵士 （Sir Rutherford Alcock） 在马嘉理死后曾经诘问：建立缅甸通往中国西部的通商道路，确保英国商人使用这一通道的永久权利，通过陆路边境运送货物与云南建立贸易关系——这些目标为所有外国人所知，但是否有人向总理衙门解释过这些真实目的呢？阿礼国认为，惟一能采取的安全办法，就是与中国政府直接磋商，不再隐瞒或伪装英国的要求，说出英国的真实目的，通过和平手段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在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对中国政府说实话。

8月上旬，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爵士 （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私下告知马嘉理，他将被派往云南出差，要他做好旅行准备。8月15日早上，马嘉理正式收到威妥玛发出的训令，获知这次探路队的使命，是考察云南边界贸易，目的地是大理，但是切勿对中国官员提起。应避免和天主教神父同行，拒绝他们的款待，以免引发麻烦。不要绘图测量，或于人口稠密的地方打枪猎鸟，以免引起注意。他还收到威妥玛为他准备的护照、总理衙门咨行各省大吏的公函，公函要求沿途照顾马嘉理，并向辖内相关各地县令和官员发出命令，对他予以保护和帮助。威妥玛要求马嘉理每天写工作日志，记录行程，并强调高度保密。

3．马嘉理前往中缅边境

奥古斯都·雷蒙德·马嘉理，1846年5月26日出生于印度的贝尔高姆，父亲是皇家驻印部队的亨利·约书亚·马嘉理少将 （Henry Joshua Margary） 。从马嘉理留下的照片看，他上唇蓄着两翼上翘的胡须，颇像一个中年人。而在实际上，他死时还不满二十九周岁。

马嘉理曾在英国布莱顿学院读过中学课程，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听过讲座。二十一岁时经他堂舅，英国驻西班牙公使奥斯丁·亨利·莱亚德 （Austen Henry Layard） 推荐，参加英国政府海外服务考试，录取为驻华使馆实习生。这位堂舅，是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楔形文字专家、艺术史专家和旅行家，他以发掘尼尼微 （今伊拉克北部） 以南的亚述文化遗址尼姆鲁德而闻名于世。现在大英博物馆陈列的令人震撼的人面狮身带翼石像，和镌刻着亚述勇士驾驭着马拉战车弯弓征战的浮雕石板，以及最近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洪水”记录板，都是莱亚德主持发掘的文物。马嘉理先后在北京的公使馆，以及台湾、烟台和上海的领事馆研习中文并工作。他在北京学习中文的地方，是北京西山的龙泉寺，威妥玛借这里的庙舍办了个汉语学校，有七个外国人在此学习。山深林幽，景色宜人，龙泉寺的名气却没有后来那么响亮。

8月21日夜间，马嘉理离开上海，乘坐旗昌洋行的双烟囱江船“平度”轮 （S. S. Hirado） 西行。他在日记中写下三位即将见面的探路队员名字——柏郎上校 （Horace Browne） 、安得生医生 （John Anderson） 和额利亚 （Ney Elias） 。值得注意的是，马嘉理当时就知道，“一队三十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将陪同他们到达中国边界，然后由我接手，循着我去接应他们的路线原路继续前进。而士兵不进入中国”。 ^[1] 这消息应当是威妥玛告诉他的，但后来增加出来的缅甸卫兵，在华英国外交官似乎并不知情。

马嘉理出发前，麦华佗曾向外交大臣德比伯爵 （Edward Stanley，15th Earl of Derby） 建议，接应探路队的翻译应从海路去缅甸仰光转曼德勒加入探路队，而不是穿越欧洲人从未到过的内陆去中缅边界，这样更加省时省钱，但这个主意并未得到回应。8月28日，马嘉理抵达汉口，通过英国领事许士 （Patrick Joseph Hughes） 安排，拜访了湖广总督李瀚章。总督建议他从湖南经贵州前往云南 （他原计划是从四川入滇） ，说这是中国官员通常行走的路线。31日，李瀚章得知他接受了建议，表示将通知沿途官员予以协助和保护。 ^[2]

