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游活动的发展

（一）奴隶社会的旅行

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交换范围扩大，人类有意识的外出旅行活动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并在奴隶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公元前3200年前后，在尼罗河畔，古埃及形成了政治、军事统一的强大国家。同时，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古印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古中国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先后都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旅行首先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和古罗马发展起来。在奴隶制时期，奴隶制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客观上为旅行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必要条件，并使其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达到全盛。

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产生了商业旅行。被称为“海上民族”的腓尼基，很早就有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造船业的水平高居世界榜首，这些为商业旅行提供了条件。因此，腓尼基很早就出现了商业旅行。由于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腓尼基人很早就认识了北斗星，希腊人将之称为“腓尼基星”。腓尼基人西越直布罗陀海峡，北至北欧波罗的海各地，东达波斯湾、印度。波斯帝国也是较早兴起商务旅行的国家，地处东亚和南亚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文明融合，发展了旅游文化。为了加快控制分散的总督，加速政治、经济、军事信息的传达，波斯帝国大兴道路建设。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帝国兴建了两条“御道”，第一条东起帝国首都苏萨（今伊朗胡齐斯坦省油兹富尔城西南），直抵地中海的以弗所，全长约2 400千米，有驿站和旅舍110座。另一条起自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直达巴克特里亚（大厦）和印度边境。这条后来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基础。这两条道路的修建，对商务旅行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古埃及的宗教旅行很发达，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宗教节日集会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最隆重的是“布巴提斯市的阿尔铁米司祭”，前来参加盛会的男男女女，乘坐大型游艇，妇女打着手板，男子吹着笛子，载歌载舞，途径临河镇、市，都要靠岸表演，达到布巴提斯时，则献上丰盛的祭品，各种仪式热闹非凡，男女老幼，通宵达旦，甚是壮观。公元前1501—前1480年，埃及皇后哈特谢普苏特还前往红海地区旅行，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旅游。

古希腊时期，宗教旅行达到鼎盛。古希腊的提洛岛、特尔斐和奥林匹斯山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地。宙斯神庙所在之地——奥林匹亚，在举办宙斯大祭之日，同时举行赛马、赛车、赛跑、角斗等体育活动，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奥林匹亚节。这一节日活动发展至今，发展为世界闻名的体育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的奥林匹克盛典，纯属一种宗教活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围剧院的建立和宗教旅行的发展。后来，宗教旅行逐渐遍及全球，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旅行活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大旅行社家，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通过旅行观察社会、思考人生、享受生活。他们在旅行中不断增长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直接推动了古希腊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产生。

古罗马时代，旅行更加多样化，达到了全盛时期。在古罗马帝国强盛时期，其疆域空前庞大。北部边界到了现在欧洲的英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东到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南面包括非洲的埃及和苏丹北部，西边濒临大西洋。此时，其大规模的侵略和扩张已经基本停止，帝国的秩序相对稳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政府在全国境内修建了许多宽阔的大道，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公路网。甚至曾经有一句谚语形容其城市间道路网络的状况——“条条大道通罗马”。他们分段由当地部门管理，并由军队保护，社会治安逐渐好转。这种全国道路网络的兴建虽然其本意上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为人们沿路旅行提供了方便。

