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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于经验而过感性生活之外，人类还具有理性反思能力。理性反思是一种思辨能力。所谓思辨，是指缜密的思想构思、严密的逻辑建构和系统的理论推演。理想的思辨应该体现为思想的连贯性、逻辑的自洽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具体地说，思辨不仅要求思想者能够熟练地运用抽象概念进行思维，而且要求思想者建构经得起批判的思想体系、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近代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德将思辨性视为理论哲学的根本特征，并称理论哲学为思辨哲学。
理性反思要求思想者摆脱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即摆脱一切从经验出发的思维方式。强调理性反思的哲学家认为，理性反思的最高境界是沉思。沉思不仅是纯粹的思维，而且是超越性思维。它使思维者暂时性地摆脱了一切经验的影响，甚至使思维者暂时性地超越了现实世界。在沉思境界中，思维者简直是外在于存在世界的存在者，他的思想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能够自由地驰骋或飞翔，并且能够带给思维者悠然自在的感觉。在理想化的理性反思中，思想的连贯性、逻辑的自洽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实现了高度统一。这种状态只能见诸形而上学思维之中，因而只有少数哲学家能够达到。
理性反思具有批判性。它不是那种日常的、随意的思维，而是一种深刻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辩证性。它不会将思维的对象作为一个静止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对象。它也不会不加分析地坚持关于思维对象的成见，而是会基于怀疑的方法来重新确立真理。最重要的在于，它以体现思维的逻辑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为目的。在理性反思中，思维者对一切对象的思考都表现为一种批判性思索。
用理性反思的方式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必然要求我们超越经验主义思维，同时展现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意味着：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经验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满足于用经验主义方法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那么我们就会寸步难行，因为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自身的记忆思维活动了解甚少，对道德记忆的了解更是不足，只有专业的心理学家才真正了解人类记忆的奥秘。事实上，心理学家对道德记忆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也存在争议。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潜意识中充满着记忆的内容，而荣格则喜欢将记忆的内容纳入“无意识”这一概念的框架内来加以解释。我们不得不承认，纵然我们希望运用经验主义方法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我们也将面对巨大的困难。我们如果不是心理学家，那么就难以探知道德记忆的奥秘。
我们如果坚持用经验主义方法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那么往往就只能获得有关道德记忆的碎片化经验。具体地说，我们会知道“我们记住了一个个涉及善恶价值认识、价值判断、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的道德生活经历”，但却难以对“我们为何能够记住那些经历”“我们是如何记住那些经历的”之类的重要问题做出解答。用经验主义方法，我们能够将一堆堆道德生活经历堆积在自己的脑海里，但无法对它们进行合乎理性的分类和整合，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道德记忆是杂乱无章的。
其次，虽然我们难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道德记忆形成清晰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但是我们仍然凭借人生经验对道德记忆的实在性持有确定的信念。我们能够记住发生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的善恶经历，并确信那些经历的真实性，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事实。这一事实与“我们相信自己有记忆能力”的事实一样真实，因而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道德记忆是我们人类拥有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之所以称自己为道德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记得我们人类世世代代都过着道德生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道德身份具有传承性。我们的先辈一直过着实实在在的道德生活，并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道德记忆，这为我们坚持过道德生活提供了历史基础和依据。我们的道德记忆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应该延续先辈的道德生活方式。
最后，在充分认识道德记忆的实在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我们人类的道德记忆能力进行批判性考察。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道德记忆是我们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能力吗？
人类喜欢以“道德人”自居。所谓“道德人”，就是具有道德本性的人，就是讲道德的人，就是具有道德生活能力的人。道德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社会本性给自己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它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外在的道德是社会对人类提出的道德规范要求，内在的道德是社会要求的道德在人类身上得到内化的结果。
拥有道德记忆是人类具有道德生活能力的重要表现。人类的道德生活能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记住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二是能够在当下的道德语境中做出理性的选择，三是能够对未来的道德生活怀有乐观的期待。也就是说，具有道德生活能力的人类不仅能够在过去过道德生活，而且能够在现在和未来过道德生活。
作为道德动物，人类普遍有能力记住自己曾经拥有的道德生活经历。我们是通过道德记忆展露这种能力的。道德记忆是我们道德人格的重要内容。我们人类的道德生活总是从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延续而来。能够记住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这表明我们拥有道德记忆能力。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具有正常的道德记忆能力。如果一个人不能记住自己的道德生活经历，那么他就无法找到在当下和未来继续过道德生活的历史依据。
人类的道德记忆能力具有人际差异性，但这并不影响人类普遍具有道德记忆能力。我们的道德记忆能力是由我们的记忆能力决定的。只要具有记忆能力，我们就不可能将自己的道德生活经历排除在记忆之外，道德记忆能力的实在性就必须得到肯定。
可以根据人类的本性、人格和能力来确认人类的道德记忆能力。确认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的实在性，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的内涵、要义与存在价值。我们人类的道德生活是以道德记忆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那样，人类之所以愿意一代又一代地坚持过道德生活，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一直过着道德生活，并且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道德记忆。
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认识人类的道德记忆能力并非易事。既然经验主义方法并不总是有效，那么我们就必须求助于理性主义方法。
人类拥有两种眼睛：一种是肉眼，另一种是心眼。我们用肉眼看有形的东西，用心眼看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是隐藏于事物背后或我们心灵之中的东西，因而是肉眼无法把握的，只能通过心眼来探视。心眼即心灵之眼，即柏拉图所说的“灵魂之眼”。由于我们拥有这两种眼睛，所以我们才将存在世界区分为“有形的世界”和“无形的世界”，哲学里也才有了关于这两个世界的持久争论。
