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4年，汉姆布瑞克和曼森（Hambrick & Mason）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该理论对于研究企业战略行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高阶梯队理论指出企业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与企业行为，除了受到外部环境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以下简称高管）。不同高管做出的战略选择以及对信息的解读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来自高管过去的经历、价值观、认知和个人特征。自此，高阶梯队理论开启了高管个人特质与企业战略行为关系的研究视角。

本书在高阶梯队理论的指导下，深入探讨了高管的各类特质对企业资源配置、创新行为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研究高管的金融背景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近30年来，全球经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金融化三次重大变革（戈拉德，2005）。金融化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金融化正是金融化在微观层面上的体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金融行业存在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从而引发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大量出现的现象。企业的利益需求催生了企业金融化，同时企业金融化程度又随着企业各种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市场机会的变化而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高管是否具有金融专业背景和从业背景，对企业金融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影响。同时，企业金融化程度又会受到企业生产要素特征的影响。因此，在企业生产要素密集度特征的调节作用下，本书通过考察高管的金融背景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效应，论证了高管的金融背景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

（2）基于企业股权特征，研究高管职业背景下的管理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投资拉动进入瓶颈期，创新驱动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核心动力。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有很多，作为管理层核心的首席执行官（CEO）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理人的偏好、能力和决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乃至命运（柯江林等，2007）。一方面，CEO的管理能力综合反映了其利用资本经营的能力、选人和用人的能力、计划和控制的能力、识别机会和风险的能力、创新能力、处理不确定事项的能力等。但CEO的管理能力是一个宽泛且难以测量的指标，本书借鉴了库斯托迪奥（Custodio，2013）的研究思路，认为CEO的管理能力可以通过其职业背景、从业经验和地位来描述，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高管一般管理能力指数。另一方面，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又对CEO的企业管理权具有制约与制衡的作用。因此，本书从企业的股权特征出发，基于CEO的职业经历，论证了CEO一般管理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3）基于管理层收购企业，考察高管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目前有关两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有的认为高管的政治背景是企业的宝贵资源，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效应，能为企业带来额外的利益（菲什曼，2001；阿迪卡里等，2006；昂等，2007；张川等，2012；约翰逊等，2016）。但也有研究认为高管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效应（法恩等，2007；王庆文等，2008；杜兴强等，2009）。这一结论的差异引发了我们对该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本书将研究样本界定为管理层收购企业，对比考察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当其只是作为管理者时，是否会对自身政治背景的利用有所保留，或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考量，或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从而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而当高管不仅是管理者还是所有者时，是否会充分利用其政治背景，以获取更多资源或政策倾斜，使得企业有更好的绩效表现。

本书的研究与出版得到了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的关怀与大力支持。在研究过程中，孙宏洋硕士、谭洁硕士、平志波硕士和刘晨阳硕士等也积极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本书的出版同样离不开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与金欣蕾编辑的细致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的内容只是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行为研究的沧海一粟，由于笔者能力与水平有限，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与遗漏，竭诚希望读者朋友和相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提出您的宝贵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补充完善，取得更大的进步！

笔者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