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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讲，当一个企业所具有的某种资源，如技术、声誉、企业家才能等，所产生的优势超过了其自身边界时，通过设立子公司延展企业边界便是有利可图的
[1]
。企业集团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联合体，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内部优势资源的配置空间，延展了其成员企业的企业边界，而且也利用独立法人资格避免了内部企业之间的不良债务牵连，保护了其成员企业
[2]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集团更像是Konzem的历史延续，正如许多学者所言，企业集团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3]3
。从已有文献的研究来看，虽然不同学者对企业集团的形成根源和演变过程仍然存有不小的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集团这种企业组织从一百多年前的Konzem雏形发展至今，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它如今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根据Khanna和Yafeh（2005）
[4]309-316
对全球12个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日本战前的企业数据的分析结论，如果考虑到企业间非正式纽带形成企业集团，那么50%以上的企业均附属于某个企业集团。陈林（2009）
[3]1-2
的研究发现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企业集团发展十分迅猛。2005—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同比平均增长约22%，利润同比平均增长更是达到了25%。截至2007年，我国仅大型的企业集团就已接近3 000家。而从2014年《财富中国》所公布的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中也可以看出，企业集团一共有416家
，占到了中国500强企业总数的80%以上，相较于《财富中国》2010年公布的中国500强企业中的企业集团数量增长了6%。事实上，如果在更为广义的视角
下审视企业集团，那么将可以看见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到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集团的身影都无处不在。并且在各国的政治经济中，企业集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运作层面上来看，企业集团由于自身体量更大，业务所涉及的区域更广、行业更多，因此较单一企业而言，企业集团具有更大的资金需求。这种巨大的资金需求与信息成本的权衡，或许正是现代金融集团
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5]
。此外，如果将企业集团看作是一个目标一致的组织，那么企业集团的存在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债权人监管，降低了债权人的监管成本。企业集团的这些运作特点，无疑都对商业银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贷款给企业集团不但能实现巨大的规模效应，同时也降低了单位资金的监管成本，因此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将企业集团作为其重要客户，并且都利用自身成本和服务等优势努力吸引企业集团客户。然而，是否企业集团就一定是优质客户？企业集团相较于单一企业是否就一定具有低信用风险？数据显示，在我国17家银行（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亿元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集团客户占其全部贷款客户数不足0.5%，然而贷款余额却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近50%
[6]
。这种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过度集中于企业集团客户的风险是极高的。正如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阎庆民所言，“企业集团客户贷款是在新经济周期下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信用风险”
[7]
。在我国企业集团化发展的过程中，银广夏、德隆、格林柯尔、蓝天等大型企业集团的财务危机，涉及金额之巨大、牵扯面之广、涉及金融机构之多，至今仍警醒着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控制企业集团的信用风险。其实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企业集团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能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收益，在它背后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与单一企业不同的是，企业集团一旦爆发违约事件，往往涉及更多关联方，波及更多行业。而这种广泛的影响将有可能增大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打乱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策略，并给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价，厘清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复杂性进行分析，找到企业集团信用风险演化的一般特征，对于商业银行防范企业集团客户违约、控制企业集团客户信用风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现有的关于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研究工作来看，大部分学者都几乎一致地认为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研究意义重大，但就已有成果而言，大多数文献却仍然处于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产生根源、不利因素和外部环境影响的定性讨论层面。虽然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企业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联系导致的信用风险内部关联，但是依旧缺乏就企业集团信用风险内部传染机制以及演化特征的具体定量分析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仍将企业集团的具体运作和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交互看作“黑箱”，并不考虑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与其自身特征之间的联系，并希望找到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一般规律。其实，无论是从实务中还是从已有文献中都不难发现，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集团在全世界比比皆是，这些企业集团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一些相似性，但是却在结构、权威配置和内部成员企业协同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异质性特点
[8-9]
。或许也正是源于这些巨大的差异，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内部传染机制也往往针对不同的企业集团呈现出较大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要想从根本上厘清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机制，不考虑企业集团的异质性特点似乎并不太现实。因此，我们拟将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几种典型的关联方式，尝试着打开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交互这个“黑箱”，并基于Tirole范式形式化地分析在不同的具体关联方式下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机制，最终基于这些分析进一步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复杂性和演化特征进行考察。相信这些研究不但能为更深入地理解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和演化提供帮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后续研究拓展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