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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至少两个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就存在一个党对自身进行定位的问题。党如何定位自身？中国的社会群体怎么定位党？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
由于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影响到政治权力在不同的政治群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相比其他群体而言，一些群体将会受益更多。同样的，一些群体也许会成为这种变化的受害者。因此可以理解，不同的群体都提出了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中共的理想模式。
此外，这两个问题对学术界也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正在逐渐淡化。现在，随着党的改革成为中国社会日益重视的一个议题，是时候重新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了。因此，以上的论述旨在提醒学术界：要回答以上这些重要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回答这两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将采用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作为事实的社会现实”（social facts as things）。试图提出一种文化理论，来解释作为一个事实和一个社会现实的中国共产党。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检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运作的，并且它为什么这样运作。本书不回答中国共产党应当走向何方。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将从实证意义的角度来回答，而不是从规范意义的角度来回答。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重要？在当今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能够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在国际和国内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2008年，它的成员总数就达到了7300万之多，比法国和伊朗各自的人口还要多（法国是欧盟中第二人口大国，拥有6400万人口，而伊朗有7100万人口）。中国共产党还治理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其人口多达13亿以上。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就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此外，中国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深入地融入了世界体系。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都会产生相应的深远外部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过去40年所发起的所有重大改革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由于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中共也是唯一可以承担它们的政治角色。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历经了沧桑巨变。1921年，中共是一个仅有53名党员的小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它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攻击，但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幅度地扩张。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在1949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1949年后，中共还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中生存了下来，这些“继续革命”包括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邓小平掌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进行空前的社会经济转型。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共产党自身则经历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截止到201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56.4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7.2万个，它们包括了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许多企业、非国有部门的企业也都建立了党组织。换句话说，党组织已经深入到所有类型的企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当中去了。并且尽管中共依然保持着一个高度威权主义的结构，但是它的人员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发展的党员通常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
从政策层面来看，不仅对中国而言，即使是对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也正日益变得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国际社会却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的方向感到不确定。在对中国感到不确定的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感到不确定。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都没有能够经受住当地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在许多方面都比这些前共产党国家更为剧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不断持续的转型中继续生存下来吗？在学术界看来，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的先锋队，而现在，它逐渐减少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以及令人大失所望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都使得党的可持续性遭到质疑。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冷战后快速的全球化进程，都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不断增大的巨大压力。党的改革看来是最符合逻辑且必要的了。而确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已经致力于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党自身的改革，以确保党的领导地位。
尽管中国共产党依然重要，但它还是给学术界提出了形式多样的思想困惑。学术界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未来发展的一致意见。学者们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和党的本质的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极端是，乐观主义者倾向于相信中国当下僵化的模式，最终将屈从于走向不可避免的民主大道。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转型已经陷入困境，同时还有人预测共产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崩溃。两大阵营的学者似乎都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结果通常使得读者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一个阵营更加可靠，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中国的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性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以来，许多学者频繁地预测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就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声称，中国走上和这些政权一样的道路只是个时间问题。1992年，邓小平晚年的“南方谈话”激起了中国更为激烈的改革和更大范围的开放，但这似乎也没能使得学者们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成见。1994年，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尽管学者们对当下政权的可能寿命抱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通常是：根本性的政治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以及变化发生后会是什么样；而对于这种变化是否会发生，则几乎没有异议。”
