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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哺乳动物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强化了狗狗的观点：人类才是最怪异的物种。我们一边观察着孔雀和袋鼬的性行为，一边大惊小怪，实际上，这些物种的性行为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而人类才是最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那一个。坚持人类优越主义的动物学家不厌其烦地构想着新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锤头果蝠（hammer-headed fruit bat）进化出了求偶场交配体系。然而，真正需要解释的应该是人类的交配体系。人类为什么能进化出如此独特的性行为呢？
如果将人类与其在哺乳动物中的近亲——巨猿（与长臂猿或小型猿类相区分）进行比较，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在亲缘关系上，与人类最近的是非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人类与它们在DNA上的差异只有1.6%。我们与大猩猩（差异为2.3%）和猩猩（差异为3.6%）在亲缘关系上也比较近。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倭黑猩猩祖先的“分离”仅仅发生在700万年前，与大猩猩祖先的“分离”发生在900万年前，与猩猩祖先的“分离”发生在1 400百万年前。
虽然相比于人类的寿命，千百万年似乎无比漫长，但从进化的尺度来看，这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生命已在地球上存在了30多亿年。带有硬壳的、结构复杂的大型动物在5亿年前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人类祖先和类人猿祖先分为两支，各自进化，在这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人类仅在有限的几个重要方面进化出独有的特点，例如直立行走和脑容量变大等，这些变化虽然发生得比较缓慢，却影响深远，最终造就了人类独特的行为特征。
除了直立行走和脑容量较大之外，将人类祖先和类人猿祖先区分开来的决定性因素还有性征。猩猩通常会独居，雌性和雄性只有在交配时会进行互动，而且雄性不会照料幼崽。雄性大猩猩通常拥有几个雌性配偶，不过，对于它的任何一位“妻子”而言，每两次性行为的时间间隔通常为好几年，也就是等雌性给最小的幼崽断了奶，月经恢复正常，可以再次受孕之后，雄性才能得到与之亲近的机会。黑猩猩种群和倭黑猩猩种群中并不存在持久的两性伴侣关系，也不存在特定的父子关系。很明显，人类脑容量的增大和直立行走对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今，人类有自己的语言，可以读书、看电视、消费或生产食物；游览各大洲大洋；将人类自身或其他物种关进笼子里；大肆消灭其他动植物。而类人猿仍然只会嚎叫，在雨林中摘野果；盘踞在热带地区的栖息地里；绝对不会将动物关进笼子，也不会威胁到其他物种的生存。那么，在上述这些人类文明成就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人类怪异的性行为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独树一帜的性征是否与人类和类人猿的其他区别有关呢？除了直立行走和脑容量较大这两个特点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特点，比如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没有那么多毛发；非常依赖工具；会控制并利用火；发展了语言、艺术和文字。这些特点很可能是前述两大特点的产物。我们不能说这些特点令人类更倾向于进化出既有的独特性征，因为其间的关联性非常不明确。举例来说，我们无法证明毛发的减少会使以娱乐为目的的性行为变得更具吸引力，也证明不了火的利用会带来更年期。因此，我想在此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相较于火的使用以及语言、艺术和文字的发展，以娱乐为目的的性行为和更年期的作用与直立行走和脑容量较大的作用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