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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进路径显示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特征，更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表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研究主题不仅包含了制度变迁的共性探讨，更包含了突出的特殊性研究。共性探讨与特殊性研究的融合，决定了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独特视角，并在其系统的研究对象中突显出中国特色，在共性与个性兼具的研究目标中显现出研究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开展贸易、怎样开展贸易，这是贸易理论涉及的两大问题。其中，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贸易利益分析，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与贸易制度直接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有所不同，由此显示出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了理论的发展，也关系着实践中贸易制度的演进和贸易的发展，关系着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实践的发展又为贸易利益分析和贸易制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的认识对象，进而推动着贸易理论不断发展。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的相互促进表明，任何主题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客观实际，以正确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就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而言，历史分析是必有的主题，这是制度变迁研究的共性所在。但是，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决定了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社会制度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特殊性，因此，简单的历史分析是不够的。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制度，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产生、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蕴涵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历程之中。因此，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必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在明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对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发展完善的决定作用，以及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发展完善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促进作用的条件下，从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视角逐层深入。
其次，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从经济制度的层面看，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基础，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演进一脉相连。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决定了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制度的建立与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决定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所以，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必须依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轨迹，从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视角逐层推进。
但是，从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关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众多文献中，以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极少，这不利于揭示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在社会制度基础和指导思想方面的特殊性。
再以理论视角的不同来看，现有文献有多种类别，包括基于西方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文献。
基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展开研究等情形。客观评价，这样的研究视角有重要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揭示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所包含的制度变迁共性方面，西方制度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分析工具。但是，由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如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的过分夸大制度的决定作用，偏重制度的功能分析，忽视制度的社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
等缺陷，降低了西方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方面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揭示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特殊性方面，西方制度经济学具有先天不足。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献，其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是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必有的角度。在根本上，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与地位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特质决定的。具体就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来讲，其方法论特征是以辩证法为基本方法，其方法论原则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
。基于辩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既重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定义制度时，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注重从内容的角度切入，并从性质和内容的层面对制度进行划分，进而认为制度是分层次的，而制度变迁，则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更替和同一社会制度自身的变化，也包括具体制度安排的变化。在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方式时，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基于辩证的视角、科学的世界观，得出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技术进步是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结论，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辩证关系，而制度变迁的方式，则可以是量变的形式，也可以是质变的形式，但量的积累可以带来质的变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还可以分为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两种方式。综上，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十分强调阶级分析，并在重视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兼重其内容。因此，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无论从共性探讨还是特殊性研究的角度讲，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的文献，以依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展开研究的成果居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计划经济时期对外贸易制度的演进极具解释力，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改革创新对外贸易制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明辨制度和方法以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揭示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改革创新的辩证统一性，为中国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创新破除了思想束缚，指明了方向。应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对阐释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辩证关系，揭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意义重大。
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承与发展的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放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思想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要科学阐释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而且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紧扣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客观实际，应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
在更具体的层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中，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联系最为直接的，是关于贸易的理论思想，如马克思的国际分工与国际价值理论，毛泽东的统制贸易思想，等等。改革开放后，在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创新历程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贸易思想。作为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中国改革、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和经验的积淀，这些对外贸易思想不仅可以科学诠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进规律，而且关系着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深化对外贸易改革，推动对外经济贸易协调、持续发展的基本方略。因此，在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时，除了在一般原理层面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毛泽东的对外贸易思想、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思想，具体分析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演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制度的基本架构和发展方向。
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特征，基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相互关系，研究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必须正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系统性。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对外贸易体制演进为主题的文献较多，也有不少以对外贸易战略演进、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建设等论题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这类文献对不同层面对外贸易制度演进情况的专门探究，为深入分析对外贸易的体制、战略、政策、法律法规的变迁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系统把握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却存在不足。
