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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并将此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
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我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合作的引导者，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全国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快达峰
。为此我国自“十二五”开始，启动低碳城市和省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地方政府实施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考核等一系列的工作。
环境和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和严峻课题。面对这个巨大挑战，一些国家怯场，一些国家规避，甚至有个别本该承担重大责任的国家以莫须有的理由转身逃离。产生这些现象的本质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人们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认识到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很重；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国要敢于并真正承担起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很不容易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的，作为负责任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庄严承诺会积极应对世界环境和气候变化，“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通过对碳排放的理论分析，建立区域碳排放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找到城市碳排放的重点环节和主要抓手，分析清楚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确定碳排放峰值和达峰时间，并基于总量目标控制，建立城市多维度的碳排放控制机制，从而展示我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产业及领域的减碳足迹，正是我们努力兑现碳减排承诺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和每一个大中城市，经过认真科学的规划和部署，明确各自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影响因素、达峰时点、总量控制机制，明确提出自己的减碳路径，是我国兑现减碳承诺的努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碳排放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源结构的优化、产业水平的提升、生活方式的转变，某个区域的碳排放规模和趋势会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进行碳排放的控制研究，就必须搞清楚某个区域碳排放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既与其产业结构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又与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有关，还与这个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它的城市化水平、交通的发生量及产业交通、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相对占比，建筑物的体量及产业用、公用和居民建筑的相对占比，节能建筑与非节能建筑的相对占比相关。某个区域碳排放的特殊性还与这个城市的能源结构，该区域政府在推进能源结构优化和改善方面的规划目标、推进力度及落实效果密切相关，与该区域政府推出并落实各行业、企业和全体居民节能减排政策的广度、深度及力度密切相关。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考虑某个区域未来碳排放总量的预测和减排轨迹时，一方面，要使用国际认同、各地区相对统一、简单便捷的控制变量和核算模型；另一方面，又应该尽可能设计出能够充分展现本地区碳排放特色和减排轨迹的测度模型，并引入相应的控制变量。
重庆是一个产业结构明显有偏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也是一个对传统火力发电和外购电存在严重依赖的城市。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这些年全市上下携手合力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受历史包袱和资源条件的约束，与全国低碳发展先进省份相比，重庆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碳排放规模、峰值测度、总量控制、市场调节等各个碳减排环节，都还存在一些差距。
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低碳发展的意义和减排路径方面，对于在经济社会体系中，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的探讨不深，基于长远目标的规划不够。结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刚性需求，尽管在碳强度下降方面，从国家到地方已逐步开展控制性工作，但是基于城市碳排放峰值达峰目标下的总量控制机制仍未建立健全。国家已启动多批低碳城市和省份试点工作，但对城市碳排放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对城市控制碳排放和推进低碳转型的路径措施不够清晰。
因此，以重庆为例，构建城市碳排放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碳排放的产业分布特点、影响因素程度、未来碳排放峰值、总量及其控制机制，对于城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完成国家下达的五年计划目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