9月4日早上，马嘉理离开汉口，换乘中式木船继续前行。5日过金口，夜宿冬瓜脑，信使紧急送达一份由麦华佗转来的英国外交部电报，说翻译最好由海路赴缅与探路队会合。并说将致电威妥玛，在收到北京指令之前，翻译应暂缓出发。马嘉理认为，若要接到威妥玛指令还需多日，故回信说将从容慢行，到螺山等待消息。12日，他到达湘鄂交界的螺山，在小镇上等待了一周，却未等到任何消息。天气炎热，住在狭窄的木船上极为难耐。20日，马嘉理重新上路。过岳州、洞庭，溯沅江入贵州，11月27日到达昆明。

马嘉理日记记载：云南巡抚、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派人招待他住入官舍，知县派人送酒席，八个巨大木盘，内盛五十六碗菜肴和甜品。岑毓英表示因公务繁忙，这次不安排接见，可待他从永昌府返回时再来相见。

马嘉理了解到，新任布政使潘鼎新将于12月1日到达，接待他的知县同时在为迎接潘的到来而忙碌。他从钱庄里取到许士的来信，说已接到命令，让他走海路去仰光与探路队会合。许士派出的信使一直追到常德，仍然没能联系上他。 ^[3] 马嘉理此时不愿再折返，通过知县向岑毓英转交总理衙门信件，请急令永昌府的官员，万一柏郎上校一行提前到达，提供相关帮助。他还申请岑毓英派人护送，并按威妥玛的关照，索要公文，使沿途官员明了他的身份和旅行目的。岑毓英允诺派杨某和候补州判周祥二位委员伴送他前往。 29日，马嘉理在昆明给父母写信说：“县令送来两匹马驮的礼物，有谷物、家禽、稻米、水果、甘蔗、柴火和油。我明天将启程前往大理府，需要朝西北方向走十三天，然后从那里转而向南，走五天山路到达永昌府。”“巡抚刚刚送信说要我再待一两天，以便让即将陪同我旅行的两个军官准备准备。沿途之地都已经接到接待我的指令。”

以往研究马嘉理事件的文章，常引用民国元老李根源1935年发表在《国学论衡》杂志上的文章《纪马嘉理案》中的说法，作为事件肇起之缘由。称马嘉理“抵滇垣，谒总督岑毓英，欲用敌体礼 （即彼此地位相等，无上下尊卑之分的礼仪） ，毓英不许，持之坚，许之。语骄蹇不逊让，毓英怒，然念中英邦交，乃隐忍以卒送出迤西”，并由此结仇。李根源出生于马嘉理事件之后四年，写文章更在五十年后，此说之可靠性需要辨析。马嘉理撰写的日记、书信，在他死后即由英国前驻华公使阿礼国编成《马嘉理行纪：从上海到八莫，及返回蛮允》，详叙其沿途行踪和见闻，也澄清了他和官府交往的诸多细节，最近出版有曾嵘翻译的中译本，是值得一读的重要史料。此外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称马嘉理到达昆明时，岑毓英率文武官员前往迎接，躬身迎到的是马嘉理大轿中跳出的一条哈巴狗。这种侮辱行为，激怒岑毓英誓杀马嘉理，在昆明不便下手，就布置下属官员，在前往滇西的途中截杀。我在盈江芒允 （旧称蛮允） ，就听到村委会老主任尹培荣讲述过。尹主任说他母亲活了一百零五岁，这个传说是他祖母讲给母亲听的，可见流传有年，今天看来并无事实依据，但依然被一些文章引用和传播。

在云贵地区，走陆路常常要翻山越岭，极为艰辛。离开昆明时，马嘉理有九匹马驮行李，四匹马配鞍随行；一顶轿子，外加四个轿夫。关于轿子，他有三个理由说明万不可缺：一是身份，官员旅行，必须要有轿子；二是拜访当地官员，也必须乘轿；三是坐轿子可以阅读，而骑马无所事事地行军，令人难以忍受。 ^[4] 马嘉理还带着一帮随行人员，这干人也有各自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队伍阵容浩大，常常引起老百姓的围观。

