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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审批作为国家控制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行政规划的政治功能和长期规范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了作用。由于行政审批制度与管制型政府的行政模式有着密切的内生关系，行政审批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伴随着我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共同发展。通过梳理行政审批变迁的过程发现，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审批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两个主体之间的权力配置变化，也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行而变迁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利益的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等其他重要因素。
计划经济与行政审批制度间有紧密的内生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采用行政审批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作为将企业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规划轨道的前提，行政审批使得未经批准的项目无法获得资源分配。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收权与放权，但行政审批都是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变化和发展而变迁的。
作为其诱发环境，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是行政审批制度形成的依据。行政审批制度的出现是社会利益结构不平衡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利益的分化，利益分配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清楚地表明，当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导不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发挥主导作用时，必须使用行政审批手段调整它。因此，只要利益分配不平衡，就有行政审批的依据。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出现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利益一体化，没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处于极小化的状态。
因此，政府内部存在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导对整个社会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任何单位、企业甚至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只能通过政府批准合法化。
从上述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理解,1949—1978年中央政府多次尝试将行政审批权部分下放到地方政府或直接还给企业为何没有实质性的效果。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没有做出改变，这一时期行政审批权的“收”和“放”只是在政府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权力部门间的再分配，并没有真正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换言之，正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才在中央的主导下不断地调整。
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政府的行政审批权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人权、物权、财权的支配权均归属于中央。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审批的变迁的根本动力只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动，不同时间阶段进行的“收权”与“放权”也只是在政府内部各个层级与权力部门之间进行。
1949—1957年，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在整个国民经济被政府控制的背景下，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直接的计划规制模式;1958—1961年的第一次放权是伴随着党的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展开的，也是在国务院发布各个文件的前提下进行的;1962—1965年的大收权的标志便是《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发布，对行政审批权的集中也是根据《关于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的规定》 《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几项规定》这三个文件的精神展开的;1966—1978年第二次放权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的要求将部分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地方和企业。
至此可知，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审批变化完全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来落实的。地方和企业仅仅是文件精神的实践者，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力。
由于计划经济是我国政府建立的基础，以至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中政府行为被定型。行政审批制度的变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审批变迁经过，可发现其基本模式便是政府行政系统内部的有限审批。这种变化与行政执行体制的特征分不开。
传统行政执行体制习惯于用发布指标来实施各种指导方针和政策。在行政执行体制中，通常由上级决定工作的任务。任务分解后，具体指标被释放到较低级别的行政层次并要求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然后各级领导和执行部门根据任务指标按进度进行。这个方式势必影响行政审批变化的基本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权力下放、收权和权力下放的实践，虽然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力量确实增加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体制问题。行政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地方事务、财政权力、人权仍然在中央的控制之下。
这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模式，即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进行。
总之，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审批的变化是与特定时期特定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等方面相关的。在变迁过程中，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其实际改革的效果，这就要求必须从根本上对经济体制进行变革，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