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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融资行为的不同，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理论：静态权衡理论（static trade-off theory）、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和动态权衡理论（dynamic tade-off theory）。
静态权衡理论认为，在假定企业投资水平和现有资产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最优资本结构是企业权衡负债融资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结果。假定企业价值的公式为： V （ a ） = Vu + TD （ a ） - C （ a ）。其中， V 表示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Vu 表示无负债的企业价值， TD 表示负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包括税盾效应和降低股权融资下的代理成本等； C 是负债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包括破产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和债务融资下的代理成本等； a 是举债企业的负债权益比。根据权衡理论， Vu 是不变的常量，而 TD 和 C 都是 a 的增函数。在 a 较小时， TD 的增量速度高于 C 的增量速度，此时企业继续债务融资是有利的；但随着 a 的增加，当 TD 的增量速度等于 C 的增量速度时，企业的债务融资比例达到临界点，此时企业价值最大。若 a 继续上升，则 TD 的增量速度将小于 C 的增量速度，此时债务融资的破产成本高于收益，将损害企业价值。因此，最优资本结构存在于税赋成本节约与财务困境成本和代理成本相互平衡的点上。
优序融资理论主要由Fazzari et al. （1988）论述。该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降低逆向选择带来的融资成本，企业最优的融资策略是优先选择来自留成收益的内源融资，这是因为内源融资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现金流，等于净利润加上折旧减去股利，不需要与投资者签订契约，也无须支付各种费用，所受限制少，此时，融资成本最低；当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弥补投资需求而出现融资缺口（financial deficit）时，次优的选择是融资成本稍高一些的负债融资，如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权益融资仅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被采用。因此，企业的融资选择遵循的是一种优序原则，现实中观察到的企业资本结构是企业内源资金与投资需求之间差额的累积结果，不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61] 。
Leary和Roberts （2005）在假定企业不经常调整资本结构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企业融资决策的动态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调整成本函数为企业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行政成本、法律成本等固定成本加上可变成本的凸函数。该模型研究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调整成本是否在企业融资决策中发挥作用；其次，企业融资决策是否遵循着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最后，如果存在再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间隔有多长、幅度有多大。结果表明：①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区间。与均值反转现象有些类似，如果企业的资本结构处于较低（高）的水平，或者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上升），则企业会调高（低）负债比率。当负债比率处于目标资本结构区间时，企业不会积极地调整资本结构；只有当负债比率偏离目标区间时，企业才会调整其资本结构。②市场时机会影响资本结构的调整，但调整成本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大。当企业股票价格相对较高时，企业会发行股票进行权益融资，这与市场时机理论相一致，但在下一阶段，企业将会通过负债融资或股票回购来提高其负债比率，而不是通过进一步的股票发行或债务偿还来降低负债比率。企业对股票发行而导致的负债比率下降进行调整的平均时间短于 2 年。③当面临股票价格上升的冲击时，企业调高资本结构的频率高于调低资本结构的频率。企业应对股票价格上升冲击导致的资本结构调整时间为2年 [62] 。
融资理论建立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债转股情形下，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了企业的股东，故企业与银行之间纯粹的债务人—债权人银企关系转变成了同时融合债务人—债权人、被投资人—股东两重关系的混合结构，这将显著改变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分布和决策变量，从而影响债转股企业的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