尽管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预测经常互相冲突，却从来没有人作出过重要的努力，去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有关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未来的文献正在迅速增加，但在学术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正在被边缘化。通常情况下，当学者试图检视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未来时，他们倾向于关注各种其他要素而非中共本身，尽管他们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性。大多数论证都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对其他方面发展的影响上，包括经济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直到近些年来，才有人努力把中国共产党重新带回到讨论的中心上。学者们检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努力地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继续存在。很有必要看一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的学术关注点是如何从中国共产党转移到其他因素上去的。
正如何赛·蒙特罗（Jose Montero）和理查德·昆达（Richard Günter）所指出的，政党“是当代政治科学诞生之时就应当进行分析的主题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党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中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在西方产生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够理解政党是如何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演进的，政党又是如何与民主实践相联系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这些研究受到了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概念的严重影响。政治发展进程中会产生多种危机，包括政治合法性，政治整合和政治参与，学者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政党应当对这些危机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学者们是用研究发达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致力于区分西方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不同，一些学者也试图弄清楚，究竟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和它们的西方伙伴相比，起到了怎样的独特作用。西方研究政党的专家学者，经常从他们所理解的政党应有的典型功能，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而对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学者来说，情况则不同，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自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bilities）和正在固定的规则。举例来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把政党置于政治稳定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亨廷顿很少运用脱胎于西方政治发展经验的概念，去描述发展中世界的政党，而是通过政党的实际活动来研究它们。不幸的是，这些努力都没能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理论，使得人们可以用它来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政党。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发展中世界的政党时，依然处在那些脱胎于西方经验的概念的阴影当中。由于他们过于寻求政党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他们倾向于将政党仅仅认定为社会群体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或是统治集团用于应对快速扩大的群众性政治参与需求的一个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很明显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根据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定义，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党研究逐渐靠边站了。80年代，对“国家”研究的兴趣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高涨，从而使得政党研究不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范式。出于对以社会研究为中心的方法的不满，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样的学者，把国家重新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议程上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国家本身和国家的各种不同的组成要素，例如行政管理部门、官僚政治和技术官僚。在对东亚发展进程的研究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像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这样的学者，都对所谓的“发展型国家”的出现和运作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发展型国家”建立在有效的官僚治理基础之上。不难发现，在以国家为导向的研究文献里，政党的角色被忽略了。即使提到了政党，它们的角色也只是边缘化的和补充性的。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意味着将国家和社会进行概念上的分离。虽然这种概念上的分离从理论上说是有帮助的，但它提出的问题并不比给出的答案少。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国家与社会和利益团体（包括政党）相比，是更独立自主的。因此，它才能够制定政策并对社会和利益集团施行这些政策。但这是如何发生的？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执行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又由谁来提出？在一个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国家更为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国家如何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并且让社会遵从于它的政策？
这些问题和思考，让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克奇利（Atul Kohli）和许惠文（Vivienne Shue）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认识到，国家是嵌入在社会中的，它们之间的不断互动是在共同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他们认为，国家结构本身就是社会组织，也需要在不同的层级上进行分解式研究和分析。通过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这些以国家研究为导向的学者们似乎承认了周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然而，“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方法，迄今为止还没能将政党研究重新带回来。一些学者最近提出，由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影响，“在当代民主研究里，强调政党将不得不引起争论”。尽管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在解释发展中世界的民主转型时，政党非常重要，政党是塑造民主政治的主要角色。但是新近的学术努力继续将政党研究置于选举这样狭小的背景中。这种学术偏见在研究后共产主义的政党制度时也非常盛行。