越来越完备的基础条件，为人们实现空间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一部分有钱有权有闲的特权阶层中开始出现了以寻求乐趣为目的的闲暇旅行，旅行超越了商务、宗教信仰，出现了具有鉴赏艺术、疗养、徒步旅行、庙宇游览、建筑欣赏、古迹观光等各种目的的旅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最早的自然观光旅行，例如英国北部灿若明珠的湖泊、希腊北部雄峻的顿泊河谷，以及作为文化标志的尼罗河、莱茵河和小亚细亚蜿蜒曲折的河流，都成为极富魅力的旅游吸引地。另外，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西班牙和高卢的独特民俗、北非的新兴城市都成了吸引旅游者的因素。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塞涅卡在文章中写道：“很多的人都不惜长途跋涉，一睹遥远的景。”普鲁塔施说：“世界的涉足者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花在旅馆和船上了。”据史书记载，古罗马甚至在去那不勒斯沿途还建起了豪华别致的别墅，供旅游者享用。罗马最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游历过欧亚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在旅游中观察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几乎一生都在旅行途中，足迹几乎到达了罗马帝国的所有地方。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旅行的发展情况同西方奴隶社会旅行的发展情况基本相同，但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建立总体来说，在世界上属于较早的，比一般西方国家要早得多。在奴隶制到达鼎盛时期的商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社会分工使得生产效率空前提高，从而也使得商代成为中国奴隶社会经济繁荣时期。良好的社会环境，相对完善的交通体系，城市和客舍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旅行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夏、商、周的旅游主要是帝王巡游、政治旅行和商旅活动。帝王巡游，如西周时期的周穆王，他那“欲斯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的远游理想，使他“西征”成功，开创了中国通往西方、密切长安与西方各国关系的先河。到了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纲纪失常，出现了诸侯国之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争霸战争。由于诸侯争霸，大批知识分子游历于各个诸侯国，出现了诗人政治、游说旅行的高潮。如孔子周游列国，劝兴周礼，著《春秋》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苏秦和张仪，均以布衣位列卿相。此外，这一时期屈原的放逐之旅，可谓是痛苦悲壮而令后世称道的，他在放逐期间创作《离骚》《纠葛》《九章》《天问》等记录自己的行旅生活。《管子》中有“使出周游于四方，明号召收天下贤士”的描述。这一时期的旅游主要不是为了游览审美、欣赏娱乐，而是为了审时度势、置身卿相。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旅活动，是从商朝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这一时期的商旅活动也十分活跃。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商人足迹“已经走遍了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到了春秋时期，商人成为“四民”（士、农、工、商）之一，远距离的商贸旅行更加繁荣。

（二）封建社会的旅行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 000多年，在此间，中国的经济是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较之前都有很大的进步，且社会经济发展优先于西方世界。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为这个时期的旅行活动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旅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帝王巡游：相较于奴隶社会时期的帝王巡游，封建社会时期的帝王巡游则具有更加浓郁的“游”的成分，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乾隆等帝王巡游。这类古代帝王在旅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皇权的威严，震慑人民，同时也可以了解民情，巩固其统治。也有部分帝王是为了封禅，封禅地点多为天下名山，封天禅地，祈求上天庇佑，江山永固。比如自秦始皇至清代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有24代帝王遣官祭祀72次。此外，秦始皇执政期间六次外出巡游，范围遍及全国。隋炀帝下扬州、乾隆下江南等都是众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

官吏宦游：指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官吏走马上任或者受帝王派遣，为执行某种政治、经济、军事任务而进行的旅行活动。其中以张骞、郑和为代表的官吏宦游最具影响力。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试图联络大月氏一起抵御匈奴，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达成此项政治目的。但张骞先后达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并把各国使节带回汉朝。张骞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了解，增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的交流，同时，汉朝通过这条道路将中国丝绸运往西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因此张骞此次西域之行也被称为“凿空之旅”。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行五万余千米，到达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是我国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中国航海日”也因此而来。此外，三国时期的朱应、康泰，唐代的杜环，元代的汪大渊，都是中国古代官吏宦游的杰出代表。

宗教旅行：是以朝拜、寻求仙人、布道、求经等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旅行活动。由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拜火教、犹太教先后传入我国，我国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宗教旅行的记载。我国古代更是将宗教信仰者因修行问道而云游四方的活动称之为游方。宗教旅行在我国长期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旅游资源，例如四大石窟、少林寺、四大佛教名山等。宗教云游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法显、唐朝的玄奘和鉴真。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出玉门关和阳关，行程5万余千米，时长19年，在645年回到长安后，由其口述，其弟子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包含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城邦，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反映了西域的风土民俗。

