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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我的缘故，小花旦的生意也许会在宿舍后面的草地上长久地做下去。可是他带我去了那个奇怪的地方，我就再也不要他来剃头了。
一月是我的生日。小花旦不知从谁那里听说我有个很要好的男同学，千方百计要帮我促成约会。他不给我剃头，反叫我留长一点，到时候改个样子，变漂亮点。我坚决不肯。小花旦的本事我有数，做惯了老阿姨生意，他给所有人烫头都会烫出老阿姨的风采。我绝不想把自己送去巧星美发屋那只脏罩子底下蒸两个钟头，端出一个又香又臭的钢丝球来。那种小孩面孔戴一顶假发套的滑稽感，几乎就在眼前。为难的是，我更舍不得花钱到外面的美发店去，只好一路拖延，头发越来越长。
直到小花旦再怂恿我，我冲他喊，我不想叫你弄呀，你弄得太老气了！
小花旦沉默了一会，他不生气，好像承认自己手艺老气似的，转而安慰我，细姑娘，我又没叫你回家弄咯，我们在上海弄，洋气一点，好吗。
小花旦伸手去掏皮夹克，我以为他要给我钱，结果是在翻手机，他讲，这种事情么，要找熟人呀。我不懂经，人家懂呀。
于是小花旦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叫定海桥的地方。它比学校更偏僻，这地方一点都不像上海，电视里没有这样的上海，世博会海报里也没有。
那天下着雨，有些阴冷。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最后在一条狭窄的旧马路下了车。街上除了全国各地的小吃，什么商店都没有，小吃摊又因为天气而各自收进了。两边的矮棚棚掉落着檐头水，敲打在支起帐篷的石砖上，大大小小的盆罐张着脸迎向顶上密集的漏缝。风一起，雨水依旧能打湿关不拢的香烟玻璃板，手推车上的毛笔字菜单，还有靠墙竖立的折叠餐桌。我们走过一条卖水产的小马路，腥臭飘满前后，装着鱼虾贝壳的水缸，浴盆和塑料板侵占了大半的过道，脚底下不是泡沫，就是闪着彩虹的油光。生意受阻的人们自顾自关起门来吃饭，打牌，说闲话。马路像一条小溪缓缓流向各条支弄，流出不大不小的声响。
我们就在其中穿来穿去，绕过几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公共厕所和出来倒马桶的睡衣阿姨，在一个三岔口拐进那条弄堂。我有些眼花，如果不是墙上的残留的海宝贴图，我大概会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放学必经的那个有美容店的地方。而小花旦看来是很熟悉这里了，就像熟悉我们小区一样。他快步走在前面，雨声大得我们无法说上半句话，我只好心虚地追随着他伞底下两条微湿的细脚杆，它们掀起的泥水不时淋溅到我的裤子上。
终于收了伞，小花旦引我进一栋稍许高些的、没有招牌的房子。鞋都湿完了，我有一种想回学校的冲动。
越走进去，室内的音乐显得愈发清晰，脚步声也密集起来了。黑暗中挂着一个闪动的迪厅灯光球，底下是年轻的面孔，各种发色，各种方言。小花旦叫我站着别动，他钻进人群，从里面带出一个年轻的男人。小花旦说，细姑娘，这是小彭。比我洋气多啦，懂门道。叫小彭来弄，肯定没问题。
还没从舞池缓过神的小彭说了几句被周围杂声淹没的自我介绍，我隐约听出了四川话的气味。他的刘海遮住了半只眼睛。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也许小彭已经知道我了，一个想变好看又没钱又不要剃头阿叔帮忙的小姑娘。他带我们走出房子，周围的人好像都认识小花旦，他们经过，喊他巧叔。我和巧叔、小彭拐进另一条弄堂，几番逶迤，已经身处另一个有点像巧星美发屋的房间了。潮湿，杂乱，周围因为雨天而显得昏沉。沙发上散落着一些衣服，我隐约觉得那是小花旦的。