当最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时，使这种偏见变得更加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地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国家转移到非政府组织（NGOs）和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上，并以此作为他们分析的基础。其他人则提出，全球市场正在削弱国家的权力和功能。对这些学者而言，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民族国家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了，更别提政党了。对许多学者来说，政党研究的衰弱是很自然的，因为政党正在逐渐变得无关紧要。政党无法成功地应对一系列的挑战，它们的许多功能，可以由其他较为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的力量来更好地执行。比如通过广播媒体或互联网让政治家和公民直接进行接触，或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创新形式。
尽管近些年来，少数学者“重新发现”了政党在维系一个民主制度运转和促进发展中世界民主上的作用，但是以政党研究为中心的政治科学时代已经消逝了。要把政治科学中的政党研究重新找回来，需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这种范式转移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也有所反映。在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中国研究的核心。这是因为，在那时，中国共产党是主导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唯一角色。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在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著作里，舒曼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如下作用：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方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重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训练它的人民，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为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中国就像一座由不同种类的砖块和石头建造起来的大厦一样，不论这些砖石是如何堆砌起来的，这座大厦确实是树立起来了。把它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意识形态和组织。
舒曼的这本书，反映出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一个新中国时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著作中，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些著作研究的主题包括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斗争、党员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官僚系统，以及党的力量对社会领域的介入等等。确实，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名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转移了注意力，研究中国政治的新方法也出现了。大部分这些新研究源于对结构因素分析的兴趣，这些结构因素包括了利益集团政治的模式，或是在决策过程中官僚机构所起的作用。还有许多研究与国家和政府政策的执行相关。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则是国家和官僚政治，以及国家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影响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很明显地与之前以国家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学科相类似。
20世纪80年代末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引起了中国研究领域方向的重新调整，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公民社会、新社会阶层和群体，以及中国非政府领域的发展。简言之，西方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将注意力指向了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后者，激发了有关社会力量和中国非政府领域发展的海量研究。对社会和社会现象的这种重视，起到了如下作用：它使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再占据主导范式。或许，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国家作为研究的焦点，已经重新回归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依然被忽略了。缺少对中共角色的关注，大致是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政党是过时的事物，并且在现代全球化世界里正面临着生存困境。这种观点的拥护者看到的是，党在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中逐渐缺位。他们认为，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出现了，它们随时可以转变为政治力量，从而挑战党的统治地位。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年青一代不再视党员身份为他们职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们能够获得自己。
但是，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在郑世平和狄忠蒲的书中都潜藏着政治发展的一种线性思维，即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从威权主义到民主的转型，而政党的衰落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希望。当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朝什么方向进步并没有什么错，尽管这并没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继续像过去一样运作。最感兴趣并且待遇丰厚的工作（包括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而这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党员身份。
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其他的政治行为者，学术界对这些参与者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检视它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在应对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在处理自身转型中所遭遇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同样需要一种解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行为者。事实上，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找回来，将能够展现出党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那些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持悲观态度的观点，是在转型范式中提出来的。转型范式假定，一旦一个国家从独裁统治中走出来，就将会有一个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线性过程。在中国政治的背景下，民主化和多元化意味着党的威权主义的衰落。没有党的威权主义的衰落，就没有民主和多元化实现的可能。这种范式（思维方式）带有了浓厚的西方政治经验，并被运用于解释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发展。在理解政党角色的时候，也是如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首先有必要简单看看政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政党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背景下起到了什么作用。“政党”这个术语，是伴随着代议制机构的发展和普选权的扩大，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出现的，这个表述最早是用来指那些“在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党派的竞选中，以获得公职为目的的组织”。一个政党由什么构成，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学者们通常认为，政党是党员们的工具，因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党的结构上。这尤其反映在德裔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著作当中。米歇尔斯基于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了“寡头统治铁律”。