1875年1月4日，马嘉理到达腾越，总兵蒋宗汉热情款待他。马嘉理还收到英国驻八莫政务官库克 （Cooke） 上尉来信，获悉主持本次探路活动的柏郎上校在1月中旬以后启程，要求马嘉理在合适可行的地点与他们汇合。库克建议他在腾越等待，若想继续前进亦可。 ^[5] 马嘉理认为到八莫已不遥远，决定前进，11日他到达盏达蛮允。就库克的指令来看，探路队并不急需马嘉理去接应带路。但马嘉理自认“沿途受到热情的对待，我确实留下了友好的种子，并改变了人们原有的错误印象”，前往八莫，是他的主动选择。

马嘉理在蛮允见到李珍国。李珍国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母亲是缅甸国王麦多默妃之姨，因此他是个中缅混血儿。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李四老缅”。杜文秀起事时，他的父母、妻子、伯叔、弟兄均被杀害，他因此参加了镇压的战争。他此时的官方身份，是腾越镇分驻南甸左营都司候补参将，正与克钦族和掸族头人商量货物的捐税问题，尝试达成协议，设立常规的关税制度和收集关税站点，以取代山民对骡队的勒索。马嘉理自认和李珍国交流得很投缘。到达八莫后，他写信告诉威妥玛：“著名的李珍国，也被称为李四或李协台，曾经攻打斯赖登探险队，并被称为‘土匪’或其他凶悍难听的绰号，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礼貌、聪明和直爽的人。他采取一切手段协助远征队，并且以意想不到的殷勤礼貌来接待我。” ^[6]

历史上，蛮允是云南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必由之路，是公元前就建立起来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重要驿站。所谓“身毒”，即古代印度地区。按照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从腾冲前往缅甸的通道有二十七条之多，主要路线有三条，以西南线即腾冲、梁河经盈江到八莫的路途最短， 相当于英方记载中的北路。蛮允就是这条路线距离中缅边界最近的一条街子。蛮允没有城墙环绕，出了街口就是“野人”地界。李珍国后来陈述，他派两名护卫人员将马嘉理送至八莫的英国官员手中。 ^[7] 而马嘉理记录，是他的随从刘子林去八莫送信。刘是英国驻沪领馆的通事 （翻译） ，由麦华佗借给马嘉理陪同出差。马嘉理称他为“江湖老手”，可以办到任何事、去任何地方，从来不缺乏主意。他的外号叫“来啦” （Leila） ，这是中国佣人被召唤时的通常回应，外国人曾以为是他的名字，而他也喜欢这个称呼。 ^[8] 几天后，刘子林带回四十个缅兵，将马嘉理和随行人员顺利带过野人山，1月16日平安送抵八莫，与探路队相会。他是史上第一个从上海经内陆旅行，长途跋涉，到达缅甸的欧洲人。

上年8月22日，马嘉理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他想象自己，“一个孤独的欧洲人，站在中国边境的最后一个关口上，焦急不安地透过双筒望远镜紧盯着，期待着印度头盔从西方出现”。五个月后，他来到八莫，他写道：“现在我已翻过野人山，和自己的同胞再度握手了。” ^[9]

4．探路队员和护照

英印方面派遣前驻撒亚谬副政务官柏郎上校主持探路队工作。其他成员包括，曾经参加斯赖登探路队的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安得生，担任医务官兼采集博物标本；1872—1873年探测过黄河新道的旅行家额利亚，专管地形研究。额利亚由于在中国经商的缘故，到过很多内陆地区。以探索黄河新河道 （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北部铜瓦厢决堤改道，最后在山东大清河形成新的入海口） ，获得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他在1872年途经乌里雅苏台，穿过西伯利亚回到欧洲。

柏郎和安得生于1874年11月从英国来到加尔各答，英印政府建议他们循曼德勒—兴尼路线入滇，因为欧洲人还没有踏勘过兴尼线。但是不久，探路队得到缅甸方面信息，称该线道路崎岖，且不安全，推荐还是走八莫路。他俩遂从加尔各答前往仰光 （当时译作蓝贡） ，又乘船经曼德勒，于1875年1月16日到达八莫，与额利亚会合。由于联系不上马嘉理，担心他不能及时赶到，威妥玛又派使馆另一位翻译阿林格 （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通常又译阿连壁） 从上海乘船在仰光上岸，赶往中缅边界。 ^[10] 从阿林格的行程看，沿伊洛瓦底江前往八莫的水路已经很成熟快捷了。

