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学在德国变得十分流行。“文化记忆”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德国的文化学聚焦于“记忆”概念,但它不是从神经学或脑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记忆现象,而是将记忆作为一种与文化、历史等紧密相关的现象来看待,并且通过考察具体的历史事件以及记忆得以传承与传播的文字、图片等符号系统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其核心观点是:“文化是一种记忆” 。
德国学者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人类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它所生活的群体、组织和集体越庞大、越复杂,这个世界就越丰富、越复杂” 。阿斯曼将人类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记号世界称为“文化”。他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种“延伸的场景”,它能够创造“一个远远跳向过去的自有时间性的视野”,而在这种时间性中,“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几千年的回忆空间得以展现” ,从而导致了“文化记忆”的产生。阿斯曼认为记忆具有三个维度,即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神经维度的人类记忆是一种生物学记忆,它基于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而得以建构。社会维度的人类记忆是人类通过共同生活、语言交流等方式建构的一种交际网络记忆,它反映社会群体对个人在相互交往、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个体记忆的协调与整合。文化维度的人类记忆是一种符号记忆,它建立在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阿斯曼特别强调:“文化、民族、国家、教会或公司等机构或团体是‘没有’记忆的,而是借助于记忆标志和符号为自己‘制造’记忆。”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文化的含义、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价值等问题提供了一条理论路径。文化学将文化归结为记忆的观点,可谓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特征。它至少向我们澄明了三个事实:首先,作为一种记忆形式,文化是以一个外部化、客观化的符号系统作为载体的,它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经验,可以被人类感知和掌握,但不能自己制造自己;其次,文化的时间跨度没有局限于人类的生存年限,它是一套物质上确定、制度上稳定的符号;最后,文化的内容只有不断地与记忆相结合并被其掌握才能维持生命力。
道德记忆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看来,文化的本质是精神,因此,它往往表现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道德是文化的灵魂,是人类的文化精神世界中最亮的精神之灯。如果说文化记忆是关于人类文化精神史的记忆,那么道德记忆就是关于人类道德文化精神史的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的一个子系统,道德记忆也具有一个外部化、客观化的符号系统,如道德语言、电影、音乐、舞蹈、建筑等;它能够作为一种传统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不断传承、传播,并具有物质上确定、制度上稳定的符号规定性,例如,它可以进入人类社会的教育制度;它是人类道德生活内容与人类的记忆思维能力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有能力维持道德的生命力,同时使自己始终保持勃勃生机。
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道德记忆是三个外延不同的概念。历史记忆的外延最大,它可以涵盖人类的物质生活史和精神生活史,从而彰显至大无外的外延性。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够延伸到多大范围,人类的历史记忆就能延伸到多大范围。文化记忆的外延居于中间位置,主要涵盖人类的精神生活史。它的外延是由人类的精神生活范围决定的。如果人类的精神生活范围是无限的,那么人类的文化记忆就是无限的。道德记忆的外延最小,主要涵盖人类的道德精神史。它的外延是由人类的道德精神生活范围决定的。道德精神生活是人类文化精神生活的核心,但它毕竟不是后者的全部,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道德精神等同于文化精神,也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道德记忆等同于文化记忆。文化记忆记录我们作为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史,而道德记忆仅仅记录我们作为人类的道德精神生活史。
道德记忆具有文化建构功能,但这仅仅指它有能力建构道德文化或道德文化精神,而不是指它有能力建构所有的文化或文化精神。人类的文化或文化精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精神体系,因为人类的精神可以无限大。它可以通过纯粹的思想观念、情感、意志力、理想信念等方式来表现自己,也可以通过依附于人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之上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与人类物质生活相伴相随,是文化或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人类的道德文化或道德文化精神主要反映人类的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选择和道德价值评价的状况,主要通过人类的道德思维方式、道德价值观念、道德精神风貌、道德思想境界等而得到体现。一个具有文化精神的人不一定具有道德文化精神,但一个具有道德文化精神的人肯定具有文化精神。一个具有道德文化精神的人是通过拥有人类文化精神的灵魂而获得文化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