在他看来，党的领袖对官职有野心，党员有理想，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种野心取代那种理想。迪韦尔热的观点与之类似，但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全体选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融入党派当中。另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里，通常认为政党的主要职责是回应选民的诉求。学者们也关注了政党的不同方面。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指出，西方的政党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侧面展开：对党派“单元”的研究和对党派“制度”的研究。对前者的研究包括作为离散实体的政党的特征，即它们不同的社会基础、历史、目标和诉求、正式的组织和实际的权力结构；而对后者的研究则包括党的单元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模式。在西方，这几乎成了一个绝对真理，即哪里没有选举，哪里就没有民主。学者们将政党之间存在竞争性选举视为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被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当学者们讨论中国的民主化时，他们更多指的是一个多党制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性选举。在民主的环境下，政党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社会群体进行利益整合或利益表达的一种机制。尽管这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背景下确实如此，但在解释中国（以及事实上许多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党制度的运作上，几乎无所助益。政党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随后这一产物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当政党在中国出现时，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西方政党起到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里，比如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政党通常主导着国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则并非如此，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国家。在现代政党制度诞生以前，现代国家就已经在西方发展起来了。12世纪到14世纪是现代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19世纪则是现代国家成熟的时期，在国家形成到成熟的这段时间里，国家经历了持续不断的转型。政党是这段漫长起源的后期产物。尽管政党的诞生剧烈地改变了现代国家，但是政党本身与国家的起源却没什么关系。换句话说，通过使政治过程民主化，政党的发展是为了使国家理性化；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经了不同的阶段，政党的发展也是如此，政党的发展是与议会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政党的历史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贵族团体（aristocraticclique）时期、精英显贵（small groups of notables）时期和大众民主（plebiscitarian democracy）时期。在早期，虽然政党旨在参与政治过程，但它们事实上只是“俱乐部”，只有一小部分的社会精英能够加入。第一种社会“精英”群体只由贵族构成，民主意味着在这个排他性的群体中分享权力，而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精英无关。随着其他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要求不断兴起，这些俱乐部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基础，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精英成为它们的成员。政党成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分享权力的机制。但是只有当政党进入了大众民主的阶段，并且竞争性选举变得广为接受的时候，现代政党才到达了成熟阶段。
大多数学者强调，政党是应对政治危机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些政治危机是由政治发展所引起的。在西方，政治危机的主要形式特指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所有这些危机，都为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政党的崛起反过来又帮助解决了这些危机。在现代民主国家，民主意味着党派政治，并通过选举得以实现，而选举又是围绕政党进行组织的。在这个基础上，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通过选举竞逐政治权力的过程。政党的逻辑就在于选举。如果要实现有效的选举，那么就必须要有组织和平台，而政党则履行了这些功能。
但是，当我们检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党发展时，我们就会发现，必须要超越“政党是选举机器”这一狭隘的定义。简单来说，尽管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依然是一个事实，但是政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民主，同时还是为了进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虽然政党在西方的演进历经了不同的阶段，但是政党主要是作为一种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的机制。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尽管政党也履行这样的功能，但这些并不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它们最重要的作用是缔造一个现代形式的国家。事实上，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政党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参与的机制和政治领导人获取权力的民主和政党的历史关联性，是在主要的民主国家中确立起来的。在英国，现代政党是在1832年改革后才出现的。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政治俱乐部转变为大众导向的政党，是与1848年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政党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代才发展起来。在日本，政党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时甚至之后，才从西方“输入”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政党都帮助国家进行了民主转型的过程，并且它们的出现晚于现代国家。在现代政党出现之前，现代形式的国家就已经处在运作中了。这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是第一个移植西方主要政治制度的亚洲国家。虽然日本的国家和政党都是从西方“输入”的，但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首先“输入”了国家，只有当他们建立起一个运行有效的国家机器之后，他们才输入政党制度。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政党都不是现代形式国家的缔造者。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工具。国家通常由政党来缔造，这一事实对发展中国家的党—国家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中国。人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线性过程存有某种信仰，而前述事实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这种信仰。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线性思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转型范式的影响，这一范式在学术界已经主导了几十年。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社会—经济转型。民主要素也出现了，例如村一级的直接选举和党内民主。代议机构，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但这并没有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反，中共逐渐增强了其对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所有措施，似乎都展现出一种缓慢但却日益彰显的党的主导。为了回应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国共产党试图使其统治机器臻于完美，以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结构，但是通过引入现代国家制度，甚至在现行政治结构中容纳民主要素，中国共产党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但中国并不必然像西方所理解的那样，要朝着多元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迈进。