买卖商游：古代中国，占支配地位、规模较大旅行的是买卖商游进行的，他们以贸易经商为主要目的。由于中国古代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历史极为悠久，商人一词可以追溯到商朝。中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商人是靠投机取巧牟取暴利，不利于农业生产，为了保证粮食生产，他们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个别时期甚至歧视商人，将商人列入社会最低阶层，限制其子弟考取功名，甚至限制其穿着丝绸。但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精美的产品备受世人青睐，促使经济不断繁荣发展，因此买卖商游规模巨大。往返各地做买卖的活动被称为“商旅”，买卖繁荣的必经之路被称之为“商路”，其中最为著名有“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在中国古代，全国各地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西南地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沿海地区则海运畅通。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是商务旅行兴起的重要标志。现在，部分商路已成为厚重历史的承载者，昔日经贸繁荣的见证者，且又演变为当代的优质旅游资源。

文人漫游：主要是指文人学士为了各种目的而进行的旅行游览活动。文人漫游肇始于先秦，不同时期文人漫游的目的各有侧重，形式和内容也略有不同。如先秦时期的文人漫游主要是为了施展政治抱负，故游说之士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漫游多为政治上失意进而通过追求适意怡情达到排解忧愤的目的，故这一时期多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的漫游之士。而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文人从政的热情，“宦游”“游学”之风盛行。此外，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表明了中国是一个行知结合的社会，古代的很多文人都有游学的经历，他们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漫游名胜古迹，广结朋友，切磋才艺，提高学问，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传世佳作。其中不乏一些高雅之士，拥有济世之志但不贪慕虚荣，自负才学而不愿参加科举，但又不愿消极隐逸，所以通过“远游”托物言志，来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其中，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人都是此中典型的代表，这些人的事迹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构成了旅游资源的一部分。

科学考察旅行：主要是指一些专家、学者为了考证先贤遗著的正误而探索客观世界的奥妙，或者为开创一门新学科而进行的治学与旅游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它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许多求学之士，崇尚求学或深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或为了获得“读万卷书”所无法获得的知识信息，都热衷于“行万里路”来弥补“读万卷书”之不足。像徐霞客、郦道元、李时珍这一类人，为了追求真理而遍走中国各地，通过长期艰苦的实地考察旅行，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用20年的时间先后游览考察了江、浙、皖、鲁、鄂、湘等地，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最终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此外，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四海为家，山水为伴，游历34年，足迹遍及今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撰写了《徐霞客游记》。该游记用精湛的笔法记录了徐霞客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被世人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我国也将《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但是，这类旅行在中国封建旅行当中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才能进行。

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发展相比，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一度沉寂，发展明显落后。从罗马帝国衰亡，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内，欧洲没有多少人外出旅行。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同欧洲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欧洲在公元5世纪开始其封建化进程。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战乱、社会动荡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使得旅行活动的发展条件陆续消失。这主要体现在：各地间贸易数量小，商务旅行者数量急剧下降；道路无人管理而日渐破败，行路不再方便；道路沿途盗匪横生，旅行安全不复存在。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洲封建社会中，封建割据，王权衰落，整个精神文化领域为僧侣阶层垄断，构成人口主体的农民大体上是农奴，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由人农民还是有很大差异性的 。

这一时期，西方旅行主要以宗教旅行、求学旅行、商务旅行和探险旅行为主。罗马人喜爱四处观光游览，他们使用导游手册，甚至雇用导游，在旅游目的地到处题字留念，购买纪念品。一个叫鲍萨尼亚的希腊人写了一本《希腊旅游手册》，成为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唯一留存下来的导游手册，此书撰写于公元160年至公元180年，它是“旅游史上的里程碑”。

