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继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之后,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精神，不难发现，这是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必须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优秀师资队伍为关键，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新任务，着眼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新期待，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教育现代化开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征程。

为了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弄清我国高等教育在建设“双一流”的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借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高校目前所面临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明确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找到恰当的发挥优势、改正劣势的途径（详见表1-1 )。

1.缺乏一流师资队伍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术大师在大学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是同样道理。任何一所大学，倘若拥有一批有实力、有名望的教师，就能吸引到优秀的学生，进而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才能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建设一流大学。目前，世界普遍认可的一流大学基本特征包括要有一批世界顶级的师资队伍，一套较为完善的师资队伍建设体制机制 。因此，一流师资队伍的缺乏意味着“双一流”建设没有了具体的实施者。师资队伍是大学的智力中心，他们国际化的视野、知识、理念和经历对其所从事的学科领域和所在的大学会产生直接效应。《总体方案》从“教”的角度提出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确定其是“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管理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将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放在了“双一流”建设任务的首位，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由此可见，师资队伍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基石，若想取得非凡成就，就需要引进和培养一批富有创造力的高层次、高水平师资，壮大师资力量，充实人才队伍。优秀创新人才和高端人才是我国高校建设的灵魂，虽然我国高校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汇集了一批优势数量的师资队伍，但优秀人才和高端人才仍是稀缺资源，“一才难求”。

这一点体现在国内顶尖的大学缺乏世界顶尖的人才，而地方高校缺乏一流的人才。以北京大学为例，在北京大学有33.33%的教师都具有国际学术竞争力，但是能真正引领世界学术的顶尖大师却极其稀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尤其缺乏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大师、学科领军人才和杰出学者等高端人才；二是各学科间的高层次人才集聚分布不均，尤其在“应高工” 方面学科领军人才稀少；三是学校现有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才不多，尤其缺少拔尖创新人才；四是吸引和培养顶尖学科带头人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人才队伍仍需进一步优化和调整。相较世界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在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机制方面尚不健全，给予人才应有的待遇方面还有待提高。

随着各地高校规模日益扩大和办学层次不断提升，随之出现不少问题，地方高校的师资队伍，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地方高校的师资队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层次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地方高校师资的科研声誉影响范围较小，国际化水平不高。地方高校的师资队伍供不应求、相对较匮乏、输入力量较弱，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是极度匮乏（见表1-2 ）。

综上所述，缺少世界一流大师和杰出学者正是当前制约“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瓶颈之一，师资队伍的现状与“双一流”建设所需的师资水平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努力引进和培养一大批一流教师，不断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将会是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紧迫任务。

2.教师流动的无序性和单向性

从国家层面来讲，目前高校师资流动仍然不规范，国家没有制定系统性的制度来规范高校人才流动市场的管理。从高校层面来讲，高校师资流动相关制度仍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如高校部分教师可以无视学校制度，想离职就离职；学校解决富余人员的“流出”也面临很大困难，这阻碍了高校教师的畅通流动。从个人层面来讲，高校师资流动大多局限于教师的个人行为，师资流动表现出松散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 。

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新兴城市群的发展，无论是整体还是区域，对高等教育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且在注重高等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但我国高等教育依然存在资源整体分布不匀的问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而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地区则较少。相同层次高校的师资力量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做出较大贡献但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地方高校，在教育经费支持远远少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高校的现状下，其推进“双一流”建设面临着“挖人”和“被挖”的问题。一些地方高校的高精尖人才可能会面临着进入更高层次大学的机会，这就使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地区的高校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从而在师资流动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总的来讲，我国“双一流”建设集中在少数高校，不可能涵盖所有高校，且高校的发展存在地区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高校教师倾向于进入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和一些更高层次的大学，而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或高层次的教师则不会选择流入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或低层次的高校，这造成了师资流动的“单向性”。而高校师资的不均衡会导致学科布局的不均衡发展及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容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这也不符合“双一流”建设中注重效率与公平的要求。

3.生源质量存在危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足

除了高水平精英教师严重缺乏这一显著问题之外，生源质量堪忧也导致了高校整体发展缓慢的现状。2008年，我国参加高考人数达到了巅峰1 050万人，之后呈下降趋势，截至2017年，入学人数仅为940万 。其中，上海、北京和天津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录取人数最多，分别为2 855人和2 419人、3 361人和2 778人、3 205人和3 019人，这些地方的考生人数虽然最少但录取人数却是最多的；西部地区的西藏排在末尾位置，仅396人和372人，其考生人数少，录取人数也相对较少。总之，在人才培养上，生源质量危机日益严重，地方高校表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优质生源数量少、生源质量不高、留学生数量较少、输出质量不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固然重要，但无论是国家重点高校还是地方高校，都要重视学生人均整体质量的提升 。

