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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前，人类的生产生活主要集中在陆地上。受困于大自然的地形条件限制，任何山川河海或自然灾害都可能造成两个区域的隔绝，人们的活动范围小。长期的地理隔离，使得不同的大陆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化体系。随着远洋航船的一次次探索，大航海时代来临，被海洋阻隔的不同大陆之间，实现了物种、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脉脉相通。如今，回望几百年来的历史轨迹，若不是当时奥斯曼土耳其阻隔了陆上的交易路线，也可能不会有航海远行来开启新的贸易路线。毋庸置疑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将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
东西方的融合首先表现在物种领域。在环球航行中，航海家们带回了不一样的物种。美洲的菠萝、花生、杧果、土豆、玉米、番茄、烟草等被引入到了亚洲；胡椒、生姜、肉桂等香料作物的种植技术被引进了美洲。葡萄牙人还将印度等亚洲地区的动物带到了美洲，包括马、牛、羊、猪、鸡、狗、猫等等。其实当我们在欣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时，就能发现油画里餐桌上的果蔬比这之前可丰富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物种在不同的地方生根发芽，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西方人在漫漫航海“万里路”上不断扩展了对世界的认知。贸易往来让他们狠捞一笔，装满了自己的腰包，欧洲贫穷落后的面貌也得到了改变；他们在大量谋取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层面的财富也变得丰富。大航海不仅让欧洲变得“有钱”，还带来了更加丰富灿烂的文化。
大航海带来了丰厚的贸易利润，丰富的物种资源，为西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财富资源的不断累积也为其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奏响了西方世界跨步大前进的序曲。
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始。这场以商业目的为根本动力的航海行动，一开始便势不可挡。大航海时代的远洋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促进了世界各大洲的沟通、联系，形成了众多的贸易路线。在新航线开辟的同时，东西方的文化、贸易交流也在远洋航海的激流勇进中不断深入。历史的车轮在这里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在这个时期似疯狂生长的藤蔓一般快速发展，奠定了后来繁荣程度胜过亚洲的基础。
远洋航海连接起东西方，使得东西方从互不关联第一次走向了相互连接。航海冒险将一种前所未闻的生活风貌刮进了欧洲大陆。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大航海时代都以全新的视角诠释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世界相连。一次次的船毁人亡，一代代的经验相传，造就了奇幻瑰丽的大航海时代。
船只飘荡在大海上，船员们凭着对东方世界金银珠宝、香料的憧憬，抛却了对海洋惊涛骇浪的恐惧。他们可能也没想到，当初以商业利益驱动所开通的几条新航线，能够造成颠覆世界的结果。这不仅是一次思想认知的颠覆，而且是东西方地位逐步颠覆的开始。
以葡萄牙的崛起为例，它从一个小国跻身世界强国，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还与西班牙瓜分了非洲和美洲的大部分版图。大航海时代的印记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依旧可以找出蛛丝马迹。如今，我们看到划分得平平整整的非洲和美洲土地，都是殖民时期划分出来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国土面积仅9万多平方千米，人口不过1000多万，但全球讲葡萄牙语的人却超过了两亿，其中就包括南美的巴西、非洲的安哥拉、亚洲的东帝汶等。
之前一直遥遥领先的东方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危机，这场危机对东西方格局的转变至关重要。新航线的开辟虽然带来了东西方贸易的往来，但在明朝时期，中国大量的白银廉价输入西方。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在这个时期西方的做法正好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远洋航海加强了各个大陆之间的联系，逐步建立起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西方和东方的差距逐步缩小，物流网络的连接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在东西方的贸易交流中催生出了世界首次的一体化。势不可挡的改变在大航海时代轮番上演。
在欧洲，航海是属于贵族的游戏，在当时也只有王室成员有资本一探究竟。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就是大航海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相较而言，亨利王子更早地翻开了航海篇章。
葡萄牙地理位置特殊，国土面积不大，且远离地中海，孤零零地处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地带。除此之外，葡萄牙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欧洲大国并肩而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欧洲的“三流”国家。
