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普遍存在于全球各个国家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企业集团在各国的经济社会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企业集团的规模优势，近20年来各大商业银行纷纷通过提供灵活的贷款政策和较低的贷款利率来吸引企业集团客户，并且也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型企业集团破产的事实，使得企业集团信用风险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也重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认识，警示商业银行加强对企业集团客户信用风险控制的重要性。由于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使得现实中企业集团信用风险较单一企业信用风险更为复杂。本书在厘清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特征的基础上，从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视角和企业集团整体视角探讨了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和演化，并希望借此能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本书按照以下逻辑展开。

首先，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了企业集团区别于单一企业的特征，并基于此总结出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一般特征；进一步考察了经典信用风险评价模型中经验参数对企业集团对象的适应性，实证地支持了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与单一企业信用风险之间的区别；最终通过数理模型解释了企业集团放大信用风险的基本机制。

其次，在资产关联、交易关联和人力资本关联这三种企业集团内部典型的关联方式下分析了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在资产关联下，结构化模型被用于刻画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的价值变化，并利用条件违约概率度量了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传染；在交易关联下，分别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刻画了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交互行为，并基于此研究了这些行为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的影响；通过构建企业集团科层结构几何模型，实证检验科层结构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影响以及对有限理性下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的分析，探索性地研究了人力资本关联下的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

再次，在报童市场这一假设下构建了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动态决策系统，并且在此基础上刻画了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动态演化过程。系统稳定性分析以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即使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交互行为足够简单，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演化也有可能导致混沌。

最后，针对企业集团的微观运作，刻画了企业集团内部异质化的成员企业之间的互动以及企业集团与外部市场中异质化的企业之间的互动；利用多智能体仿真技术考察了企业集团信用风险演化的特征，即延迟效应和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集团规模、外部市场状况以及企业集团子公司主导行为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演化特征的影响。

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复杂性，归根到底被认为是由其复杂的内部关联所导致。本书的宗旨就在于试图分析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信用风险的传染如何依赖于其关联方式，又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由笔者博士期间部分研究成果集结而成，遵循了笔者博士论文的基本思路。2016年笔者博士毕业以后，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也有新的反思。笔者曾想将这些内容加入，以使本书内容更加完善细化，并增加些许可读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暂时放弃。因此，对2016年以后的一些关于细化和反思的工作暂未收录其中。一方面，对笔者本人来说，聊以自慰的是该书可以作为笔者博士阶段主要研究路线和成果的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那些对于企业集团信用风险更深入的探讨和论证，也只有留到下次再结集出版了。

实际上，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市场的交易摩擦将逐步降低，而整个经济组织也将越来越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的世界级企业相较于传统企业都更加扁平化，但是纵观全球市场，企业集团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并非呈现出逐渐消亡之势。相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经济体，企业集团都蓬勃发展，并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自然会反思，这究竟是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还尚未达到组织边界的拐点呢，还是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亦有不可取代之处。如果从近十年来单个企业集团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企业集团的控制机制以及其内部成员企业的组织结构也都在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然而就企业集团整体的控制幅度和规模状况来看，则明显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就此而言，笔者对经济组织边界是否达到拐点这一看法一直持有保留意见。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在全球各国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单纯是Coase制度经济学概念下的“经济组织”，或许一方面是由于企业集团不可避免的复杂的内部制衡，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集团发展须交换所必需的非典型意义的经济资源，从而让企业集团看起来也不仅仅像是一个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而更多地像是一个具有多目标的产业组织。特别是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企业集团甚至常常直接扮演了站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更前面的那只“看得见的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的存在就有了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纵观全球企业集团的发展历史，将更加明确无误。因此本书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理解和探究是非常粗略的，尚未能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演进的角度去揭示这一组织信用风险的深刻意义。写在前言最后，笔者想告知读者，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本书主题应有之义以下，是极为粗浅与有限的。能初窥企业集团信用风险这一宏大主题之一斑，已是本书要旨。而对于这一主题的更多、更有意思的探讨，须留给后来的研究者。本书希望对后续研究者的工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9年11月1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