无须多言，有人会进一步认为“灰色地带”的观点有问题。“灰色地带”观点的核心是另外一个观点，它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受困”。“灰色地带”观点类似渐进主义。它隐晦地认为，转型的目标是西方式的民主和多元化。例如，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认为，中国的转型过程呈现一种曲折的模式，或是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因此，当中国没有表现出迈向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迹象时，学者们更通常地会对中国的发展得出悲观的结论。例如，早些时候，裴敏欣还认为，尽管其发展的本质是渐进的，但是中国依然“匍匐”在通往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道路上；但是10年之后，他认为，中国已经落入转型陷阱，渐进主义将最终失败。不过，中国式的渐进主义也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来理解：执政党在现行制度中逐步采纳所有的现代政治产物，例如法治、民主选举和代议制；然而，采纳这些的目的，并非是要将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多元化，而是要再造和维系现行制度。对渐进主义的这种解释，有助于改善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的理解。它不仅引导我们去检视已经发生了哪些政治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去找出所有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它还将帮助我们观察执政党的本质，并预测它的未来。当现行的转型范式不能够解释中国共产党时，我们就需要作出努力来提出一种新的范式。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努力检视中国共产党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迄今为止的所有这些作品，都落入了以上所讨论的范式窠臼内。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在这种范式之下提出来的，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转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如何限制了中国的民主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将自身转化为一个民主的政党。笔者认为，尽管检视所有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含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试图在三个层面上回答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第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这样变化？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按照实际情况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尽管中国的政党概念是输入进来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与我们在西方所观察到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党。在许多方面，它运用权力的方式和中国过去的皇帝非常相似。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年代历经了各种转型，但是它依然竭力保持其权力的持续主导。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意味着，尽管党自身的转型与社会—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但是党主导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通过这种途径，中国共产党也成了一个主要的结构性障碍，抗拒中国发展出一种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结构。同时，民主的要素事实上总是以某种方式与中国共产党相兼容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也愿意按照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来进行民主化。
在前现代时期，“政党”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它起源于西方，并逐渐传入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政治思想、制度和实践以及法律准则和经济理论，从欧洲和北美的海岸来到东亚。西方的殖民和征服起到了矢量载体的作用，传播了有关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观念。然而，现代政党并非是西方强权有意识进行输出的结果。它们之所以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因为当地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了政党制度的优点，并将其引进过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机械地照搬政党制度；相反，他们重新设计了政党制度，使其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相符合，政党制度从而变成了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而非一个纯粹引入的西方产物。在中国，当政党被文化重新设计之后，它们就变成了组织化了的“皇帝”。在本书中，笔者并不试图讨论西方政党制度是否与中国文化相兼容，对这个问题进行文化上的解释毫无作用，也毫无说服力。在结构层面，各种西方式的政党制度方案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存在并运作着，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而在操作层面，这些民主政体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继续保留着儒家传统的特征。在中国，正是由于输入的政党制度失败了，才导致了政治精英们去探寻他们自己的政党制度模式。文化因素是很重要的，它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样的文化因素对政党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取决于如何利用这种文化因素。因此，本书将政治精英视为文化和政党制度之间的一个代理人。虽然政党制度可以是被引入的，但它更多是一个政治建构的产物。一方面，正是政治精英们而非文化本身，决定了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文化因素又限制了政治精英们在建设政党制度时所作的选择。在塑造政党制度模式的时候，文化非常重要。可以合理地认为，政党制度是政治精英为了回应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而作出的文化自觉行动的产物。政治精英是建立政党的代理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政党。虽然政治精英能够选择不同的文化素材来构建政党制度，但是他们的可选项并非是不受限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素材本身有限，而且还因为他们努力寻求对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主导权，从而使得他们的选择本身受到了这种努力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假定政治精英是政党建设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本书也进一步假设，政党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代理人。中国的政党所起到的作用，与西方的政党非常之不同。在西欧和北美，政党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也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此外，在从非民主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它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以及可能在东亚的其他地方），政党更多是人为的，它们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仅仅是一个政权转型的代理人那么简单。政党不仅仅是政治秩序理性化过程的代理人，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新政府的缔造者，甚至是新国家的缔造者。如此一来，政治精英们就必须通过同时“输入”西方的产物和“借用”他们自己的传统来进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产物被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创造物和一种文化的人造物，它结合了西方政治组织的权力和中国的文化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