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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终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国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上，邓小平同志更是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指示。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环节在于建立竞争机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竞争本身就带有国际化的属性，这就要求作为参与市场竞争主体的人才要具有广阔的国际视角和国际化的知识结构。
鉴于此，对于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来说，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便是培养能够应对国际化挑战的高级专门人才。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带动了教育领域内的改革和发展。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渐扩大使得高校与生产、科研以及社会其他层面的联系不断增强，这既为高校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打下了夯实的基础。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使得高校与学术界的校际联系、交流和合作活动变得日益频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校成了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开始走上了特色化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之路。分析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践行国际化道路的必然性，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全球化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全球化这一术语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各个学科的发展、部门政策的制定以及行业的发展都会涉及它。全世界目前比较流行且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来自简·奈特(JameKnight），全球化是人口、文化、观念、价值、知识、技术及经济等因素的跨国界流动，从而使整个世界形成了更加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状态
。由此可见，全球化包含了多个维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冷战”的逐渐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了新的发展主题。民族、地区甚至国家层面迫切地渴望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信息、电子、空间、通信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为人们开展便捷、顺畅、高效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国与国之间在某些领域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全球成了宏观层面的社会，地方和局部则成了微观社会。宏观社会对微观逐渐地进行全方位的渗透。越来越多的人在解决共性问题时增强了国际化意识，而不再是一味地强调本国家和本民族。一个国家市场和资源会限制本国经济的发展效率，全球市场和资源一体化为一个国家最大限度摆脱自身资源和市场束缚提供了合理路径
。
在全球化内容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其他各个领域全球化得以发展的基石。经济全球化本身同样是一个具有多重内容和维度特质的复合性概念。从横向维度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及大，由本国与邻近国家发展经济往来，再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经济体，最后延展至全世界范围的历程。从纵向维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又经历了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递进式发展历程。这种发展历程始于有形商品的交易，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商品交易，在形成了国际市场之后，国际生产最终形成。国际生产领域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地加速了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的国际化强势发展。所以，经济全球化辐射包含了产品国际化、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国际化以及形成生产要素的国际化三个层面
。劳动力层面的国际化主要指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要通过人力资源培养的国际化来进一步实现。当今世界，培养合格人才得益于高等教育。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局面形成。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力全球化，那么按照生产力效率和生产力空间范围呈正相关性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国际化发展同样是生产力国际化所要求的。
第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文化安全意识在当今的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和融合领域中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在树立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意识的同时，还需要有文化安全。不可否认，中西方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和合作中发生的各种文化冲突就是这种差异的直接体现。群体优势和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念的差异就是中西方之间最主要的差异所在。在重视、研究、掌握和利用好这些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外事活动中的跨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顺利地开展。每个文化群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尊重和认识这些差异，尊重别国的文化。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文化取舍原则下，取其精华、补己之短，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要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真正融合，就要实事求是和客观地处理好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加强防范意识和措施。盲目地崇洋媚外和完全西化地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和体制只会导致失败。
高等教育是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形式，传承文化和传播文化正是高等教育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宗旨所在。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发达国家凭借着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形式多样的文化输出项目以及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新型的文化殖民与文化扩张局面。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各个环节，要力争实现高等教育资源输出与输入的均衡发展，彻底改变以往的高等教育资源输出不足的局面。通过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以及教育主权。与此同时，通过思想和文化领域竞争力的提升来确保国家的安全，进而走出一条同时带有文化安全意识和相应保障措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的理性之路。
第三，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宏观政策和法规制定层面。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首个高潮期。1993年2月13日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成功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于1995年3月18日审议通过，该教育法专辟一章规范了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较详细地谈及了有关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态度、方式、方法等问题。教育部于1998年的12月24日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的第六条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除继续派遣短期学者外，选拔高级访问学者，有针对性地到国外一流大学进行研修交流。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来华进行短期讲学和研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里，我国之前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的一些条款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这一系列问题，我国政府组织了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研究了以往中外办学政策，于2003年5月制定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共计八章六十四条款，分别从总则、设立、组织与管理、教育教学、资产与财务、变更与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方面明确了我国支持和倡导的国际合作办学方向、层次以及开展领域。该规定也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性法规。2004年，教育部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实施办法》，与此同时停止执行1995年制定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新的实施办法主要是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与机构的设置条件、招生规模、收费标准以及办学质量等方面提供政策规范，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配套政策上进行的可细化性操作。这些政策和法规都有利地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措施和目标实现了制度化、效率化和规范化的发展。
第四，高等教育国际化对高校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有助于提升高校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领先地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早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就展现出了高度的国际化水平。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欧美留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201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国人才流动培养中最现实的问题是高校缺乏国际化师资、国际化学生，国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很严重。现在中国的人才高流出低流进，失衡明显，高校国际化形势不容乐观。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师资达到了85%，而中国的大学外教却不到1%，这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名牌大学的国际排名和国际影响力与国外知名大学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高校应该尽快通过海外培训和引进外籍专家教师等方式，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形成国际化培养体制机制，缩小与国外知名大学的差距，使自身成为世界一流人才的聚集地和发源地，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头羊。
第五，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能力。首先，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能够革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通过与国外高校的沟通交流，将国外先进一流的教学理念、方法、方式灵活地融入自身的教学中，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能够优化、调整现有的课堂体系和结构，以人为本，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建设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课程体系，逐步淘汰落后陈旧和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再次，走出国门，我们能够及时更新教材和教辅资料。通过引进原版教材和出版国外教材的中文译本等，展示国外同类教材中的精华及国际科学前沿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后，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助于转变教师和行政人员的管理方法，促使他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学习借鉴海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具备更加丰富的世界知识和更加开阔世界眼光，根据自身岗位的实际情况，从陈旧的管理方式中解脱出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