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一节展示了城市碳排放最优水平—碳排放驱动因素—碳减排最佳路径的理论推演过程。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与碳排放关系密切的宏观层面因素可归结为经济发展、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等三个领域。本节将着重从理论逻辑和应用框架两个层面探讨这三个领域与碳排放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碳排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换句话说，从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出发，经济发展模式需由直线粗放型的工业化转向绿色循环低碳型的产业化，其中就涉及对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等方面的考虑，以此实现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一）产业低碳化转型与碳减排的理论逻辑

产业低碳化发展覆盖城市和农村区域。一般而言，推动碳减排将倒逼区域产业的低碳化转型，从而提高区域产业的碳生产力水平，而区域产业的低碳化转型反过来又将促进区域碳排放的控制。二者良性互动的理论逻辑如图1-5所示。

从经济维度来看，在国家环境规制愈加严格的情况下，降低碳排放水平和提高碳生产力水平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提高碳生产力水平意味着可以通过更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更高的经济产出，对于单个厂商而言，提高碳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抢占发展先机，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保证更多的经济利润；对于一个地区的整个产业而言，可以形成低碳技术集成推广的溢出效应，发挥产业集群优势，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竞争力，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环境维度来看，推动碳减排是完成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必要要求。降低碳排放水平不仅仅要关注输入端能源活动的碳排放，而且还要关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一定程度上，推动碳减排既能推动非化石能源的应用，又能推动生产工艺的升级改造，为产业自身的良性发展的专业化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

从社会维度来看，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在推动实现碳减排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技术性服务以及其他方面将会催生出大批量的专业化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极大促进低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显著。

（二）产业低碳化转型应用框架

通过产业低碳化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中挖掘碳减排的宏观潜力，这是基于碳减排的产业低碳化转型的基本应用思路，具体如下：

首先，发展低碳排放的工业领域的产业业态，有效降低工业领域的碳排放。重点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科技创新，把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产品替代自己系统创新有机融入企业的低碳行动中。其次，大力推动以现代服务为导向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有利于结构性的碳减排。再次，要大力推进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特别是在提升城市品质和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大力推广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最后，要充分发挥节能、循环经济对碳减排的协同效应。

二、人口集聚与碳排放

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城市中人口的大规模集聚会引起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活方式和物理空间的急剧变化，从而引起城市碳排放的改变。因此，要实现碳减排目标，除了从宏观层面通过产业结构挖掘潜力，还需要从中观层面通过城乡空间进一步挖掘潜力。总体来说，可以从人口集聚而产生的对土地资源、能源消耗、自然资源的刚性需求出发，立足于节地、节能、节水、节材这四个方向，推动形成使城镇化顺利推进的低碳路径。

（一）新型城镇化与碳减排的理论逻辑

城市是各种经济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消费和居住的重要单元。城市发展的质量水平决定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需要将低碳发展的理念和方法、积极控制碳排放的途径和经验融入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中，这将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影响城市环境承载力的大小，影响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人口在城市区域的集聚导致的碳排放不像工业生产领域的碳排放那么直接和直观，其碳排放绝大部分是能源消费产生的排放以及日常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因此城市碳减排可从以下内容进行考虑：

（1）通过提高水资源生产率构建节水型城市。城市用水主要包括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如果辅以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政策引导，一方面加强对水资源输入、循环和输出这三个环节的控制，另一方面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在节水运动中的积极性，就可以挖掘水资源调度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潜力。

（2）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构建节地型城市。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增大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多，城市对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需求量也在相应增加。然而，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一直延续以往的扩张速度和规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产出，以紧凑型城市（compactcity）发展模式来推进节地型城市的构建，从资源节约角度推动碳减排。

（3）通过提高能源生产率推动节能型城市的建设。城市的能源消耗主要体现为工业、交通、生活和建筑四个领域，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上述领域能源消耗水平的进一步下降，从能源消费的控制推动碳减排。

（4）通过提高材料生产率构建节材型城市。通过提高再生材料的利用技术水平和增加生物量的运用，来减少输入端的材料投入量；通过建立城市的循环利用设备和系统进而实现材料再利用的最大化；同时对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要尽可能回收再利用，从而使最终的废弃物输出最小化，帮助推动城市碳减排。

总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将协同推动城市的碳减排。

（二）低碳型城镇化的应用框架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逻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低碳导向的新型城镇化的应用框架（见图1-6）。

一方面，按照规划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在2020年提高到55%，那么，在未来的20~30年，如果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区域性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大都市带），那么，这些大都市带或者城市区域累加起来能够吸纳中国将近4亿~6亿的人口，这样中国就可以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基本实现城市化。

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中要注意发展两类具有减少碳排放功能的生态聚集空间。一是要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物质流能够闭路循环的生态型低碳产业园区，发展具有集中提供能源、水、材料以及污染处理能力的产业集群；二是要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质消耗和废物排放为特征的生态型低碳居住社区。前者使一个企业的废物排放成为另一个企业的生产原料，从而有利于实现生产系统的碳减排；后者通过自然化的设计降低了居民社区的能源、水、土地等的消耗，并能实现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等所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从而有利于实现生活系统的碳减排。