其次，生源质量不高导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不充分。根据科技部统计的数据,2014 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分别为8 114万人和535. 1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和发展的经费位居世界第二，但我们的科技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十八位，处在世界中下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1 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仅有2.26%的科学家参与领导层，这一地位明显过低。从科技创新指数仍位于世界第二集团到始终需要反思的“钱学森之问”，这都说明了我国高层次科研人才处于“量大质低、拔尖创新人才紧缺”的尴尬局面。我国以“985 工程”院校为首的一流大学承担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首要任务，却事与愿违，当前我国部分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平而不尖”的现象十分普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计划和措施，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很多原本具有创新思维、创造品质的潜在的种子人才埋没。因此,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总体方案》明确指出高校要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建立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可见，一流的大学培养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不仅是“双一流”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也是其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我国高校要切实把人才培养作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任务，培养出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开放的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应对潜在威胁 。

4.社会需求、就业市场的变化

（1）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目前，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普遍为大学完全自治、国家监督和国家控制这三种模式 。中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属于第三种。在这种国家控制的模式中，政府直接控制了重点建设政策的各个环节。值得庆幸的是，“双一流”政策促使政府在向高校分权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通过简政放权对政府的行政权力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双一流”政策相关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政府与高校之间关系的调整和理顺并没有排除政府的干预。换言之，这意味着欧美学术语境中的“大学自治”只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参照框架，而非通用标准。正如许美德所言，自治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大学中，强调的是采取主动行动的能力，而不是保护其免受外界尤其是政府的干预 。在这种独特的“大学自治”的话语体系中：一方面，“双一流”政策依旧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集体行动，而非高校基于自我判断的、完全自发和自主的行为 ；另一方面，与欧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取向的高等教育改革类似，政府在看似向高校分权的同时，实则通过评估、问责、绩效拨款等诸多手段将权力以隐匿的方式再次集中起来，对建设高校和学科实施多维度的远程控制。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一再表明，在21世纪这个快速前进的时代，由国家来主导(state-led）复杂的大学变革之路是不恰当的 。因此，如何避免“双一流”政策成为原有政策的翻版甚至在实施过程中沦为“象征性政策”，关系到中国大学自治的实现程度，并最终影响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走向。

(2）高校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在政府看来，要使高校及其学术人员的行为更有效率和成效，就要为其创设一个竞争环境，并且把奖励与绩效联系起来。换言之，用一个能够提供奖励与惩罚的外部系统来取代那些被认为是不求上进和自私自利的内在动机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高校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意义的绩效合法性，以至于金子元久(2006）感慨道，“从高校积极创收并将其收入与学术人员个人的物质与学术利益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角度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高校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像企业的大学” 。但颇为矛盾的是，在重点建设政策中，长期以来计划模式而非市场模式起主导作用的，这不仅衍生出诸多负面效应，而且使得原有的重点建设政策范式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可以说，中国高校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中存在一种“市场化不足”和“过度市场化”的悖论。如前所述，正是出于应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双一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重点建设高校关注自身的竞争力与绩效，强调高校在重点建设过程中进行自我管理并实现效率，重视清晰的标准与量化表述的可测量表现和问责关系的重新建构，运用评估、比较、对目标达成之评价等手段，阶段性考察具体的建设工作 。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和社会问责，这符合现代大学制度演变的一般趋势，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经之路，但在市场取向的绩效合法性的支配下，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则会以“效率崇拜”的方式弱化大学的学术组织特性，扭曲高校与社会之间原本脆弱的契约关系，从而威胁学校自治、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和学术责任等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要素 。

(3）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高校是一个“底部沉重”的组织，基层学术组织既是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基础层级，也是当前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 ，“双一流”针对这一问题专门提出了强化多元参与的改革任务。在有关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变革方面，《总体方案》列出的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任务主要解决的是学校层级学术委员会的参与和功能发挥以及师生的参与、管理和监督问题。换言之，《总体方案》针对当前高校内部治理有效性不足采取的分权策略依旧属于传统的横向分权范畴，即在学校层面强化学术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进一步的学校层面向院系层面的纵向分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即使《总体方案》提出“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的核心要求，但研究发现，很多高校的章程聚焦的是学校层级权力分配问题，而缺少对基层学术组织在高校治理中的明确定位和权力划分 基层学术组织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缺位可能进一步强化权力向学校层级和职能部门的集中。此外，面对“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日益激烈的资源和声誉竞争，为了自身的整体利益，高校会进一步集中权力，通过行政介入的方式集中资源和力量应对来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考核和问责，完成各种任务、指标，及时处理各种公共事务 其结果必然会弱化学术权力，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角色，最终导致显性分权中的隐性集权。总之，纵向分权的不足以及对于绩效和排名的过度追逐不仅无法推动“去行政化”，反而可能强化高校的行政权力，背离学术组织的本性，阻碍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进而延缓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的进程。

