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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程中，中国经历了统制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到推动对外贸易运营模式市场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实践，逐步确立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论题，这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的对外贸易思想到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科学发展思想的根本转变。
在计划经济制度建设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属于内向型的经济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是为了改进国民经济的实物构成，通过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弥补某些物资的不足，调节经济的比例关系。在性质上，这是强调对外贸易实物交换功能的、具有封闭性特征的经济思想。在根源上，这种思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
在这段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斯大林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做了极具价值的探索，经济学界也对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关系进行了重要探讨。毛泽东曾经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强调，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学界，有学者提出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
。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当时各界未能就这些思想达成共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也没有得到改变，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当作需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对外贸易则基本限于实物交换功能，被置于辅助地位，对其价值增值作用、对参与国际分工的意义均缺乏认识，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则持否定态度。
从历史因素和客观环境来看，内向型对外贸易思想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设想要构建平等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1949年9月，《共同纲领》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并发展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通商贸易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经济思想和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控制等历史原因，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以及受“两个平行的国际市场”理论影响，中国实行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经贸战略，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被置于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之外，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1958年，中国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方针，但由于在实践中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经济运行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力更生思想被极度歪曲，出口和进口分别被冠以“卖国主义”“崇洋媚外”，技术引进被责为“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利用外资则被斥为“向资本主义国家乞讨”。
在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这段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在形式上主要限于商品进口和出口，在运营模式上体现为国家统制，在指导思想上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特征，互通有无、调节国民经济实物构成是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调剂余缺论”一度成为理论界的代表性观点。但是，总体而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从无到有并能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逐渐萌芽的。总体上讲，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属于外向型的经济思想。在本质上，外向型经济是以出口导向为主，以扩大创汇为目的的政策性开放经济。因此，发展外向型经济体现了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变化。从思想根源讲，这种变化决定于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的认识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中国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经济合作关系的有关精神，大力开展了对外经济与贸易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将其升华为思想认识。1981年11月，中共第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坚定不移的方针”。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写入中国宪法，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思想初露端倪。
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各界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要求，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充分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觉遵守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在公有制基础上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同时，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与“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生产力标准”的逐步确立相伴随，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朝着既坚持自力更生又重视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守信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从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来看，学者们关于“比较成本论”和“国际分工论”是否可以作为对外贸易理论依据的研究很有时代特征。在《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一文中，袁文祺、戴伦彰和王林生提出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和比较成本学说有合理内核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看待国际分工。
这篇文章破除了理论禁区。
此外，季崇威
，陈琦伟
，汪尧田、叶松年
，朱兴国、王绍熙
等也持这种观点。根据汪尧田和叶松年（1981）的分析，利用比较成本论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不是放弃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是为了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进一步巩固自力更生的基础。与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同，高鸿业
、薛荣久
等认为“比较成本论”不能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薛荣久以《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不能指导我国对外贸易——与季崇威同志商榷》为题，明确提出比较成本说不能指导中国对外贸易。姚贤镐
针对主张以国际分工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指导原则的主要理由展开分析，明确提出：如果按照比较成本所宣传的那样，按照国际分工行事，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根本无法建立，如果把国际分工作为指导中国对外贸易的原则，只能使贸易条件“不利状况延续下去”，勉强用古典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免使人有缘木求鱼之感”。
学者们观点的截然不同，体现了研究氛围的热烈和中国借鉴应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曲折过程。而科学研究的甄别，则促进了认识的转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作为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根据不符合中国对外开放、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在论及对这个观点的看法时，姚曾荫
提出，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做出是与否的回答，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贸易是互补性的贸易，把这种互补性贸易与国际分工对立起来，认为主张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违反国际分工原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论及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外贸易的利益和重要性时，姚曾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和国内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财富或使用价值，还可以通过对外经济贸易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
正是理论研究、思想认识和实践发展的相互促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深化创造了条件。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肯定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中共十三大特别指出，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中国的优势，积极发展出口产业，争取出口贸易较快地持续增长，积极发展旅游业，发展劳务出口和技术出口，努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中共十三大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关于根据市场需求、自身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关于发展服务贸易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外，中共十三大还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报告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概括为12条，这些观点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92年春天，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羁绊中国改革的历史性难题做出了新的诠释。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述，江泽民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强调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了思想和手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中国确定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贸易运营模式将沿着市场化路径改革创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形成新的格局。根据中共十四大的规划，在中国必须努力完成的十个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中，对外开放的任务是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为中国社会经济包括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外向型经济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对比较优势的重视和强调出口创汇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对外贸易思想。在不断进步的理论指导下，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各项举措成为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的发展，检验了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架构和内容，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内涵与实质的进一步明确，中国关于对外经济贸易的思想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在强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开放型经济，同时强调要依照中国国情和国际经济活动的一般准则，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正确处理对外经济关系，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这些论断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迈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时期。
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深化及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借鉴与应用，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已经包含了自由贸易理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贸易自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思想逐步形成。
1995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亚美协会1995年会上宣布，中国将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能够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
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总结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其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党章。此外，中共十五大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必须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开放型经济。
随着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在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思想，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推动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由单方面的自主开放，转向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由被动接受规则，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由依靠双边机制协调经贸关系，转向双边机制与多边机制的结合运用。这一系列的转变，意味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性开放必定深入发展，同时也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创造了新的条件。
2002年，中共十六大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并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同时，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依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实际情况，中共十六大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将对外开放提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高度，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原则和指导思想，强调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对外贸易法》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对外开放，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的原则。
在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依法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和世界形势的新特点，在继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目标。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转变，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注重科学发展的时代。
在深刻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基础上，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蕴涵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
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十七大在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改革开放、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做了规划，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同时，中共十七大做出了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的明确判断，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根据中共十七大对改革开放的部署，中国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其他外部经济风险的冲击，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幅度提升了综合国力。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其中包括进出口平衡发展的问题、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问题、开放模式与开放结构的问题。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肯定“开放型经济达到了新水平”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论题，强调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为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基础上，确立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论题。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论题的确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进入了依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创新运营模式、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各项改革逐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实现了创新发展。
回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面对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面对“三期叠加”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中国经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做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主动把握、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并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围绕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进一步强调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同时加大了提升竞争优势的工作力度。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保持对外贸易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是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从完善政策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部署了实现加快培育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目标任务的方案。
这些重大决策、举措和成就，引领和推动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发展加快，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为中国发展培养了新动力，拓展了新空间。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实现深层次、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为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在总结理论探索取得的创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中共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开放、要什么样的开放、如何更好推动开放等重大命题，明确了新时代的开放理念、开放战略、开放目标、开放布局、开放动力和开放方式，强调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以新的发展理念回答了“为谁”“为何”“如何”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是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表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为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实质，是新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建设对外贸易制度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