人口增长和集聚与碳排放总量之间存在着同步增长效应。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城市人口增长并不是城市碳排放总量增长的关键动因，人口向城市聚集后，伴随着收入增加而来的生活方式城市化才是城市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原因。由此，本书接下来将分析生活方式与碳排放的理论关系。

三、生活方式与碳排放

从碳减排的目标出发，除了要在宏观和中观层面挖掘潜力，还需要在消费端从物质消费型转向功能使用型的低碳生活方式，通过微观层面产品和服务功能的开发带动消费模式的转变。

（一）消费模式与碳减排的理论逻辑

要分析消费模式与碳减排的理论逻辑，首先要确定消费的实质。人类消费的过程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消费物质，因为物质不灭，不可能被消费掉。人类消费的本质是消费效用。因此，消费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物质以及产品使用意义上的消费，即循环经济和功能经济；一种是基于物质以及产品一次性或短暂性使用意义上的消费，即线性经济和产品经济。在资源节约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下，消费就应该更多地从交换价值转移到使用价值上来。

在当下提升城市品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普遍城市化，将较大地影响消费层面的碳排放。生活方式主要从两个层面影响碳排放：一方面是直接能源消费需求，如大量天然气用于制冷与取暖，以及电器的使用、食物烹饪、室内照明、摩托车和小汽车出行方式的普及等；另一方面是间接的能源消费需求，如食物、衣服等日常消耗品使用的增加，房屋居住面积的扩大等。据此，一些研究者把家庭节能减排行为分成一次性节能减排的投资行为和减少能耗的重复操作行为两类。前者如购买环保节能电器、汽车和住房等，后者如随手关灯、及时关电器、减少私车出行等。虽然节能行为的普及能改变人们的能耗习惯并使人们形成较好的行为惯性，带来较好的减排效果，但购买节能设备的节能效果往往可能被更频繁地使用所带来的反弹所抵消。

城市化进程中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脱贫、乡村振兴中生活方式的改变均有其必然性，影响因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个体自身特性等多个方面。但是，无论一次性节能减排投资行为模式还是重复性减少能源消费操作行为模式，都应被统一到减排政策目标中来，并使减少直接和间接的能源使用和碳排放两类政策的设计高度协调，综合发挥效果。总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消费效率的提高，从而意味着单位消费的碳排放水平的降低，例如共享消费模式的兴起和推广。二是通过消费模式的改变进而降低消费水平，从而保证消费效率的提高不至于被消费量规模的增长所抵消，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预防反弹效应的发生。因此，一方面需要借助技术创新手段提高消费效率；另一方面要改变消费观念，从以往的物质占有型消费向功能使用和分享型消费模式转变，这就是日益流行的功能服务经济和共享经济模式，通过消费模式的转变控制碳排放的效果更为显著（见图1-7）。

（二）消费模式低碳化转型的应用框架

上述理论逻辑为构建消费模式低碳化转型的应用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消费模式的低碳化关键要素有领域、对象、主体与制度。其中：主体立足于低碳的吃、穿、住、行，对象主要是用电、用气、用油、用煤（针对部分乡村区域，国家正加紧推进乡村煤改气行动），行动主体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制度层面主要是从消费效率和功能服务两个方面进行考虑。根据图1-7，消费效率只立足于单体的效率提升，对于碳减排的效应较弱，而功能服务则是通过实施功能经济模式来控制消费的整体规模，碳减排的效应较强。事实上，低碳消费意味着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要求社会从关注物质的占有型消费转变为关注物质的功能服务型消费模式，因此，推行功能服务型经济是推动低碳消费的必由之路（见图1-8）。

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除了依靠法制法规和行为指导的科学制定，还应从社会宏观因素和个人微观因素两个层面着手，倡导低碳生活理念，全面有效地改变人们的环境行为。比如在可持续消费理念指导下，自认为是“绿色消费者”的人群更有可能购买有机食品，或者更加主动改变原有的高能耗行为。

基于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也能很好地影响人们的能源使用行为，比如当私人小汽车出行面临较高的成本时，人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行为，积极寻找公共交通工具等节省成本的替代产品。其他类型的经济奖赏和激励措施也能鼓励节能减排行为的发生。

消费者要培养使用具有共同享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的习惯，下面以交通领域的低碳化为例。在城市交通方面，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出行方式，如图1-9所示：从拥有程度来看，一是适合私人拥有的车辆主要用于周末休闲旅游，适合于集体拥有的单位班车则用于员工上下班；从共享的角度来看，适用于私人租赁的车辆，如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等可以满足特殊需要，或作为上下班的补充，还有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工具可以替代小汽车。

魏茨察克（2001）在《四倍跃进》中用德国柏林的汽车共享案例进行了实证 。总之，共享服务不仅延长了汽车等产品为社会服务的时间，而且可以降低小轿车的拥有量，从消费规模的角度有效控制碳排放。

综上可以发现，城市人口的集聚是城市碳排放总量增加的重要因素，两者存在着同向波动的长期关系。但是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来说，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大大高于农村地区，而在欠发达国家，城市人均碳排放量与农村地区相差不大。因此，城市人口控制不应成为城市碳减排的主要手段，城市化本身也不应成为碳排放总量增加的批评对象，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减排规模效应更应得到积极关注。 tytZuk7gqrihJvHYe2O4t+sy1PF0Hi4oFE37QmfVT6ftsVi1UT0oeo6J/BRuy1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