随着竞争愈加激烈，目前我国高校面临诸多挑战：资源流向多元、学科综合实力弱、优势学科少等。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建设资源、优势学科是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保障、重要基础、关键因素与根本要求。因此，我国高校在建设资源和优势学科等方面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使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受到一定的阻力。

①资源流向多元化

我国刚开始实施“985 工程”时，由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转型条件尚不成熟，一流大学建设目标、任务和路径尚不确定等因素，只能沿用集中计划配置的模式。因此，办学资源多数集中在“985工程”院校，它们主要依靠国家支持和资源投入，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获得的支持力度较大，获取的社会资源较多。“985工程”建设是一项旨在提升大学办学效率的国家工程，由于当时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中“竞争”理念不突显，这种竞争缺失、资源流向趋同的情况可能会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安于现状，有建设惰性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情况 世界高等教育强烈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要求大学尤其是担负指向高水平办学目标和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要适时地做出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相契合甚至超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选择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教育部在已实施十七年“985工程”之后重新剖析“985工程”的政策成因，进行政策调整，启动了可能影响世界一流大学进程最核心的政策方案，突破竞争缺失的弊端，建立竞争合作机制，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985工程”建设模式的终结。《总体方案》正是在认真总结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经验，加强系统、科学谋划的基础上诞生的，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诉求。“双一流”实施办法在《总体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建立以绩效评价为主，动态开放竞争的调整机制，打破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该实施办法允许更多高校加入“双一流”建设进程中，而公布“双一流”名单更是激发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积极性，促使整个高等教育界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竞争更加激烈，资源流向多元化，改变现有资源分配格局，对高校未来如何占有资源、获得资源、运用资源和发挥出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提出了新的要求。

②学科综合实力有待提高，优势学科少

一流学科的载体是一流大学，没有一流学科就难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也就是说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有力支撑和基础 一流学科建设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好比“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的道理一样，它的水平高低是影响甚至决定一所大学能否具有较高学术声誉、学术地位与发展水平。一所大学拥有了若干甚至一个世界一流学科是这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标志。

我国自实施一流大学建设战略以来，取得了一些成就，一批重点学科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学科的综合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经济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神经病学与宇航学等学科进入美国基础科学指标(ESI)前1%的机构数均在10 以下。可见，这些学科领域的前沿性、世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不足之处表现为高显示度成果产出、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与高质量学生培育等还没有完全成为学科建设理应承载的必然责任，没有落实到学科建设的每一个环节; 关键技术研发与前沿科学问题发现等还没有完全成为学科的核心追求，国际视野下的科研贡献还没有完全得到学界的认可。

美国基础科学指标(ESI）学科评价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我国高校已有373 个学科达到世界影响力学科水平，但有21 所“985 工程”院校的学科进入ESI 前1%学科数少于10 个；有 8类学科,53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千分之一，已达到世界一流学科水平，其余学科均没有进入ESI 前1‰；有32个潜在优势学科，这是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储备学科，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进入ESI 前1% 排名，达到世界影响力学科水平。在这些一流大学中虽然有24个学科已经入ESI 前1% 排名，达到世界影响力学科水平，但这些学科排名相对其他学科来说处于“危险位置”，属于临界影响力学科，随时都有可能被其他机构的学科挤出ESI 前1%的危险 。虽然说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已经走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前列，各自具有若干特色、优势和拥有一流学科，但学科综合实力仍有待提高，需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着力打造优势、一流学科，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5.思维模式上的挑战

