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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开启了一个新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对自身进行赋权。它使得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向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和服务，它还使得社会能够“呼吁”其利益，并推动国家政策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领域相互赋权。此外，互联网也是国家和社会竞逐权力的舞台，从而也使得这二者相互对立。在竞逐权力时，有时候是国家获胜，有时候是社会获胜。由于信息技术的无限潜能，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领域的互动，往往变得日益复杂。尽管国家和社会竞逐着权力，但是他们也在相互改造。
因此，一个终极问题就是：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政治变革”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它意味着政治场域中的许多东西。就增加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制而言，互联网还是推动了政治自由化的。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进步能够成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些进步，或许会触发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什么是政权变革？这是政治变革的核心。对中国来说，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权变革意味着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而中国领导人则在努力使这种转型过程变得可控。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领导者对政治改革的看法。大多数国家都试图规范互联网，希望从这种新技术中获益，并减少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规范互联网在中国所起到的作用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今世界最为成熟的政治组织之一，即便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消灭”所有由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上，互联网是一个推动因素。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政治变革，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力量在机会结构中的互动，机会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的。通过分析互联网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关系，我们可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
政权变革是总体政治变革的一部分。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存在着网络推动型政治变革。但是对许多人来说，问题在于，互联网会导致中国的政权变革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历经了不断的朝代更替循环，这个循环一直持续到1911年的现代共和革命才结束。一个专制王朝政权被另一个同样专制的王朝政权所取代。今天，人们广泛认可的是，任何有意义的政权变革，都必须包含民主转型的一些形式。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有关民主的问题。通过观察现代民主制度的运行，我们很容易定义什么是民主，但我们会发现，很难明确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能够导致民主化，什么样的政治变革不能够。政治变革的某些形式兴许能够导致有意义的政权转型，但是其他的则未必。政治自由化可能会导致政治民主化，也可能不会。中国的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群体能够从事集体行动，就增加政权的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制而言，这些集体行动推动了政治自由化。尽管这些集体行动未能触发政治民主化，但可以合理地认为，政治自由化也是迈向民主的政治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有关互联网促进政治变革的一般性探究中，特别是有关政治变革的探究中，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民主的？精英的民主化观念制约了互联网在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中的作用，从而制约了互联网在民主化中的作用。领导人是网络集体行动成败背后的关键因素。如果领导人认为，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有利于“正确”的政策转变，就极有可能对集体行动采取合作甚至支持的态度。如果领导人认为，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破坏或威胁到了政权，那么就极有可能收紧控制，甚至会限制这个集体行动。究竟领导人将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看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取决于其关于政治变革和民主的观念。因此，当我们探究信息技术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政治发展时，检视一下领导人的政治变革观念就非常重要。
事实上，“政治变革”对不同的人而言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学界来说，“政治变革”通常指的是迈向基于大众政治参与的西方式民主的政治过程，通常指的是公开的普选。按照这个概念，像中国这样被西方学界视为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变革就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并对社会赋权。然而，这并非中国统治精英们的观念。政治变革，尤其是由政治改革导致的变革，并不是要削弱政权的权力，而是要增强它。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社会可以得到赋权，但是国家对社会拥有的权力绝不能被削弱。
在整个改革年代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强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任何西方式的民主。他们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他们从中国的近代史和苏联不久前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只会导致国家陷入混乱甚至分裂。
但是，中国领导层也认为，他们也不断地在考虑和重视政治改革的需要。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不愿意效仿任何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模式，或是近邻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所采用的民主模式。对他们而言，政治变革必须是可控的，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必须是最小的。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变革的特征是渐进主义的，进步是通过试错来进行的，它意味着政治过程不是突然对大众开放的。相反，它指的是一个可控的制度建设过程。
由于政治变革旨在增强政权的力量，领导人作出了所有的努力，来领导和指导国家的发展。但是，社会—经济变革通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多半情况下，当现存的制度不再能够容纳社会力量时，领导人就不得不使用强制手段来应对自发的社会力量。政治渐进主义使得中国领导人能够不断地调整其制度框架，一方面用以确保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用以容纳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试图将互联网带给国家的任何形式的不良影响最小化。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仅靠信息技术本身，是无法决定国家政治发展的路径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社会力量，它们在争取中国政治变革的日常努力中使用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国家和社会力量互动的背景中运作。因此，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西德尼·塔罗（Sydney Tarrow）这样的学者，当他们看见了纸质媒体在社会力量兴起中的重要作用时，他们就去观察纸质媒体如何帮助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或是如何帮助社会运动网络和社团的形成。多半情况下，社会运动是国家建设或民族建设的产物。在国家建设或民族建设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例如社会不满和民族感情，将会使我们的观点变成一种技术决定论。这种认识也适用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情况。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它并非唯一的政治力量。快速的经济变化为新的社会力量让出了道路，而传统的社会阶层（例如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则受到了削弱。类似的，国家也不是互联网的唯一用户。尽管国家出于自己的目的，试图管控互联网的发展，但是其他社会力量也在利用互联网来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互联网的作用在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中呈现。