我本来以为，马嘉理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云南，是给探路队送护照。但从档案中看到，上年威妥玛从总理衙门申请到护照后，已经寄往印度， ^[11] 由此马嘉理的使命，仅是为探路队提供翻译和引路服务。

近代意义上的护照是一种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主要是在国际旅行时证明持有人的国籍。英王亨利五世在15世纪发明了西方最早的护照，以帮助臣民在异国他乡证明身份。在中世纪，Passport是指通过城墙大门（porte）的文书，由当地统治者颁发，一般包括持有者被允许通过的城镇名单。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铁路基础设施和财富迅速扩张，导致跨国旅行大量增加，但在欧洲各国过境并不需要护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引入了边境护照要求，并控制具有技能的本国人移民。英国在1915年11月30日，启用《护照法》来限制旅行。这些措施到战后仍然有效，成为了一个标准程序。

清代护照，早期亦称“路票”，是外国人来华旅行、传教和经商时证明身份的文件，按照1858年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规定，护照由外国公使和领事向中方预领，根据需要填写，并由中国地方官钤印核准。和今天常见的护照不同，它不是颁发给持照人申请入境签证的软面小本子，而是一张填写在类似“告示”的公文纸上的“大路条”。有人解释，中文“护照”之意，为“保护”和“关照”。柏郎一行使用的护照我没有看到过，但从1875年12月17日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麦华佗颁发给英国海军军官戈勒使用的护照上，后人可以获知端倪：

护照

大英钦命驻扎上海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领事官麦为

给发护照事。照得《天津条约》第九款内载，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等因。现据英兵船官戈勒禀称，欲由上海前赴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游历，请领护照前来。据此本领事查该人素称妥练，合行发给护照，应请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务须随时保卫，以礼相待。经过关津局卡，幸毋留难拦阻，为此给与护照，须至护照者。

右照给英兵船官戈勒收执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给
乙亥年十一月二十日
大清钦命监督江南海关苏松太道冯　加印　　　限壹年缴销

据我所见，后来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94年前往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旅行的护照，同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 （Dr. James Cantile） 前往北京万里长城、明陵旅游的护照，其格式、文字，与戈勒的护照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清末的护照就是如此。

甚至连1939年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开出的一份护照，亦是援引《天津条约》，要求对美国牧师洪味道予以保护。这份护照，由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加盖了印鉴。清朝的护照传统，在抗战时期居然还保留着。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尚未建立出入境管理制度。护照不是入境关口的验证文件，只为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提供证明。护照上注明了外国人本人名字，却不包括其随行的仆役助手。而当时外国人旅行，无疑都是携带随行人员的。对随行者如何确认，以及他们是否需要身份证件和事先审批，我尚未找到官方规定。

5．并不存在的“远征军”

柏郎本次探路，就有一支庞杂的辅助团队。

首先，英国人各自带了随从仆役：

马嘉理一路行走，带着师爷游福添 （湖北人） ，通事刘子林 （汉口人） ，跟班听差江永爵 （福州人） 、李大有 （四川人） ，以及厨子周有听 （汉口人） 。 ^[12] 还有一个王秀爽 （汉阳人） ，后来改随了额利亚。 这些人，有的是英国驻沪领馆的雇员，也有马嘉理在前往云南路上雇用的。他们在中国旅行无需护照，在中缅边境进出，同样不使用护照。

阿林格带有两个中国跟班，其中一位叫石雨田，从上海到仰光的路上一直陪着他。

柏郎有三个印度仆人。他还临时在卑谬雇了一个中国人李含兴做翻译。李含兴是李珍国的族侄，常年在缅甸做生意，会说缅语和中文，这次回云南探亲，正好与探路队同行。李含兴本来担心带外国人进入云南会受到处罚，但柏郎向他出示护照，打消了他的疑惑。

安得生带了三个印度仆人和一个缅甸仆人，那个缅甸人会说中文。印度仆人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协助收集植物和地质标本。

