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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国企正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但中国目前的争论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大举扩张，这个势头到现在仍然很强健，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同时，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国企的争论也多了起来。在中国国内，支持国企扩张的主要包括国企本身、从国企扩张获得巨大利益的相关部门，和那些把国企和中国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相信国企）的社会群体。反对者也相当明显，主要是那些受国企扩张负面影响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那些相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在国际社会，反对甚至恐惧中国国企的，是和中国企业存在着竞争关系的西方企业和它们各自的政府，当然也包括那些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支持甚至仿效中国国企的是那些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是金砖国家。
无论是支持国企扩张还是反对国企扩张的群体，都在竭力掩盖着它们各自理由的利益因素，而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来论证自己的论据的合理性。人们对国企的认识，显然不可能从这些几乎具有神学的话语开始。如果关心国企，无论是支持国企还是反对国企的，都要从经验出发。人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国企会走向何方？这也是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
达尔文发展出了“进化论”，讲生物的演化。实际上，生物也好，组织也好，都有其自身演化的客观规律。国有企业会如何演变，也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有其本身的发展逻辑，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一样。在实践层面，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无论是中国本身的还是国际的经验，来判断国有企业的发展逻辑。这种客观发展逻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要知道国企的前途，就要了解国企这些年来是如何得到发展的。中国的国企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前，国企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鲜明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但国企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很快发展起来。在毛泽东所规划的新民主主义体制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是要长期共同存在的。但种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上私营企业缺少合法性、没有健全法律的保护、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国企和私营之间的利益之争，私营企业很快就走向了终点。随着私企消失，中国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全面计划经济时代。很显然，一旦竞争消失，企业也就不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一个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于一体的组织，或称“单位”。这种组织在动员国家资源，实现国家初步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各方面的代价（资源、人力、生命等）是很高的。当然，最大的代价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国企进入另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如果细分，这个时期的国企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早期的20世纪80年代，国企进行了一些内部改革，主要是分权，就是政府为了给企业提供激励机制，分权给企业。从制度创新来说，80年代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国企改革，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包括民营企业和各种合资和外资企业。这些新体制为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制度条件。
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企亏损，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国民经济运作困难重重。因此就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在组建大型国有企业的同时，把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实行民营化。在“抓大”构架内，政府对大型国企实行企业化（或者“法人化”），就是把企业的政治、社会和其他功能分离出来，同时也把竞争机制引入国企，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而“放小”构架内的民营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90年代中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和民营保持了相当平衡的态势，并且两者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段时间，在制度建设上也有长足的进步。国家修订了宪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之后，又通过了《物权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保护。
第三阶段是在2008年之后，国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一爆发，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救助计划，而这“四万亿”基本上都进入了国企领域，没有民营企业的份儿。巨额资本的流入，为国企的大扩张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从此，国企走上了大扩张道路。当时的决策层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过分担心，只考虑到国家如何避免金融危机，而对国企大扩张的结果未有足够的考虑。因此，有关部门根本就没有告诉国企如何扩张，在哪些领域扩张，这就导致了国企的盲目扩张。国企领导层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国企做大。这就很快改变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局面。原来，国企被要求在具有国家战略的领域内发展和壮大，但2008年之后，国企到处扩张，哪里能盈利，就走向哪里。一句话，2008年之后，国企不仅侵入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而且很快就在原来的民营企业空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也很快就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相对平衡的局面。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之后，有意义的国企改革毫无进展。企业化、竞争、效益等这些有意义的概念离国企渐行渐远。国企未来如何发展？如果现在的局面不改变，国企必然会经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继续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尽管从规模上不能和国企相比，但其数量庞大，仍然占据半壁江山。近年来的经验表明，民营企业是没有任何力量阻挡得住国企扩张的，民营企业的选择是出走。这些年，民营企业家大量出走。随着国企空间越来越大，民营企业的出走速度也在加快。
第二阶段，到了民营企业空间被全面挤占，国企就会实现全面的垄断。但这种全面的垄断局面，和计划经济时代会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任何形式的民营企业没有合法性。今天，国企扩张会导致全面垄断，但民营企业不会消失。不过，民营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被挤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地方小市场内的角色。一旦国企全面垄断，同样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局面，表现为封闭、低效率、亏损等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会进入第三阶段。民营企业衰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导致国家税基的大大缩小，国家有可能再次回到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同时，政府不可避免要面临财政危机。在很多方面，这正在变成现实。今天一些国有企业想方设法，大力抵制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例如为了抵制中央政府有可能的改革，一些国企甚至不择手段，大力兼并亏损企业，把企业的亏损额搞得非常巨大，迫使中央政府放弃改革的努力。它们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把自己的长远和国家利益置于不顾。曾经所出现的所谓的金融系统“缺钱”现象，更是国企（包括国有银行）制度运作的必然产物。
如果发生重大的财政危机，国企有可能走第四步，即私有化，就是政府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来应付财政危机。
到时候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私有化？从经验看，届时中国的私有化会出现三种形式：第一是俄罗斯式的寡头经济，即把资产变卖给现在掌握国有企业的权势阶层。因为民营企业已经非常弱小，它们不可能有钱来收购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目前中国的财富分配高度不公平的状况，已经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第二是国际化，就是外国企业收购中国国企。如果这样，中国也会出现拉美化。在拉丁美洲，主要企业是西方资本控制。拉美化现象前些年中国已经有很多讨论，不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分化方面，而没有把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考虑进去。如果中国因为国企问题而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危机，就有可能导致外国资本通过收购国有企业而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情况。第三是买办经济，即中国的权力或者各种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控制中国国民经济。买办经济现在已经不再提及，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是存在着的，只不过规模不是很大。但一旦出现大型国企的私有化，买办经济就有壮大的可能性。
今天的国企正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但中国目前的争论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国企改革争论已经变成了禁区。左派把国企视为社会主义的象征，支持国企的扩张；自由派则相反，认为国企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这些争论的确迷惑了很多人，一些人选择相信左派，另一些选择相信自由派，而这场争论背后的利益之争则被人所忽视。不过，左派和自由派尽管出发点不同，结果是同一的。今天如果根据自由派的主张，实行国企私有化，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寡头经济。同样，如果根据左派的主张，继续扩张国企，如同上面所分析的，也会导致寡头经济，或者更为糟糕的结局。
因为利益纷争，社会争论不可避免，但执政者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这两种国企发展主张都不符合长远国家利益。国企存在的意义在于“平准”经济、应付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等等。这些在《盐铁论》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国企的全面垄断又会造成无穷的恶果。对中国来说，理想的局面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从而使大型企业（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协同发展，才不会导致大的经济危机。今天中国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多都是这两种失衡的表现。如何实现这两种平衡？这便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金融危机一爆发，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的拯救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杠杆”。西方政府通常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最终反而会演变成为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在很大程度上说，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作为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把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扩展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它们的利益的扩张已经导致了诸多消极后果，例如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迫使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
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的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度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需要淘汰的落后企业又救了回来。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则是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这些都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都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在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往往是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的钱，但国有企业的行为犹如独立的“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缴利润（现在即使国有企业开始上缴利润，但比例极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了，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是要受制于公共的监督的。国有部门因此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缺乏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可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同时，“放小”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从很多方面（例如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来说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无论“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就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中间达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
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就是说，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是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称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失竞争能力。20世纪90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税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可设想的。
国有企业也在有效地阻碍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好比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个部门。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其所需要的资源来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汲取资源。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于和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的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