7—8世纪，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达到发展的顶峰时期。阿拉伯帝国以首都巴格达为中心，广修驿道，密置驿站，交通运输空前发展，交通四通八达，驿站备有马、骡和骆驼。当时伊斯兰教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并对教徒规定了朝觐制度，这使得每一个穆斯林者平生都有欲望进行一次长途旅行。朝觐期间，来自各地的穆斯林旅行团云集麦加，商人、艺术家也趁机而来，或做生意，或献艺。驿传局还编写了许多旅行指南，对穆斯林、旅客、商贾等均有实用价值。

9—10世纪，西方商务旅行盛行。地处交通要冲的阿拉伯帝国的商人，几乎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全部贸易。他们东到中国，西到大西洋东岸，北达波罗的海，南抵非洲内陆，在长期的贸易旅行中积累了丰富的旅行知识。13世纪，欧洲的外交、贸易旅行开始兴盛，中产阶级迅速成长，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其父、叔途径两河流域，越过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来中国经商，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随后到达元大都（北京）。在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后，他在中国游历17年，游览和访问了中国各地及周边国家。1292年，马可·波罗从海路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国返回，并撰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情况，并重点叙述了中国的情况，对新航线的开辟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阿拉伯帝国时期，出现了以求知求学为目的的旅行。阿拉伯人是寻求知识而爱好旅行的典型代表。穆罕默德曾教导穆斯林们“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例如，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的著名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马苏迪，曾游历埃及、巴勒斯坦、印度和中国等地。其遗著《淘金场与宝石矿》中，多次提及中国，推崇中国的非凡技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擅长塑像和其他技艺。此外，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外出旅行长达38年之久，漫游了马里王国，在其著作《亚洲非洲旅行记》中记载了中国的城市、商埠、物产和风俗。

15世纪，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引起了对外扩张和对黄金的需求。《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东方富庶，遍地黄金，吸引了一大批欧洲的商人、航海家、封建主从事海洋远航。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多次建议葡萄牙国王进行环海航行探索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之路无果后，移居西班牙。1492—150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先后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美洲大陆等地，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线。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1519—1522年，麦哲伦绕地球航行一周，证明了地圆说，对科学的发展及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的航海旅行，兼具探险、科学考察旅行的性质。

17世纪后，出现了科学考察旅行和带有掠夺性的探险旅行。17世纪，沙俄政府组织所谓的“探险队”“航海线”等团队，以“考察”“旅行”的名义进行“地理发现”，所到之处均被划为沙俄的“领土”。18世纪中叶，英国组织了多次探险旅行队，进行殖民地掠夺，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航海路线、动植物和地质研究。其中以库克船长为首的探险队先后进行环球航行三次，达尔文在航行过程中，通过对各地的实地考察，找到了物种起源的科学解释，创立了伟大的进化论学说。这一时期具有科学意义的旅行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影响。

直到18世纪中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自觉的、有特定目的的自然观光旅游。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以冲破中世纪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在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卢梭、歌德、海涅、萨托博里杨等人的影响下，欧洲掀起了“回归大自然”的热潮。一些酷爱大自然的大文豪、音乐家、画家，用文学作品、音乐、画卷来鼓励人们到大自然中去。而这种酷爱大自然、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时代精神，成为后来旅游业发展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时期，世界各地旅行呈现出一些共性：

其一，从参加者来看，旅行者多为帝王、官僚、贵族等统治阶层及上层人士，人数少，规模小，不具有普遍意义。

其二，从旅游类型来看，宗教旅行、商务旅行占据主导地位，但仍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消遣性的旅游活动。

其三，从旅行范围和交通工具来看，交通工具仍然是以自然力、人力、畜力为主的车船，出行距离和范围受到限制，仅有极个别的人，出于探险、经商的目的，用毕生精力甚至生命，创造了长途旅行的历史。