（1）标签效应严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在一个时代，当高等教育有了高地后，求同是一种惯常而且有效的思维模式。但是，这种求同的思维模式有其局限性。求同可以解决一流大学建设的共性问题，却无法解决一流大学建设的个性部分。由于求同的思维助长了通过比较来获取进步的发展观念，这种需求最直接的产品就是我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国高等教育中滋生了诸多问题。在“双一流”战略决策颁布之前，由于我国一直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使得强势学科高校迅速发展起来，而弱势的地方高校却进一步被忽略。人们把高校分成了三六九等，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地方高校。在标签效应的影响下，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往往盲目地追求学校声誉，而缺乏对专业学科的实质性了解，最终导致高校发展两极分化的局面。在社会上，有些单位的招聘计划明确要求只要“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的毕业生，使得很多来自地方高校拥有优势学科的学生却得不到一展才华的机会。目前，随着“双一流”战略决策的颁布，有望能把一些重点院校带入世界一流的行列，与世界接轨，但这还不足以带动我国整体的高等教育，只有互动、协同，“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和地方院校才能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求异显得尤为重要。求异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而是要从自身的发展需求出发，主动从本国、本土、本校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主动消解自身的缺陷，敢于做曾经想做而未做之事，积极去创新创造。总而言之，要关注自身办大学的根本目的，在求同中获益，在求异中创造。

(2）办学定位不明确，学校建设模式趋同

由于每所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综合实力、院校属性等都不尽相同，不同地方高校的特色文化也各有千秋。地方高校普遍各方面都处于劣势，获得教育资源少、科研经费低、支持力度小、生源质量不高，承载教育人数较多的普通地方高校的发展严重受阻，办学积极性也十分受挫。

有些地方高校急于求成，为了迎合国家意志与社会市场需求等，抛弃本校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瑰宝，丢失本校办学特色，迷失了方向，盲目效仿有些重点大学的建设目标、规划任务、教学管理、预期成效、组织保障等环节，皆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案为模板而渐趋一致。 甚至有些学校为了迎合所谓的时代趋势，本应办学形式多样化的地方高校将自身定位为综合性大学，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于无计划的综合性学科发展中，从众地盲目效仿，不但迷失了本校定位和特色，在本质上亦是形式主义浪潮，更是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办学现状，从而严重阻碍了地方高校的发展，出现了高校趋同化发展的局面。

在历史的起跑线上，不同国家的起点、进程和目标都是不同的，形成了重点大学先发内生型和地方高校后发外生型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地方高校来说，发展道路上会遇到一些误区或陷阱，不能只模仿一流大学的形式而忽视其深层次的内涵。如今，我国很多地方高校已经呈现出形式上盲目效仿的态势，迷失本校特色。因此，地方高校要冲进“双一流”院校建设行列，需要根据本校办学特色和实际情况，明确学校建设目标，规划出具有本校特色的建设方案和发展道路。

(3）资金投入参差不齐，地方高校发展不足

“双一流”建设中的“马太效应”显示出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大多数“双一流”建设名单上的高校都地处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并且汇聚各种优势的资源。“双一流”战略决策的实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地方高校与一流大学的差距，地域间、院校间的教育资源、资金投入等差距不断加大，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双一流”院校和地方高校的办学实力则很有可能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

在建设目标和经费投入加大的前提下，为助力“双一流”建设,2015—2020年广东省佛山市、东莞市、深圳市将共同投入80亿元以上资金，共建3所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安徽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计划投入超70亿元资金；地处京津冀一带中的河北省5年仅投入25亿元资金，即使面临逆境，为达到建设目标仍需继续大力发展和逐步实现。

此外，“双一流”建设院校本身已具备优势，并且也是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领跑者。数据显示,2015年32所教育部直属“985工程”高校结余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7%，平均结余超过10亿元，而地方高校在教育经费方面则可能是债台高筑 ，这也是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极度不平衡的表现之一。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使地方高校的资源配置捉襟见肘。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即在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优先向重点大学倾斜。重点大学在国家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较快的发展，建立了完整的大学学科体系，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高等教育的应有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也使部分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在资源配置上捉襟见肘，再加上往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地方高校在发展中暴露出很多短板。这些短板集中起来就是资源配置与发展规模不相适应，既有软件方面的问题，也有硬件方面的问题，这些是地方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的“历史欠账”。过于强调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可能会损害某一特定的大学或院校系统。这样做有可能使得精力和资源偏离更重要更现实的目标，它或许会使人们以牺牲大学的入学率与为国家服务为代价，将精力过多地投在了建设研究型大学也就是精英大学上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原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的体会尤其深刻，在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时，时常去教育部开直属大学会议，为此常常发愁“开会多”，到贵州大学当校长后，则要为“没会开”而发愁，因为教育部的会一般不通知地方高校参加，这样得到的资源和信息就会减少。他曾感慨“贵州大学过去30年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总和赶不上浙江大学的1年”。由此可见，部属高校与非部属的地方性高校相比，部属高校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国家长期实行的重点大学优先发展战略，在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那就是地方高校的发展不足。