处于劣势的葡萄牙需要寻找自己的出路。一个力挽狂澜的领军人物——亨利王子便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他是第一个下定决心进军非洲的欧洲贵族。其实他本人并不是航海家，甚至很少登船出海，但他是一位很有远见的领导者。他制订了通过航海来振兴葡萄牙的一揽子计划，并出资在位于里斯本以南的萨格里斯市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大都被欧洲各国王室雇用，成了多支探险船队的船长或者骨干。因此，该校被公认为是大航海时代的“黄埔军校”。在亨利王子的指挥下，葡萄牙一代代航海家开辟了从大西洋往南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百年以来，为了香料孜孜以求的葡萄牙人劈波斩浪，终于得偿所愿，实现了对香料贸易的垄断，累积了大量财富。1511年，攻陷马六甲海峡之后，葡萄牙占据了东西方贸易的主导地位，将相隔大洋两端的世界拉近，开辟了新的版图。
西班牙这边，在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资助下，哥伦布代表西班牙抵达了美洲。后来，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资助下，麦哲伦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原先割裂的地区终于因为地理大发现而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大航海时代的第一批获利者，在相互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的殖民帝国，势力遍布全球。这两个国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在西方的航海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处于东方的明朝中国同样也在进行远洋探索。明朝的中国已拥有完善的技术装备和高级的船只舰队，为海上探索做了很好的铺垫。但与西方航海不同的是，西方冒险者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收割，其航海活动带有强烈的殖民目的。而作为明朝规模最大的航海活动——郑和七下西洋造访各国，秉持“以和为贵”的传统礼仪，与他国进行友好交往并馈赠，从而宣扬大明王朝的不凡气度，扩张朝贡贸易。而后，明朝实行海禁，停止了一切远洋航海的活动。
为什么当时的明朝没有持续航海，像欧洲国家一样进行殖民掠夺？对于这点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文明因素，中国历来是农耕文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并不强盛。这使得明朝皇帝不会像葡萄牙、西班牙的国王一样热衷于航海和探险。也有学者认为是明朝统治者思想落后、保守，自认为本国地大物博，地理位置优越，周边的“蛮夷之地”没有可比性。既没有像香料贸易那样巨额的利润刺激，也没有征服他国的野心，这就注定了明朝的出海者也不可能像欧洲水手一样，年复一年地冒死跨越万里波涛。他们的海上航行只是单纯地为了“宣德化，柔远人”。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明成祖的命令，率领200多艘船、2万余名船员远航，途经爪哇、苏门答腊、暹罗等30多个国家。虽然明朝较葡、西两国更早地进行了大海航行，但其主要目的是对海外藩属确立册封和朝贡制度，具有强烈的外交性质。轮船上有不少官兵，他们此行承担着宣扬国威的重任。
虽然都是王室支持下的远航，但是西方的航行属于王室特许的私人航海。这种模式以股份公司和私人集资为主，王室和贵族给予赞助或直接参与，航海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新土地、新航路，搜寻黄金、香料等高价物品。航海探险队的主要成员则是航海冒险家、投资海商、水手和士兵。与中国明朝时期的航海相比，他们扮演的就是征服者、殖民者和商人的角色。
不同的航海目的造就了不同的结果。大航海时代下的中国在宣扬国威的路上高歌猛进，西方却在贸易和金钱的刺激下，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以商业利益为驱动的西方航海开辟了大航海时代，将世界联系到了一起。而中国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却完全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身处亚洲的中国，在明朝的封关禁海中修筑起自己的防火墙，几乎与世界断了联系，看不到他国的飞速发展。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大时代中，中国似乎扮演着配角。
在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暂时解除，东南沿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葡萄牙人远渡重洋到中国进行走私活动，而且早在1557年其就通过行贿得到了澳门的暂时居留权，逐渐将澳门转化为联通东西方的重要据点，中国市场开始被迫卷入全球市场中。
繁荣衰落只在刹那之间。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让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当国门再次打开时，中国再也无力与霸权国家竞争，很快陷入了被殖民的厄运。
西方世界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驰骋在茫茫大洋的汹涌波涛之上，破浪而来的帆船如一把把利斧劈开旧世界，连接新世界。而明朝时期的中国故步自封，渐渐落后于世界的潮流。
大航海时代注定与中国无缘！这或许是世界发展的规律。宽广和肥沃的土地让中国在农耕时代生活富足，但也让其变得自大骄傲，拒绝接受新文明。此时，过度的优越感让当时的明朝拥有强大实力，自给自足反而成了前进的阻碍，明朝很快经历了盛极而衰的无奈。“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祸福相互转化的道理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