在概念界定上，普遍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体制主要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及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制度安排，对外贸易战略是关于对外贸易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构想和规划，是经济发展战略在对外贸易领域的体现，对外贸易政策是管理对外贸易的原则、手段和措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管理对外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这些概念的内涵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对外贸易制度从总体到具体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对外贸易目标与其实现途径和实现手段的关系。比较而言，对外贸易战略更具总体性特征，它规定了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对外贸易体制是对外贸易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载体，它主要通过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使对外贸易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对外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战略和对外贸易体制实现结合的保证。作为实现对外贸易战略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需要随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而调整，对外贸易战略体现着对外贸易政策变化的总体趋势。同时，对外贸易政策受对外贸易体制的约束，在对外贸易体制发生变化时，对外贸易政策也将随之调整。在法治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政策包含了法律手段，但法律法规又是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就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而言，作为对外贸易总政策的集中体现，它规定了对外贸易制度的基本架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中，总则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
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基本关系，表明了对外贸易制度的体系和层次结构，即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政策相互联系，构成了对外贸易制度的基本体系，并显示出从总体到具体的层次关系，进而构成了关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系统的研究对象。按照“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政策”顺序递进，并依据对外贸易包括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客观实际，在政策研究的层面具体分为货物贸易管理制度演进、货物贸易促进制度演进及服务贸易制度演进、技术贸易制度演进，这样逐层分析，既可以充分反映新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体制、法律制度和政策演进的情况，又符合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结构特征，有利于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制度自由化、便利化演进趋势。
此外，由于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基于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制度要求，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与引进外资及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演进紧密联系，与知识产权制度演进互相交集，因此，将引进外资制度、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融入研究主题，这也是研究对象系统性的重要体现。
从实践情况来看，实验、试点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创新的历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以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为先锋，以经济特区为试验田，通过在对外贸易领域实施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引进外资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试点，中国推动了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先行改革，并在对外贸易改革与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配套政策建设相互促进的同时，由对外经济贸易的制度建设推动了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及所有制、宏观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变革。在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实验区培育了一大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创新成果，同时还承担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大任务。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试验田，可把对外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具有共性的难点、焦点问题，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先行先试，通过在局部地区进行压力测试，积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探索最佳开放模式，为对外谈判提供实践依据。
根据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涵。为了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赋予自由贸易实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同时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可见，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实验区及自由贸易港的探索，中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诠释着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制度变迁的演绎逻辑，新中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贸易投资制度演进，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研究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前述基础上，沿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方向进一步分析，可以深悉中国在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深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理念和思维创新。一方面，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我们党的开放理论实现了从指导中国开放到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国中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
，中国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同时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平台。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加快实施既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的重要平台”
。根据《意见》精神，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坚持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战略紧密衔接，坚持把握开放主动和维护国家安全，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公约数，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可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体现了中国维护、拓展自我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立场和原则，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安排、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作为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另一个轮子，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自由化进程来看，复关、入世及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促进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主渠道地位的立场和作为，对完善多边贸易规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形式，尤其是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主动作为，不仅对建设富强美丽的中国意义非凡，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也意义重大。
因此，从参与国际组织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研究新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情况及其对贸易投资制度演进与发展的作用，是系统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需要，是客观展示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立场与贡献的需要，也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制度变迁做效应分析，并针对未来的制度建设提出建议，这是制度变迁类研究主题常有的落脚点，也是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重要目标。
具体而言，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为主线，循着建立与调整计划经济制度、探索与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度、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轨迹，按照“制度基础→理论依据→战略转型→体制改革→法律建设→政策创新”的内在逻辑，在分析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与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梳理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思想的演进历程和发展创新，确立分析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并在有机融合全面提高开放经济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和对外贸易体制机制的基本属性，研究中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国际投资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和依托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贸易投资制度创新，依据主动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精神实质，从国际组织合作、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视角分析新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情况及其对贸易投资制度演进的作用，分析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主张，总结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创新的成果，分析其效应，探寻新时代中国创新对外贸易制度、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转变，由贸易大国转为贸易强国的路径。基于这样的研究目标，可以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以及内因和外因、推动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层面，剖析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进规律和贡献，从而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体现出研究的特殊意义。
首先，从实践层面来看，系统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不仅可以为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对外贸易制度，促进对外经济贸易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和有价值的建议，进而为中国持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也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为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中国经验，因此对国际合作和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其次，在理论层面，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重点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有利于探索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所蕴含的理论思想及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和创新成果，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贸易理论体系提供文献参考，为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提供文献借鉴，为研究、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理论提供理论借鉴。
整体而论，基于独特的研究视角、系统的研究内容，兼具共性与特殊性的研究目标，对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中国、对世界的重大意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