那是一个比此前的噩梦还恐怖的下午。我不明白小花旦为什么要把我交到一个陌生的小彭—也许是小鹏—的手里。小花旦一定也感受到我的紧张了，他宽慰我，不要紧的，有我在，怕啥呀。还让我和小彭讲，想要什么样的发型，直接说。我哪里开得了口。小彭问了一些，我不记得自己答了没有。
我们洗了头，涂了一些药膏，然后僵硬地坐下来。陌生质感的围裙把我牢牢压制在皮椅中，我感觉自己倒不如店里的老阿姨，她们至少可以热烈地讲话嗑瓜子，我却什么都不敢，只听到自己的头发咔嚓咔嚓被剪下来，闻到一些温热又刺鼻的气味。房间太暗了，我看不清镜子，也看不清沙发上的小花旦。我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戴上了那个半透明的头罩。和我预想的差不多，那里面闷热，叫人晕眩，就像过年前的公共澡堂。多年后我才发现，与它的窒息感更为接近的，竟然是上午八点半的地铁一号线。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就像墙上贴着的很夸张的非主流青少年一样，变成了一个看起来丝毫不是我的人。小花旦对小彭说，蛮好，蛮好。
可他一定也感觉到情况不妙了，匆匆和小彭打过声招呼，拉着我走出去了。雨停，天色亮起来，他看着我，面色十分尴尬，小声说，过几天，过几天长长就好了，头发么，总归要慢慢顺起来的。这话太耳熟了，从前在他和老阿姨的对话里，我听过多少遍呢，大约就是我所见证过的生意的总数减去听过的另一句“窝心吗，窝心下趟再来”，所剩下的时候了。
小花旦要请我吃饭，他说附近有一家定海炸猪排很好吃。我推说晚上有课，压着伞冲回去了。
那一路是怎么回去的，回去之后有多少同学带着惊讶或忍笑的语气向我打招呼，由于过分恐怖而全部忘却了。只记得我没去上课，守着浴室开门就冲，拼命洗头吹头，却怎么也弄不回去。小彭的手艺，比我想象中的小花旦的手艺更糟糕，更顽固。好心的本地室友问我发生了什么。听我说到定海桥时，她的梅花色指甲油都涂歪了。
你去那么偏的地方做什么！那里很乱的，都是外地人呀。这种事情，怎么不找你叔叔呢？
我解释不清，那个房间所带来的压抑和阴影还没消散，小花旦成了除口头语大王和做作后妈之外的第三个角色，一个我不明白的人。
我第一次主动给小花旦发了短消息，下趟你别来了。然后把书架上的工具都收了起来，扔进放鞋的抽屉。
第二天我拿着几乎半月的生活费，跟着室友去理发了。那里的店不叫店，叫沙龙。也不开在马路上，而是商场的顶层，紧挨着在玻璃橱窗内跑步的人群。洗头和剃头的小哥是分开的。我再也不用靠热水瓶里的水来冲洗泡沫了。一个小时，长胡子的理发师和室友聊着天，把卷过的和染过的痕迹差不多去除了。定海桥的迷乱终于离开了我，可我还是认不清我自己。
后来头发长到脖子了，贴着耳朵和下巴，我看起来竟然有点像小姑娘了。生日到了，和要好的男同学出去玩，他说，听人讲你换了很夸张的发型，我做了好久心理准备呢，这样很好呀，很可爱。他摸摸我的头发，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恋爱。带着这个被解构，被重构，又自然生长的自己的头，渐渐地，走在学校里，坐在图书馆，有人会给我递小纸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小花旦给我剃了十几年的头，我当了十几年的学生，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想不明白，只好把问题归结于我那个模糊性别的头，现在，我把它抛下了。
同时也把小花旦抛下了。
然而小花旦并不抛下我，那天他照例发了彩信，是在麦当劳的窗外拍了别人的生日气球。他还是没打字，我懂他的意思，细姑娘，又大一岁啦。他没忘记，他没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