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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理论研究、思想发展、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理论基础地位,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发挥着思想基础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

在根本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源自其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也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中共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共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稳步前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具体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中国推进对外贸易制度建设的作用来讲,其突出表现集中在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事物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此外还应用了一系列具体方法,如科学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区别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方法,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可以辩证地分析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经贸规则演进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及其制度举措的利弊,这有利于透过现象把握国际贸易的本质和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客观逻辑,探寻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轨迹和最佳制度模式,进而从特殊现象中抽取共性要素,并在统筹考虑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情况下,科学规划对外贸易战略,全面评估对外贸易体制机制建设,适时适度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措施,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沿着既体现国际贸易共性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方向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中国推进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科学研究获得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为中国建立健全对外贸易制度提供了行动指南。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国际价值理论一直是解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价格形成、贸易方式和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分析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原则、立场和方略的理论依据。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物质基础,也是一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依据。从生产力的角度讲,国际分工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因此,尊重、认识、利用国际分工,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来看,由于世界市场使资源在全球配置,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 。而且,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大工业形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促进了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因此,中国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利用世界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还可以借助对外贸易的产业带动作用促进中国工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两大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体现为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社会总产品顺利实现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但是,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一国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往往与扩大再生产要求的实物构成有差距,其价值形态也难以仅仅依靠国内交换得到实现。“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量的生活资料(用于工资)和原材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促进商品的价值实现,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商品的物质形态转换,为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可见,无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还是依据其社会再生产理论,都足以证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进而表明了中国加强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为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的必要性。从对外贸易的产业带动作用、连接国际国内市场的作用及其与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关系来讲,注重对外贸易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及其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性,是对外贸易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

从价值实现的层面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际价值理论,同一商品具有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两种价值尺度。从质上讲,这两种价值尺度都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从量上讲,国别价值是由一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国际价值则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各国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不同,不同国家在相同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国际价值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两种价值尺度之间的比较差异,这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利用这个比较差异,在正常、平等的贸易条件下,贸易双方都可能获得贸易利益。这进一步表明,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也可以获得比较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 ,而且,辩证地讲,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原本就具有多个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一开始就有两重性。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分析,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这为中国实施相应的制度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贸易政策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关税理论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保护关税制度的历史作用和消极影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保护关税制度促进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资产阶级建立大工业、反对封建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恩格斯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30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它才会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必须补偿它的损失,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部门,并且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没有尽头” 。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一旦实施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 所以,鉴于关税的正负效应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建立完善的关税制度,确定适度的关税水平。基于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恩格斯强调要有一套完善的、适用于一切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部门而且经常随着工业状况而改变自己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认为自由贸易是指“适度”的关税率。具体到产品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把原材料关税和制成品关税区别开来,强调减轻或废止原材料关税对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 “让原材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合理地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

此外,恩格斯还论及了出口方面的保护关税。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表现在,它保护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 。列宁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关税进行理论概括时也分析了关税对出口的保护。列宁指出,“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产品”“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种‘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在国内按垄断高价出卖产品,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 。列宁的分析体现了卡特尔对关税制度的影响及其市场策略,同时列宁还分析了保护关税对卡特尔形成的促进,并且指出:有许多国家重新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关税与资本输出、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关系,列宁也有论及。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是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制度。结合苏维埃国家的实际,列宁主张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有关规定,在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情况下,关税只起辅助作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执行列宁制定的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关税政策。斯大林曾经指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 。1925年10月3日,俄共(布)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的决议明确强调“必须巩固对外贸易垄断制”,同时指出:“任何关税保护政策,任何其他调节手段,都不能像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样有力地保护我们。”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关税理论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关税起源与演进的理论、关于关税是国际上资本斗争武器的理论、关于关税是建立大工业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手段的理论、关于关税的财政职能的理论、关于保护关税是顾头难顾尾的无穷螺旋的理论、关于减轻或废止进口原材料关税的理论、关于适度关税和差别关税的理论,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新关税的理论、关于保护关税与卡特尔关系的理论,等等,在今天,还远没有丧失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税理论中反映各国关税实践共性的基本原理,为中国建立科学的贸易制度、确定合理的关税结构和关税水平提供了重要依据。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长期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找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正是根据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这一精神实质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才形成、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因此决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地位,决定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历史和逻辑上的密切联系,使二者作为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既一根相连、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相映生辉,进而“共同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在中国的新篇章”

毛泽东思想在实践发展和理论传承中的贡献,凝结了丰硕的成果。在对外贸易领域,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得以建立并获得发展的保障条件,也是对外贸易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凝聚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发展对外贸的重要性、原则和制度模式的认识。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建立真正独立的新中国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国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4月,刘少奇强调:“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述表明,新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在于其对工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宗旨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认识,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确定对外贸易发展宗旨的思想渊源。此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领导集体关于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也包含了关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和开放的必然性的认识。根据周恩来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都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相互需求,其中首要的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即使我们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 。这些思想认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市场的基本原理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对外贸易重要性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怎样发展对外贸易呢?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刘少奇指出,“为了把进出口管好,国家要管制对外贸易,对它加以统制。过去因受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统制,今天必须统制。不这样,帝国主义势力仍旧会侵入。但今天管制应放宽些,不要统得太严,统制死了,不要因统制而妨碍正当的进出口贸易。海关税收税率应配合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应妨碍它发展。”

在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则方面,毛泽东思想包含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等方针。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945年,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1958年,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进一步阐释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合理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指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并强调“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根据周恩来的论述,“自力更生”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而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因此,周恩来强调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坚持平等互利,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向独立方面发展,对和平中立国家要互通有无,加强往来,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的政策,则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观点表明,人民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开放、国际合作及适时把握国别政策,注重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强调了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周恩来也指出:“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

根据统制贸易的思想和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对外贸易管制和保护贸易政策,并且把国内市场价格同国际市场价格分开,使国内价格不受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时,进出口商品价格“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在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贸易时,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互相合作的原则进行,“贸易上的作价,也符合这个原则” 。在针对进出口的具体措施方面,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特征十分明显。1950年6月,陈云明确指出:“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去。” 这样的对外贸易制度,对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对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所包含的独立自主、依靠人民、平等互利、合作互助、区别对待等思想,对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在未来不断创新对外贸易制度、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处理好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也具有指导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领域的理论思想构成的统一、科学的有机整体。中共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入党章,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共十八大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及要求。中共十九大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写入了党章,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中的思想基础地位。从中国对外贸易实践发展、制度改革创新的层面看,这种思想基础地位首先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和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思想路线。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相连的脉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坚持这个思想路线,意味着中国将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立足国际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客观实际,锐意探索,持续改革,努力做到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和实践创新发展、包括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发展的原则、方向和客观必然性。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诠释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原则、宗旨和方向,坚实了中国对外贸易实践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创新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想。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和对外贸易实践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定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共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种开放性特征和不断创新的品质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和思想,使自身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上不断创新发展的属性。这个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从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和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吸收、借鉴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使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有机成分,并指导中国按照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推进了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在强调培育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的背景下,又根据巩固传统竞争优势、加快培育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推进了对外贸易制度创新,进而有效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质表明,蕴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也具有开放性特征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正是这样的理论品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能够创新发展,并推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创新,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FeTvY7huIVOKFp4zVcH/jcUGWbvEPJzQi6eaYd1pn8nubz/3dFBeAc3g0r2LF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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