道德记忆具有记忆的一般特性。作为人类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道德记忆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事实一方面揭示了道德记忆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具有一定的困难。除非我们找到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内在规律性，否则，我们就难以知道它的存在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探析道德记忆的存在状态是必要的。
那些处于我们内在心理世界的东西都是无形的，因而我们只能借助于心眼来把握它们。作为一种记忆思维活动，道德记忆是隐藏于我们心理世界之中的东西，因此，它是无形的，并且具有难以捉摸的特性，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探知它的奥秘。事实上，我们人类不仅具有道德记忆能力，而且具有审视道德记忆的能力。如果说道德心理具有实在性，那么道德记忆就应该被视为这种实在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们人类的道德心理活动中，道德记忆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我们借助于自己的记忆能力，记住了我们曾经拥有的道德生活经历，从而使道德记忆的存在变得实实在在。
第二，如果道德记忆是我们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能力，那么它是一种无限度的能力，还是一种有限度的能力？
与人类所能拥有的整体记忆能力一样，道德记忆能力在人类身上的发挥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主体（人类）总是希望它是一种无限度的能力，能够帮助主体记住过去的一切道德生活经历，但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它只能帮助主体记住那些经历中的一部分内容，它有时甚至会有选择地进行遗忘，因为它的容量是有限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既是一种有记忆能力的动物，也是一种容易患健忘症或遗忘症的动物。正如美国记忆学专家丹尼尔·夏科特（Daniel L.Schacter）所说：“记忆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开始遗忘。”
健忘或遗忘是记忆的一个严重缺陷，“它每时每刻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曾经鲜活的记忆随着新经历的到来而迅速褪色”
。德国哲学家艾宾浩斯对健忘或遗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学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认为人类的遗忘速度早期会很快，后期则会变慢。
健忘或遗忘现象的存在至少说明人类的记忆能力是有限度的。人类不可能记住自己经历的一切。作为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道德记忆也是有限度的。人类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纷繁复杂，甚至杂乱无章，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事实上，道德记忆还与主体的愿望、需要等主观因素有关。人类可能拥有非常丰富的道德生活经历，但并不一定希望将它们全部记住。我们可能更希望记住那些印象深刻的道德生活经历。那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道德生活经历往往是重要的经历。至于那些无关紧要的道德生活经历，我们完全可能用遗忘或健忘的方式予以对待。
第三，如果道德记忆是一种有限度的能力，那么决定其限度的因素有哪些？
哪些因素能够决定道德记忆的限度？对该问题进行解答，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的理论意涵、存在价值等都是有价值的。
研究决定道德记忆的因素就是研究道德记忆的条件。显然，只要具备所需要的条件，道德记忆就会发生。如果不具备所需要的条件，那么道德记忆就不会发生。因此，只要能够确认那些决定道德记忆的因素，我们就能找到决定道德记忆限度的因素。
决定道德记忆的首要因素是人类的记忆能力。人类是道德记忆的主体。我们的记忆能力直接决定我们的道德记忆状况。医学家早就发现，人类的记忆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天生记忆能力较强，另一些人则天生记忆能力较差。如果我们天生具有较强的记忆能力，那么我们显然就更容易记住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如果我们天生记忆能力较差，那么我们当然就更难记住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我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记不住过去的某些道德生活经历，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记住它们。相比之下，我们中的有些人之所以对某些道德生活经历念念不忘，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记忆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要具有很好的道德记忆，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具有较强的记忆能力。
道德记忆也受到主体之主观意向性的影响。我们能够记住哪些道德生活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试图记住它们的主观意向性。一般情况是，我们往往更愿意记住那些让我们愉快的道德生活经历，而不太愿意甚至不愿意记住那些让我们不愉快的道德生活经历。让我们愉快的道德生活经历往往是那些被我们自身或其他人予以道德肯定的经历。例如，我们曾经帮助过某个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经历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因而更容易被我们记住；相反，如果我们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那些事情本身是不愉快的，那么我们就倾向于淡化有关它们的记忆。有些让人不愉快的道德生活经历也可能永久地留在我们的道德记忆之中，但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希望记住它们，因为这样的记忆可能带给我们深深的痛苦。
另外，道德记忆还取决于对象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否深刻。客观地说，凡是我们拥有的道德生活经历都会在我们的道德记忆世界留下印象，但不同的道德生活经历所留下的印象是有深浅之分的。有些道德生活经历对于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对它们的印象就不可能很深刻，我们对它们形成的道德记忆也不可能特别深刻。例如，我们某个时候在公交车上给某个老人让了座，我们如果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那么就完全可能马上将它遗忘。然而，有些道德生活经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让我们代代相传。例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故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典型事例，被中华民族一代代广为传颂，因而变成了中华民族经久不灭的道德记忆。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要强化人们的道德记忆，至少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用心、用功。其一，应该致力于增强人们的记忆能力，以拓展道德记忆的空间。其二，应该致力于改善人们的主观意向性。具体地说，应该致力于强化人们拓展道德记忆的主观愿望，以使人们通过主观努力提高道德记忆的品质。其三，应该致力于强化对象给主体留下的印象。道德记忆毕竟需要通过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来建构，强化对象（道德生活经历）在主体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显然有助于改善主体的道德记忆状况。
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道德记忆不是一个仅仅凭借经验就能深刻把握的概念，它的理论意涵、发生机制等只有在系统的理论分析中才能得到揭示。理性主义方法有助于我们看到道德记忆在人类身上的普遍性，有助于我们看到人类在道德记忆能力上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解决如何提高人类道德记忆能力的问题。在我们能够用理性分析的方法来解析道德记忆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探究就会变得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