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国有企业是我国的经济支柱。20 世纪的国有企业经营并不是太好，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有不少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甚至频临资不抵债，其中的“债”绝大部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为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帮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转换经营机制，1999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掀开了我国第一轮大规模“债转股”的序幕。

必须充分认识到，债转股不只是一种“化债”手段，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重大配套机制。债转股不仅受到政府各部门和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包括作者李志军博士在内的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本书在充分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代理理论、投资理论、融资理论和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以 1999—2008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观察样本，从投资效率、融资结构和高管激励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和检验了债转股的公司治理效应，既为债转股对公司治理和信贷配置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债转股是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提供了证据；同时又以公司价值（财务指标和市场指标）这一综合指标来检验了债转股影响公司治理的综合结果和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途径。

现有研究文献大多集中于规范性判断分析，部分文献也采用了个案、典型/区域调查的形式进行了债转股的经济后果分析，却并没有系统性地提供债转股影响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经验检验上既极少有文献去研究以债转股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持股对公司经营绩效变化的具体驱动因素，也没有研究因债转股而致使银行直接持有公司股权对公司经营行为和银行信贷配置的影响，更没有提供大样本的经验检验证据。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股权集中被认为是约束内部人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股权集中后控股股东借助控制权也可能侵占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故股权集中与股权分散的平衡在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利益面前是国有企业改制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提高债务治理是约束我国企业两大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与债务在西方成熟金融市场上积极的治理效应相比，我国较为特殊的制度环境约束了债务治理效应的积极作用。本书一方面分析了股权结构平衡下的股权分散对公司治理的边际效应，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债转股对债务治理的作用机制，丰富了股权和债务治理的相关文献。

银行信贷一直是我国企业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信贷资金融出方的银行与融入方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就成为影响信贷配置效率和保障信贷安全的重要因素。债转股改变了我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单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本书研究了银行股东与债权人的二重身份对银企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信贷配置的作用，从而为股权型银企关系对信贷配置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我国银企关系方面的文献。

此外，现有财务理论和相关文献认为，由于债权人和股东的风险偏好不同，其利益也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行为和融资行为与价值最大化方向出现偏差。本书从集股东和债权人双重身份于一身出发，研究债转股对公司投资、融资行为与结果的影响，丰富了投融资的相关文献。

综上所述，本书作者的会计学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扎实，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发生的第一轮债转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治学严谨，取得了若干理论创新，也为债转股、公司治理、国企改革提供一定经验证据和对策支持。

王善平
2018 年 8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