带来政权变革的是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或不同的互联网用户之间的互动，而非互联网本身，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不同的社会力量是如何与国家互动的？它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机会结构中进行互动？凭经验而论，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明确三种政权变革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能够起到作用。第一，政权变革的力量可以是外来的。在其最初始的形式中，政权是可以被外部力量消灭的，然后新的政权将会建立。从历史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方大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西方世界创造了无数“外来”政权。在战后年代里，美国在日本一手操纵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一个类似的进展发生在伊拉克，这发生在美国受到“9·11”恐怖袭击之后。尽管这样一种方案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在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上不再重要。信息技术确实能够推动这个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外部力量进行赋权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如它对国内的社会力量进行赋权时所做的那样。
第二，政权变革可以自下而上进行，即政权被人民起义或革命所推翻。这是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的例子，人民的力量推翻了马科斯（Marcos）的独裁统治。更近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起义将苏哈托（Suharto）赶下了总统宝座。信息技术能够在这种方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推翻苏哈托政权上，互联网被认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政权变革的发生，也可以是领导人主动发起政治改革和政治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正如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那样。
外来力量导致的政权变革，对中国人来说并非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掌权的政权频繁地被来自北方的民族推翻。国家统一是一种规范，但是分裂经常发生。尽管分裂通常导致外部侵略，但是外部侵略又能够引起中国的统一。在历史的许多时期里，中国只有通过“外来”力量才得以统一。
外部力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影响中国的政权变革，如今的中国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拥有在世界上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要党和军队是统一的，外部力量就很难在中国制造政权变革。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到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来防止内乱和外患的发生。对他们来说，这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分裂的国家会招致外部的侵略，而外部侵略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对内忧外患的担忧，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不希望政权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个“外来”政权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一个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中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概念在传统的中国并不存在。前现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文化自觉的主要形式。儒家学说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普世伦理，它区分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通过教育、美德和善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为任何人所享有。相应的，传统的中国国家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现代民族主义需要民族国家的意识作为其共同体的最终目标，而基于儒家思想的文化主义意味着认同一种普世文化的道德目标和价值。
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中国从一个由文化定义的实体转变为一个由政治定义的实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个现代的国家认同。五四运动帮助培育了一种新的中国人意识，并艰难地尝试摧毁传统的儒家思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阶级恢复儒家思想的尝试“流产”了。日本入侵中国，促使中国共产党将成百万的农民动员起来，汇入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主流。即便是毛泽东也承认，如果没有外患，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很难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坚持不懈地追逐如下目标：让中国参与全球化并融入国际社会。他们认为，全球化和融入世界，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唯一路径。然而，中国的统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从未忘记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培育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新的国家认同，能够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相适应。因此，如果不对国内的情绪保持应有的敏感度，那么一旦中国在靠近国际行为规范上做过了头，就将在政治上付出昂贵的代价。
这样的一种环境决定了互联网如何能够对外部力量赋权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很明显，互联网或其他的信息技术将无法对外部力量赋权来变革政权。事实上，互联网在推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限制其作用的不仅有国家，而且还有其他的民族主义社会力量。同样重要的是，新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崛起。正是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帮助民众自愿地抗拒外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愿的抗拒，要比国家强加的任何措施都来得有效。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在使用互联网推动这种新民族主义。互联网使得国家能够将其宣传扩展到海外听众那里去。现在，海外的民众也能够轻易地登上中国的官方网站，并因此受到国家世界观版本的影响。此外，互联网还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民众，都能够利用互联网来表达他们民族主义的声音。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没有什么国外的异议团体或其他的外部政治力量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制造中国内部的政权变革。当然，总体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不会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有重要的影响。在驱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外部力量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中国现在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全球化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外部结构和机遇。中国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国际规范。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频繁互动中，逐渐地被国际规范社会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日益重要的作用。
政治或政权变革可以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个政权被另一个政权所取代，通常是由于政权之外力量的兴起。换句话说，大多数政权都难逃被社会力量推翻的命运。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成功地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自下而上的革命中，信息技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兴起上，可以明确几个主要因素：第一是市场经济驱动型的工业化。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改革年代前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导致了工人对国家的依附。当前的这轮工业化，从根本上说与之前的不同。它是受到市场经济驱动的。一方面，非国有部门的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在运作，另一方面，国家也试图将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转移给市场力量。
