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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是新时代发展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坚定“四个自信”有着厚重的历史基础、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实践基础。中国人民探索民族复兴的实践征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中国道路自信”的确立、升华提供了牢固的历史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理论，为“理论自信”的萌生、深化提供了理性依据和逻辑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具有强大政治优势和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为“制度自信”的生成、稳固提供了内在依据和机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具现代文明体征的先进文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巩固提供了赖以强基的精神之源。
【关键词】 新时代；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 唐晓勇，男，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张建东，男，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 本课题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号:JBK181101）的资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一论述表明：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与更加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之间有着历史的、内在的逻辑联系。深刻把握这一内在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实现历史新跨越的强大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的实践过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真正实体性内容，亦为“道路自信”的确立、深化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和实践基础。
“道路自信”的本质不是“道路”在纯主观意义上的抽象“应然”，而是“道路”形成及发展之客观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华儿女为救国救民、强国富民而进行的执着探索和艰苦奋斗征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得以萌生并获得理性观照的最为本质性的实存根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反动势力、官僚资本势力的三重压迫和剥夺之下进入了屈辱的近现代历史。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人民对于“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救中国”的问题在认识上始终难以获得基本定向和有效的思想资源。这就决定了无论农民阶级的起义道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道路，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都不可避免地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均以失败而告终，真可谓“‘洋务梦’ ‘立宪梦’ ‘变法梦’，梦梦皆空”
。即便是资产阶级共和道路取得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民心的伟大业绩，其道路本身与中国现实土壤的不适性也未能使其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丰厚思想资源的支持下才最终获得了“由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定向，从而形成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
9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国家之彻底独立和人民之彻底解放；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与不断探索发展彻底扭转了国家衰弱、人民贫弱的局面；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从根本上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体系稳固、内涵丰富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实现了国之富强、民之小康的伟大飞跃，而且开启了不断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中国人民救国、富国、强国之路在现实中的依次展开过程，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何而来”及“向何而去”基本规定的依循。也即是说，“道路自信”始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使“道路自信”成为拒绝纯主观抽象“应然”而具有真正实体性内容的客观存在。中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焉能不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要由人民来裁判。”
也即是说，“道路自信”不是主观臆断，而是由这条道路的客观实效性决定的。所谓“客观实效性”，也就是对道路取得的成就及其前景的检验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源于其取得的成就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依然充满活力并且能够在新时代继续为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文明美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提供支撑。事实胜于雄辩，我国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果。在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我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经济建设中，中国人均收入已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跨越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经济总量已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象征着初步“共同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稳扎稳打、层层落实，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反腐倡廉成果斐然，政治生态日渐清明透彻，民主法治体系日臻完善，精神文明硕果累累，作为凝聚全体国民价值共识、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日益显现。
从国际视野来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而“一筹莫展”情况下，“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逐一出台，为破解世界性发展难题开出了诸多良方，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能。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实施等，标志着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获得了更具影响力的国际形象和话语权，担负起了更大更多的世界历史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脱胎于历史性实践，并且得到辉煌成就检验和诠释、有丰富实践成果支撑的康庄大道，这自然就为全党全国人民“道路自信”的厚植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和依据。如果说立足现实已然取得成就基础上的“道路自信”仍然不足以反驳类似于“历史偶然” “某国也很好”等经验主义的诘难，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的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广阔前景则为“道路自信”的坚定注入了更为深远的意涵。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这里的“实现程度”实质上就是理论本身在一个国家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被认同的状况，而较高的认同度就是自信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身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力量
。这里的实践一般就是指现实生活过程。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是因为这一理论切中了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并为不同阶段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坚持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现实问题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的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的理论指南。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切中了我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目标指向、策略步骤、方针政策都植根于伟大的社会实践，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源自实践创造的历史性跨越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性、科学性的最完美的注脚，甚至可以被看成该理论真正的“试金石”。所以说，“理论自信”与其说是一种“应然”的主体意识，毋宁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必然性。
另一方面，“理论自信”还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进行的系统思考及具备的超强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党和国家才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科学地做出“三步走”战略安排，并且在稳扎稳打中即将全部实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理论以切中当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为鹄的，既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及社会主要矛盾“变”的新状况，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大前提，并以此为依据，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进一步绘制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一阶段的问题逻辑、目标逻辑都有着清晰的解释和规划，从而成为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凝心聚力、破解难题的根本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不同于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超越中发展“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中问题逻辑的思考与解答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阶段及基本国情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和困惑，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历了重大曲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从而拨开了思想的迷雾，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面对来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的挑战，已经积累若干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执政风险和执政能力考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予“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命题以理论上的解答，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国富民贫、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发展瓶颈制约，如何摆脱发展困局和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审时度势、认真总结国内发展经验和吸取国外发展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从根本上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清了发展思路、消除了发展瓶颈、保证了发展方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 “深水区”的严峻现实，面对党内消极懈怠、腐败高发的严峻态势，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等全新的现实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上岸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等重大关切问题，审时度势、从容应对，在牢牢把握问题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思想。在系统总结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全面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关涉中国未来去向的宏大时代课题。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能够精准切中时代变迁脉搏，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过程中，在真正实体性内容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就曾有过“历史惊人相似性”的论断。也即真正具有真理性、能够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总能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惊人相似性”中得到验证。恰如此言，在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似乎“如约而至”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继承和创新，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更加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如此彻底且富有活力的理论，如何让人不自信？
