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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开始，世界的各个地方就开始重视财政政策，普遍认为财政政策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且按照研究结果不断推进财政政策的完善与实施。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颁发了《农业调整法》，将农业收入设定为农业政策的重要对象。20世纪50年代末，共同市场成立后，欧盟颁布的共同农业政策中包含了农业财政政策，详细规定了关于价格的政策，还对出口及农业生产者的特殊补贴进行了划定。此后，国外的专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财政政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探讨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哈罗德和多马通过研究，提出了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资本投入才能促使农业经济得到有效增长，增强社会整体生产力并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于财政支农政策，不少学者选择用实证的方式进行效果探究，迪米特里·迪奥萨瓦斯(Dimitris Dieosavvas,2002)通过经济学模型对欧盟、美国与日本的财政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了OECD和WTO农业支出，获得了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奥尔加·梅柳基纳(OlgaMelyukhina,2002)通过统计数据分析了俄罗斯等国家的财政支出对农业的影响水平，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分类，使其更加规范。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了改良，各个专家学者也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支农的方式、支农的范围及支农的效果等方面。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城乡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引起了我国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李焕彰、钱忠好(2004)与唐昌朱(2004)均发现我国现有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了农民的最终收入，提出了国家应当完善财政支农的相关政策，加大技术支持投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农村教育的建议。王建军、李腊云(2006)提出两点：一是有效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是制定财政金融政策；二是涉农的财税金融政策对提高财税金融的作用微乎其微，并且这种政策很少。福建省金融学会课题组(2007)主要从金融、税收及财政部门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开始分析，发现存在很多的不足，并且指出这三个方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重点提出筹集资金方面要更多地使用来自金融市场的资金。连飞 (2008)运用数学模型深入研究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与农民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且已经证明财政支出与农民的增收之间是正向关系，也反映出财政在农民支持方面的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发挥的效用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刘阳(2008)采用三项指标体系，这三项是有关农业科技的指标，分别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和支农支出，刘阳分析了这三项指标对农民人均增收的影响力度，最后发现它们的效用是减小的。李树培(2009)指出财政在农业总支出方面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正向的关系，可是其结构不合理，每个分类支出之间的效率相差较大，导致整体的效率是很低的。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回顾，本书发现关于乡村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政策方面，政策的制定一般都紧跟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重视财政支农的力度、农业的科技水平及农业劳动力的变动等，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改善乡村设施条件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主要是从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分析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对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七大战略中的一项就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到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我们需要根据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的优先发展并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而西藏自治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环境注定了其“三农”问题天生的“弱质性”，为了提高西藏自治区乡村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我们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农政策，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西藏自治区“三农”问题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