地方高校的发展不足还体现在省域差距较大，学科建设效果悬殊。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城乡经济结构悬殊、学科建设效果落差大等都是造成我国高校教育水平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在学科建设与研究上，地方高校普遍存在一流学科较少、优势学科发展程度达不到一流水平、学科培养满足不了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学科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地域间教育办学实力差距明显等问题。例如，在“双一流”高校名单中，北京有8所、上海有4所、山西有3所、湖南有3所，还有部分省市有1~2所，而更多省份为0所。从中可以看出根据地域性的分布，教育实力存在一定的差别。在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北京有153个、上海有57个、江苏有43个，还有10个省份有10~20个，而更多的省（市、区）只有10个以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地域性；另一方面有高校教育实力。在“双一流”高校名单中，共有140所，原“211工程”高校共有112所入选，在剩余高校中超过百所高校拥有1~2个一流学科。

相关数据显示，地方高校学科力量总体分布亦不均衡，工程、物理等理工科优势较大，人文和医学学科领域相对处于劣势。其中工学占据了将近40%，理学占据了将近25%，医学占据了将近15%，农学占据了将近10%，其余的学科占据比例很少。同时，进一步的研究数据表明，在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理工科占据了超过50%的席位，文科类存在明显的弱势；排名第一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出现了30次，排名第二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出现了14次，排名第三的是机械工程，出现了10次，紧随其后依次是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超过60%的学科均为理工学学科，而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教育学和哲学等所占比率仅为11%。因此，对于文科类专业、师范类专业、艺术类专业等以文科类专业作为支撑的地方高校有着极大的劣势条件，而作为非发达地区的地方高校更难脱颖而出，更难建立一流学科、跻身一流院校。

6.现行的“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不利于地方高校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双一流”评价标准主要是针对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的，而这些标准又多数是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因办学定位、发展战略等差异性，其评价标准显然对地方高校不利。

地方高校是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需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大学排名有四个，分别是QS世界大学排名、USNEWS全球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四种排名的评价指标体系虽各有侧重，但体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基本面的主要指标具有共同性。在以下6个方面，构成了指标体系的主体框架：教师和校友获重大科技奖项、同行学术评价、师生比、教师人均论文数及引用数、国际教师和学生比例、毕业学生声誉。重大科技奖项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等，发表论文主要考查在 Nature 和 Science 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情况，还有被SCI、EI等收录的情况。对于一流学科的评价，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个是美国科技信息所研发的ESI数据库，另一个是教育部发布的高校学科排名。根据有关的统计，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我国高校拥有ESI1%学科595个,36所“985工程”高校拥有ESI学科341个，占了总数的近60%;50所“211工程”高校拥有135个ESI学科，占总数的23%，其他地方高校拥有109个ESI学科，仅占总数的18% 。可见，按照这种指标体系来衡量，地方高校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与它们的实际贡献也不相对应，占全国90%以上的地方高校所处的地位不是这些习惯的指标体系所能够反映的。

不管是大学排名，还是学科排名，主流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主要取舍依据还是外国人的价值标准，主要的传播语言是英语，这对中国大学不利，对地方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一味地按照这样的标准作为自己发展的指挥棒，就只能始终处于追赶和模仿的状态，更永远谈不上超越。2015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分别对外宣称，独自发现了困扰物理学界近一个世纪的“幽灵粒子”——外尔费米子。对于这一物理学界的重大发现, Science 在线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论文，却没有登载中国学者的论文，一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撇开主观性的偏见不谈，单就 Science 作为英文期刊来说，审稿的编辑以欧美人为主，英语是他们更为亲近熟悉的语言，他们对英语国家的学者更为青睐。用英语来传播，用西方文化作为标准来考量，中国的大学自然是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在长达50余年的科学研究中，深耕中国传统医学，始终坚守对人类健康具有基础性、原创性、根本性的科学研究，不是以西方文化的评价标准来作为自己研究的向导，她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外国留学背景，没有院士头衔，被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她的主要的科研成果都是用中文发表的，登载在中文刊物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指标体系，屠呦呦评不上教授职称，更谈不上做高深的学术研究，她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随着《总体方案》的逐渐推进，我国高校积极地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SWOT分析作为切入点，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必须充分认识外部环境的机遇与挑战，保持战略定力，担当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制定并落实参与“双一流”建设的国家战略，才能有效地推进自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CmB3mFvMZEeyKNZaPWEOZyNWb1EKJDwRb+waLZN8jEk3A28bGp9ROHJ4VFkn/N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