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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明了轮子之后，轮子很快就变成了车子的一个重要部件。滚动情况下，人们可以轻松地搬运更多更重的物品。手推车逐渐成为人们搬运货物的重要助力工具。在开始广泛应用了手推车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开始渴望人力之外的其他动力，而家畜中的马则成为了首选。驯服的马匹被套上马鞍，架上车杆，拉车而行。
虽然骑马迅捷，但是一匹马能够担负的东西毕竟很少。当这匹马拉着车时，即便车上坐了两个人，或者是放了更多的物品，这匹马仍然能够拉着车前行。于是，马车就成为了人们运输货物和出行的交通工具。
从马车的发展历史来看 [4.3]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迁来了一些从附近草原而来的游牧部落，他们带来了驯服好的马匹。在前面我们讲伟大的轮子时，已经提到过，轮子的最早出现正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因此，当马和已经有轮辐的先进的轮子相遇时，人类就发明了马车。最初的时候，马车的基本构成是一匹马和一辆双轮车。一直到古罗马帝国时，出现了多匹马拉的四轮马车，这样的马车动力更足、速度更快，也可以运输更多的货物、更多的人。在人类发明马车之后的一千多年的日子里，马车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货物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当然，人们也把马车作为人出行的交通工具，马车的出现让人从一个地方快速地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马车的便利。到了17世纪，一些国家把四轮马车作为“公共汽车”（称为驿车）进行运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进行长途旅行，这使得陆上旅行进入了繁荣时期，而马车的应用也迎来了黄金时期。
在欧洲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随手拿起一本，便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车的情节描述。就像现代的人们乘坐飞机、火车或者汽车进行长途旅行一样，在19世纪的欧洲，乘坐马车旅行也是一种风尚。简·奥斯汀（Jane Austen）是英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傲慢与偏见》为世人所熟知，讲述的是19世纪初期英国的乡绅之女伊丽莎白·班内特五姐妹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中，班内特太太一直为了五个女儿的婚事担心，当她得知邻近的一个庄园被一个富有的单身汉租下，并且这个单身汉在那个夏天会带他那些有身份的朋友们前来消夏时，就认为把女儿们嫁个好人家的机会来了。其中有一个情节颇为有趣，班内特太太的大女儿珍·班内特被邀请到那个邻近的庄园做客时，班内特太太特意让女儿骑马去，而不是坐马车去，这样女儿就有可能因为天气不好或时间太晚的原因无法骑马回家，就有了在那个庄园里过夜的机会，也就有了跟那位庄园主人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同时，她还祈祷那个庄园里的马车碰巧有事出去了，不能送她女儿回家。可见，在那个时代，马车成为了体面人家的出行必备。
《傲慢与偏见》有很多中文译本，其中的一个译者李继宏曾经对书中的马车问题进行过研究，以实现更精准的翻译。李继宏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4.4] 。在他的研究中，发现18世纪末简·奥斯汀创作《傲慢与偏见》时，马车制造业像现在汽车制造业一样繁荣。在书中出现的马车就有chaise and four、chaise、phaeton、gig、barouche、curricle和hackney等七种。就像现在的轿车一样，这些马车的大小、造价各不相同，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简·奥斯汀利用它们来展示小说角色的财富和阶层。比如这部小说中只有两个人拥有chaise and four，一个是宾格利，就是前面提到的庄园主人，一个是达希的姨妈凯瑟琳夫人；curricle也只出现两次，拥有者分别是达希和顾尔丁。一辆chaise and four有四匹马和四个轮子，当时价格是两百多英镑，做个类比的话，相当于现在购买一辆奔驰S600。翻译者将这种马车的名字音译为四驱翠轼。图4-1是李继宏的该篇文章中一辆四驱翠轼的图片。
图4-1 四驱翠轼
在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颇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争论不休。有的持“马车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有的则持“外来说”，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中亚、西亚或欧亚草原。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在中国历史上，对于马车的记载似乎更多是在战争中。战车一般为独辕、两轮、方形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其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前面的一号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
除了在战争中使用外，关于马车还有一些有趣的传说。在秦始皇及其之前的时代，皇帝出行是乘坐马车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秦始皇巡游，就是乘坐马车出行。但出乎意料的是，轿子的出现让马车的命运有所改变。古代的马车由于缺乏减震技术，在路上行驶时非常颠簸，坐一天的马车下来，浑身疼痛，很不舒服。一些官员开始排斥马车，改坐轿子。轿子跟马车不同，不需要轮子在地面滚动，而是由人来抬。即使是在崎岖的道路上，经验丰富的轿夫都会让轿子保持平稳，因此乘坐轿子的人就非常舒服。二人抬的轿子称“二人小轿”，四人抬的轿子称“四人小轿”，八人以上抬的轿子则称为大轿，如“八抬大轿”等。后人分析，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官员弃马车而选择轿子，除了舒适性之外，在心理上，乘坐轿子的人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感，所谓“便为人上人”的说法在乘坐轿子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轿子和其他事物一样，在使用上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违规则要受罚。历代史书对此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记载。《明史》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4.5]
在历代皇帝和官员养成乘坐轿子的习惯之后，使用马车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问题。如果皇帝和官员乘坐马车，那么马车夫就会坐在前面，并且背对皇帝和官员们，这是极大的不敬。1792年，英国的乔治·马戈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一支七百人的船队，借乾隆83岁寿辰之时来华，目的是商讨中英两国的通商事宜 [4.6] 。据说，马戈尔尼将自己带来的四轮马车赠送给了乾隆皇帝，于是，这辆马车就被送到圆明园。然而，这辆高级马车没人乘坐，原因是大家发现驾车人坐的位置比皇帝坐的位置还高，而且要背对着皇帝。这辆马车也就一直成为一个摆设。这就是一辆西式马车在中国的遭遇。
总之，马车的出现为陆上旅行带来了繁荣。在欧洲，精致的私有马车成为了王族身份的象征。但是马车的速度仍不能令人满意，一辆驿车在当时最好的公路上行程三百多千米，最快仍要走23.5个小时才能到达。人们希望发明一种比马更有耐力和更强壮的动力机器，以使车轮转得更快。同时，也需要有更平滑、更可靠的路面以供四轮车行走。不久以后，在英国和美国，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开始试验用蒸汽做动力，而以钢轨做道路。1904年，四轮马拉的驿车在与蒸汽列车的竞争中失败，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富庶市镇士诺巴与高非尔之间最后的著名驿车也停驶了。
至此，马车的黄金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