在欧洲，工业化创造了富裕阶级，但同时也创造了贫困阶级。马克思从工业化中看到了历史变革的动力，因为它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由于不同阶级相互竞争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才得以进步。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主导性力量。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计划经济进行了30年的痛苦和不确定的实验，在这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学习市场经济符合历史的需要。按照相同的逻辑，中国不太可能逃过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痛苦。尽管国家作出了一些好的努力，但是依然没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其他的相关制度来保障工人的利益。
除了工业化的痛苦之外，国家还面临着来自农民的压力。在西方，农民的地位被工业化快速地削弱，而在中国，这却不太可能发生。考虑到大多数人口依然是由农民构成，政府就不得不应对日益不满的农民。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并不比对工人的影响少，市场经济已经导致了成百万农村人口的流动，他们在全国各地迁移以寻找经济机会。一方面，资本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另一方面，他们在所工作的城市中被视作是二等公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抗争和反抗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社会运动背后的第二个驱动力是全球化。全球化既可以作为社会运动的来源，又可以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具。它将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而这超出了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世界经济的任何波动都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依然处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省份，当地经济与世界市场的结合更加紧密。1997年，当大多数中国省份并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时，沿海省份却遭到重创。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倒闭。随着中国充分融入世界经济，外部的经济变化能够轻易地触发一场国内的社会运动。
一旦国内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就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忽视世界舆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正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国外投资。
可预见的未来，一场全国性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太可能发生。第一，国家的强制力量变得更加现代化了。军队更加专业，国家也建立一支快速反应力量。虽然这些力量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卫国家，但是它们也在国内起作用，武警通常被用来维持地方的社会秩序。
第二，中国的政治结构在防止全国性动荡和不稳定蔓延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是它事实上拥有一个行为联邦制结构。尽管它有着高度集权的表象，但是它的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分散的。在中央和各省之间（或在省政府和在它之下的市政府之间）有着一个隐性的契约，后者必须对维护社会秩序负责。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发生了骚乱，这场骚乱必须在当地控制住。国家不会容忍跨边界的骚乱。虽然农村和城市的骚乱事件会出现，但多是小规模的，是在当地发生的。很轻易地就被地方政府孤立和控制，不太可能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第三，民众对政权变革的观念已经改变了。许多民众事实上并不希望发生，像在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地发生的那样快速的政权变革。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也对许多普通民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社会运动方面，起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却不这想，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倾向上变得保守。即便是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现在也仅仅主张渐进的政治改革。大多数民众担心，在一场激进的政权变革后，国家将会陷入混乱。
在操作层面，大多数农村和城市的抗议者也是很现实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更多的是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而非其他。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愿意与政府进行“合作”。
在工人和农民的抗议中，互联网都开始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尽管依然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表明，互联网是如何帮助抗议的组织者动员工人和农民的，但是互联网很明显帮助民众制定了有关工人和农民问题的话语论述，并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渠道。多年来，“三农”问题、城市失业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是网络公共讨论中的热门话题，甚至出现在官方网站上，例如强国论坛，这是一个由《人民日报》主办的网站。“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它是中国领导人的重点关切问题，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导致了农村的衰败。类似的，在城市地区，经济改革和快速的工业化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失业问题。缺乏坚实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恶化了这一状况。领导人更加努力地来应对这些农村和城市问题，以便社会稳定能够维系下去。有关农村和城市问题的政策话语在不断变化，互联网是这个不断变化着的话语的组成部分。网络政治参与通常给国家制造了密集的和广泛的公众压力，并推动国家调整其涉工和涉农政策。
然而，互联网对一场自下而上革命有所贡献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互联网使得抗议的组织者能够进行全国性的动员，但是它也对国家进行了赋权，使其能够发动有效的动员来针对它的敌人。正如已经论述过的，网络的反对行为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它们形成了，它们就有可能被视为国家的威胁。一旦国家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国家将会使用所有可能的强制措施来针对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使得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获得有关的社会要素信息，并因此调整其政策，或是采取措施来阻止抗议的发生。
中国更为现实的政权变革方案，是从渐进的政治自由化中发生变革。在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相互互动，它们的关系变得有相互改造性。
国家和社会在网络上的多个场所中打交道，在这些场所中，一些社会力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或是接受国家为代表全社会正当利益的恰当组织。
在政治自由化的舞台上，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网络互动变得有相互改造性。这些互动中的一些有利于国家，一些则有利于社会。这样的互动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后果，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提供的机会结构。第一，国家能够将其自身的政治变革版本强加给社会力量，成功地改变了社会力量对其自身的认同，社会力量愿意接受国家为政治变革的代理人。第二个可能的结果是国家对社会力量的吸收。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调整其政治变革的进程，以便容纳社会力量。第三，国家在试图强加其版本给社会力量或容纳社会力量时，彻底失败了。在所有的这些可能中，尽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具有相互改造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对政权制造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特定的改革政策提供社会支持。
在中国，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着它们的局限，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够推动政治自由化，但是迄今为止，它们还没能触发政治民主化。这是因为民主化要求政府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革，但是自由化则不需要。
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开放、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制。这些进步是政治自由化的重要方面。和信息时代之前的状况相比，政权现在对民众更加负责，并且，政权也比过去更加愿意改变其陈旧的政策和政治实践。这样一种变化，部分是由于新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存在，它们使得社会力量对政权施加了压力。
仅靠现代信息技术本身，还无法导致中国产生有意义的政权变革。政权变革还必须有其他社会力量在场。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阶级分化都是中国政权变革的孕育力量。所有这些力量，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都能够产生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并最终为中国的政权变革产生重要的动力，现代信息技术的政治影响正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