“制度自信”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国民对自身制度的肯定和认同，这种肯定和认同往往根源于制度本身的客观绩效及相对的比较优势，从而构成制度自信产生的制度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之所以说是“根本”，一是在于其切中了当代中国最为真实的社会现实，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释放出强大的制度绩效；二是在于其日益呈现出比号称终结“制度文明”的制度更加明显的比较优势。从制度的根本性质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价值导向的先进社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协商、自治制度等依法充分保障了公民民主选举及参与、监督和协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也保证了全体人民对经济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的平等机会。从政党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领导不仅确保了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团结大局，而且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够有效监督和防止政体的威权主义倾向，又能够避免一党制或多党竞争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保持较高的决策效率。从制度的运行绩效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越了西方制度模式下的发展成就，无论是在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发展成果所惠及的人口数量还是在发展的前景和潜力上都远超西方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主体基础、政治基础、运行基础等方面都具有西方社会制度所不具有的比较优势，这也是其能够在最短时间、花费最少成本、集中最大力量和最多资源办成大事、解决难事，高效克服前进中一切困难的原因所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比较优势的制度，其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起了成功的制度典范，而且为解决世界性发展难题贡献着显示度越来越高的“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中国智慧”。2017年新任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本坦言：“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
诚然，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差距本身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导致的。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正是通过其在缩小差距过程中发挥的巨大效能和蕴藏的惊人潜质表现出来的。从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多样性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先验地将自身放在被虚构为具有普世性的西方制度文明“神龛”中，而是在关切自身特殊国情及承续特殊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和个性禀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并且能够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贡献更多制度智慧的时候，自然就意味着开启一种新的制度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试问，一种具有独特制度文明智慧的社会制度如何能让我们不充满自信呢？
自我完善能力如何通常是衡量一项制度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同样也是制度获得人民认同和信心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从来都是对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的自信，而绝非对固步自封和机械教条的制度的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既彻底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设计一般抽象原则和苏联制度体制机械教条的误区，同时也从根本上避免了任何试图将西方社会制度强加于我国的错误倾向，形成了一套植根于我国社会现实并且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并及时进行变革和完善。在改革开放不断展开和深入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从结构到要素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就致使许多原来的制度设计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需要，甚至已经转化为体制机制的弊端而成为制约改革深化的桎梏。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对制度缺失、制度滞后、制度失灵的状况进行及时的补充、修复和改进。这一特征最为显著地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立足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方略，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系统的全面升级和持续改造的过程中。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根据改革发展现实需要而进行自我调适和升级完善能力的制度。其次，“自我完善”绝不等于“闭门造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于学习的品格和开放包容的品性同样也是“制度自信”得以夯实的机制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建设过程中都积极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通过对国外市场经济制度、现代国家治理制度的学习和借鉴，不仅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发展和完善，而且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模式。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坚持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独特精神气质、品质及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自信，根源正在于其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魅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体认和积极校准。长期以来，我们并未能够及时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续发展所需的“文化密码”，说到底就是对“自信什么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以至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文化身份的模糊而多次酿成实践悲剧。比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而造成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改革开放初期对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不加区分的推崇及对红色革命文化的淡忘、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轻视致使改革发展陷入前进方向迷失和动力不足的困局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自信什么文化”进行了清晰的回答，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在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所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髓”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领导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熔铸的红色革命文化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征程中孕育而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则始终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这一论断不仅廓清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以繁荣兴盛的动力源泉所在。
从“文化自信”的实践表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从原则高度把握住了其自身自信重建的历史限度，也即“文化自信”既非对传统文化的“独信”，更非对西方文化的“盲信”，而始终应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文化”的自信。这里的“独特”既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包括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借鉴，然而其核心和主干则是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从唯物辩证法视角来看，世界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辩证统一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主导优势而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社会性质文化的集合体，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各民族国家只有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才能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丧失了自身民族性、独特性，就会丧失自信，这种文化也必然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世界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于在文明根基上存在的特殊性，中国的发展完全融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去的不可能性决定了中国开辟自身新型文明形态的可能性
。而开启新型文明形态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国情和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制的形成。这种拥有厚重强大民族文化特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力量的文化建制，不仅能够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独特的贡献，而且能够为我们文化自信的生成培植深厚的文化土壤。
文化创造力体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和“软实力”对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形成的强大价值导向和精神牵引，其通过对主体精神潜质的挖掘而转化为实践中的创造性活动，构成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得以生成和存续的根源就在于其始终能够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释放强大的思想创造力，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燃料和思想养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构成了文化自信之根本血脉。正是经历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洗涤和沉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与骨髓之中，并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因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为我们所自信，并不仅仅因为其古色古香的韵味，更是因为其在不同历史境遇下展示出的强大生命力和魅力。古代灿烂文明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滋养和精神养料，是涵养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
，即使是处于近代屈辱羸弱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支撑中华儿女不畏艰险与强暴、精诚团结、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其次，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核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在我国历史性实践中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构成了文化自信之灵魂和精髓。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走出了近代以来文化自卑的精神萎靡状态，在救亡图存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涅槃，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创新，腐朽不堪的、带有明显封建糟粕印记的传统文化得到彻底涤荡，创造性地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血脉、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质料的红色革命文化。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中国人民历经磨难、经过千锤百炼而用鲜血熔炼而成的宝贵红色文化因子。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有学者较为系统全面地将其概括为指导思想上的主动、精神状态上的主动、文化斗争上的主动
。同样，也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坚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富国富民、强国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征途中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涵育和精神牵引之下，中华民族才成功地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也正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沃土孕育和滋养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消化吸收人类现代文明积极精神文化成果的同时，也日渐呈现出对长期强势扩张的西方文化的批判性脱离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发挥，形成了更具民族性、包容性和先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日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之时，必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启一种生机勃勃的新型人类文化样态之时。对于这样的文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自信、不去自豪。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N].人民日报，2016-07-02（02）.
（编辑：孔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