额利亚有两个跟班。

此外还有两名印度马夫，负责照料整个队伍的马匹。

柏郎从印度来时，带来十五个持枪的锡克族警察做保卫，其中包括一个带队军官。 ^[13] 另一种说法，是旁遮普步兵第二十八团的十五名士兵。这个人数，比马嘉理在上海启程时听说的三十个人要少一半。他们的使命是护送探路队到达边境，或者按照英国驻缅甸专员的意见，一直将探路队送到腾越。

以上这些英国人、中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加在一起，共计四十人。

缅王本不同意探路队携带印度武装士兵过境，但考虑到仅有十五人，也就作罢了。 ^[14] 鉴于探路队要经过中缅边界的野人山，缅政府答应派遣三百士兵护卫他们。柏郎说，后来实际调集到的仅有一百三十人 （另一种说法，缅兵总数有一百五十人） 。这帮人的装束不像官兵，倒像是临时招募的乡勇。探路队加缅兵，总数约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人。

时下中文论著，包括上述马嘉理事件发生地纪念碑，和网络上检索的资料，均称柏郎上校率领一支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或远征军，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英国军队从缅甸开进云南，这个说法显然并不准确。探路队成员，柏郎当初都有详细报告，保存在英国议会文件和外交部档案内。此外前述《马嘉理行纪》，以及安得生的旅行记《从曼德勒到腾冲》亦有叙述。该二书，1876年即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若不是从原始史料上看清这些细节，连我自己也会产生错觉。锡克卫兵没有写在护照的准入人员名单上，虽说他们具有随行保安性质，也没有事先知会中国，可毕竟不是正规军队。同样，缅甸卫兵也没有写在护照上。当时缅甸是中国藩属，缅王派遣往返中缅边境护送商旅客人的土兵，似乎不需中国政府事先批文。缅兵能把探路队护送到什么位置，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当地克钦土司的态度。可以肯定，当年英国派出了探路队，却不存在“远征军”。

再举一例。1906年秋，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来中国，护照上注明除他之外还有“军医员瓦阳及照相生共三人”，那个“照相生” （摄影师保罗·尼达尔，Paul Nidar）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标注。他们一行在安集延附近的奥希下火车后组织入境马队，全队共有七十四匹马，其中二十四匹马驮运行李。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兵总人数不太清楚，显然没有持有护照。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 （Mannerheim，此人在1918年芬兰国内战争中担任白军总司令，“二战”期间出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1944—1946年担任芬兰总统） ，有两名哥萨克人最终将伯希和护送到北京。 清末出入国境管理松弛，伯希和弄走了大批珍贵的敦煌文物，但从来没有人说，伯希和率领了一支非法入境的“武装探险队”进入敦煌。

清末实施“新政”后，伯希和护照与前引戈勒等人护照有一个不同。不再是外国领事官签发、中国官员加盖核准印鉴，而是由清政府外务部接外方请求后发出，中方为发照主体。其新体例为：

护照

外务部为

发给护照事。准大法国驻京大臣吕函称，奉本国外务部咨称，兹有翰林院博学色纳尔拟派名士伯希和带军医员瓦阳及照相生共三人，拟于十一月由法起程，取道俄境萨末鞑路入新疆龟兹 即库车 、蒲昌海、沙州等处赴京，沿途考求古迹，请缮给护照等因。本部为此缮就护照一纸，盖印标朱讫，送交大法国吕大臣转给收执。所以经过地方官于该名士柏 （伯） 希和等持照到境时，立即查验放行，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切切。须至护照者。

右给大法国名士伯希和收执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总之，当年这类中国护照，有点像《西游记》中曾经描写的通关文牒。唐三藏从长安出发，所携文牒仅他一人名字。后来收服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些徒弟随行多国，居然也能顺利过关，文牒上盖上宝象、乌鸡、车迟等国大印。直至西凉国，女国王心细，发现文牒上没有三徒弟的名讳，亲自用笔添上，这样才将“护照”的人员补充完备。 LGYGlxc70kTDnuAEVqm24mRFYGSZcmjmikgZL8GVycvS6TG2w6l8rpG+AB0Rva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