思考1-3 欧洲封建旅行和中国封建旅行有哪些共同特点？

（三）近代旅游活动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开端

从全世界看，19世纪初期，旅行活动开始在许多方面具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的特点。其重要特征为：因消遣目的而外出观光或度假的人数在规模上超过了传统的商务旅行；为旅游服务的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而逐渐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国际旅游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蔓延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场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改变了封建社会时期的生产关系。因此，工业革命直接影响近代旅游的产生和发展，其主要表现如下：

（1）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刺激了旅游活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其变得一无所有、无以为生。工业革命则正好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大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而工业生产的发展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这些自由但一无所有的人为了谋生和寻求就业机会，大量涌向城市。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地点从乡村转移到了工业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过去自由、宁静、景色优美、生活相对悠闲的农村，来到了嘈杂、拥挤、节奏紧张的城市，原来那种随农时变化而忙闲有序的多样性农业劳动，被单一、枯燥的重复性的大机器工业劳动所取代。面对紧张的城市生活、拥挤嘈杂的生产环境，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回归大自然，追求宁静、自由的农村生活的想法。研究资料显示，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长期远离大自然，在城市生活的人，比在农村生活的人更向往旅游活动，更加希望有时间可以在大自然中生活一段时间。这就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休假需求。

（2）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性质，促使旅游动机产生。

在农业生产中，人们早已习惯了较为自由、相对散漫、忙闲有序的生产方式。而在工业革命后，在大机器的流水作业生产过程中，工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单一、重复、枯燥、紧张，个别的工厂中还存在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这些，对于习惯了农业生产方式的人们来说必然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急需通过休假旅游来放松自己，舒缓心理压力，以便能够恢复精力投入新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革命一定程度上给旅游的发展创造了机会，激发了旅游需求的产生，推动了旅游的发展。

（3）带来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使有财力参与外出旅游的人数增加。

产业革命带来了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有条件外出旅游的人数增加。产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财富集聚和增长，使人们的收入总体水平上升，为旅游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促使了古代旅游向近代旅游的根本转变。此外，产业革命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要求休假的不懈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增加工人工资及缩短劳动时间，这为近代旅游的发展创造了时间条件和物质基础。

（4）蒸汽机在交通中的应用，使得大规模人员流动成为可能。

工业革命推动了新技术的发明，交通工具的发展进一步解决了旅游的空间障碍，并且使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成为可能。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蒸汽机的改进和在交通领域的应用解决了当时交通运输的动力问题，形成新的陆路、水路运输方式——火车和蒸汽机船，这也成为旅游发展进入近代旅游的标志之一。19世纪以后，蒸汽动力的轮船迅速普及和发展。1807年，美国“克莱蒙特”号轮船已在哈德逊河上开始了定期航班载人运货。1825年，享有“铁路之父”之称的英国人乔治·史蒂芬孙建造的斯托克顿至达林顿的铁路正式投入运营。1838年，英国蒸汽轮船“西柳斯”号首次横渡大西洋的成功，更大大缩短了穿行欧美的时间和距离。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运量大等优点，因此很快就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建设，各地开始兴建铁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真正的旅行代理商是英国人托马斯·库克，第一次组织的旅行就是采用的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在火车和蒸汽机船投入使用之后，远距离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这也使得大规模、远距离旅游成为可能。

（四）现代旅游活动

现代旅游活动通常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迅速普及于世界各地的社会化旅游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显著进步。各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理疗战后的创伤，国际联系不断加强。战后世界人口数量在迅速增加，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形成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现代交通运输业的高度发达，飞机所取代，高速公路的急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旅行的时空距离缩短，使旅游者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们带薪假期得到增加。而城市化进程普遍加快，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空气污染和噪音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在不断地恶化，工作单调乏味、重复性大使得人们的工作氛围枯燥，再加上拥挤的生活空间和喧闹的城市环境，更加推动了人们旅游动机的产生。此外，人们旅游意识增强，旅游需求增多，教育事业发展、信息技术进步和旅游宣传的影响，以及各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对旅游业的发展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