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对外贸易制度建设

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吸引了国内外的关注目光，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探究“中国奇迹”的应有之义。在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各类研究中，对外贸易制度研究成为当然的重点，这既因为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密切，也因为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关系着中国的经济贸易制度创新，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从演进历程来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建设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改革创新几个阶段，各阶段的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意义。

一、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对外贸易制度的建立与调整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立即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实行了对外贸易统制政策。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体制，这种由对外贸易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经营，中央财政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既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也与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国际分工的思想认识相吻合，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居于改革开放前的主客观情况，中国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

总体上看，这段时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属于高度集中的、内向型的贸易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中国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就对外贸易制度的具体层面加强了建设，也做了一些调整，如1953—1957年关于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的建设，1974年关于对外贸易体制的局部调整，1976年后对国营外贸专业公司的调整，以及为推动出口从“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转变所采取的一些举措。

从实践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的建立和建设为新中国迅速掌握对外贸易的独立自主权、迅速改变对外贸易的性质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进而为新中国捍卫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然，对外贸易制度的调整也有不当的时候。“大跃进”时期放权浪潮下对贸易经营权的盲目下放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外贸易秩序的混乱。从较深的层面讲，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的认识不足，是影响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中，中国先后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这两大思想束缚，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之相伴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目标逐渐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架构和目标日益明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制度不断创新。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度的背景下，中国围绕行政性分权改革了对外贸易制度，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背景下，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目标及复关、入世和履行入世承诺的要求，加强了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实施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制度，深化了关税、非关税领域的改革。随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立，中国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强了财税、金融、贸易等政策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加快了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架构日趋完善。与改革进程相一致，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迅速壮大（见图1-4、图1-5）。

图1-4、图1-5显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进程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致的，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时段上也是一致的。这个结论和前文关于贸易结构优化进程与改革开放深化进程相一致的结论高度吻合，表明改革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一步分析，对外贸易的改革、创新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从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切入，结合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和主体结构的优化来看，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一度占了半壁江山，在加工贸易占比和一般贸易占比第一次相近的1993年到两者第二次相近的2007年间，加工贸易占比一直高于一般贸易占比并处于历史最高位。从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来看，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3—2007年，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在1994年首次过半，达到56.1%，到2007年则高达84.3%。可见，加工贸易的发展与利用外资是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比的提高与1993年后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同步的。而且，商务部和海关的有关数据进一步显示，1992年后，外资企业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迅速提升，到2001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进口额和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额、进口额和出口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比为50.1%，到2007年达到57%。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高占比、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高比例表明，在这段时期，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比的变化与对外贸易主体结构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外资企业是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资政策、利用外资对对外贸易有重要促进。

在2007年以后，贸易方式结构的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各类贸易主体的贸易占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迅速扩大，特别是2015年以来，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一直居于首位，2018年，其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达到48%。

从国有企业一统对外贸易天下，到外资企业独占半壁江山，再至民营企业连年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这凸显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高度市场化，凸显了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制度的重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各类对外贸易经营主体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使新的发展动能不断集聚，使对外贸易具有持续发展的基础。

再从对外贸易战略演进的层面看，无论是对外贸易总体战略的发展，还是货物贸易战略与服务贸易战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大经贸”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政府从重视货物贸易轻视服务贸易到二者兼重的转变，对对外贸易特别是对服务贸易的发展意义重大；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技术引进的发展意义重大；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表明中国政府对于出口和进口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优进优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体现了新的发展理念，对提高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扩大进口，推动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推动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对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意义重大。

三、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意义

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建立、调整、改革创新的建设历程，显现出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轨迹。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促进、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及经济发展的贡献，蕴含着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在促进中国及世界的贸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机制与传递路径。

从词义来看，“建立”有创立之意，指初次建立；“建设”多指创立新事业；“调整”是指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所做的调配、整顿；“改革”则是指改掉事务中陈旧、不合理的部分，使之合理、完善，创新即创造革新；“变”指性质、状态或情形跟原来不同，迁指转变，因此“变迁”指事务的逐步变化或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此，结合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建设的实际，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应该包括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建立、调整及改革创新的动态建设过程。其中，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建立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在这段时期内，中国从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建设、没收官僚资本的对外贸易企业、新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企业、建设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等方面推动了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并在1956年完成了对外贸易领域的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面确立，中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成果，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的建立在根本上否定了旧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确立到1978年，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推进了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工作重点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局部调整。在计划经济制度框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调整，使高度集中的、内向型的对外贸易制度发生了一些局部改变，为对外贸易改革积累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改革经历了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逐渐转向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这种转变使对外贸易制度在类型特征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体现。整体而言，改革开放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辩证地分析，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就是在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逐步探索、建立、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规则适度接轨的、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对中国对外贸易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世界贸易及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作用机制与传递路径的层面，首先涉及制度对贸易的意义。根据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制度在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制度安排对贸易模式、贸易规模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在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中起到关键作用。 具体分析，这种作用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讲，在社会生产复杂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基本市场要素的配置、组合以及最终的生产效率，都会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受到规范和约束，适宜的制度安排会在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积累等方面提供有效的保障，进而直接决定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因素。可见，制度是影响比较优势形成的特殊要素，好的制度可以促进贸易的发生和发展，并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进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制度发挥这种促进作用的条件，则是制度具有必需的效率，或者说，制度必须是适宜的。很显然，为了创造这种条件，推进制度变迁是有效的途径。通常情况下，制度变迁表现为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的过程，也常被理解为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 ，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就是以适应新形势的更高效率的制度替代落后于形势的低效制度的动态过程，其中包括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也包括原有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不仅为比较优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为竞争优势的培育创造了条件。

在制度创新相互联系的层面，由于对外贸易制度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体现，因此，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决定于经济制度环境，又丰富了经济制度创新的内容。同时，由于对外贸易涉及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制度协调，涉及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与国际制度体系的协调，这种制度协调促进了经济与贸易制度的趋同。尤其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框架下，中国的制度体系需要与世贸组织的要求相一致，中国和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和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制度体系需要有一致性。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创新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制度创新，都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中国逐步从国际事务的旁观者转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的情况下，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强调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确保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的立场，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担当，这种影响会更加深远。

在更广义的层面，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创新对中国、对世界的作用，体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凡意义。在中国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改革开放取得累累硕果的当今，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所以，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

从邓小平“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大声疾呼，到习近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铮铮誓言，中国在困顿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又在接续奋斗中让这条伟大的道路不断向前。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在改革行进深水区，发展进入关键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回望过去，既可以获得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坚定迎难而上的信心，还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方向，促进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 kh+buXEUepqG/cIaQwS+iSJdIJxZ9ptCg6Bl/EljifXlIwQoBQiv7KeLeTopeW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