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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寻求高效的资源配置策略,确保大国治理有序推进,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尤其是面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政府如何实现建构秩序和推动发展的有机统一,需要有高超的治理举措。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人民健康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党和国家对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2020年1月29日,全国31个省市区全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区域在不同疫情阶段应该实施分级分类治理策略。本文拟研究以下问题:①如何对中国城市疫情治理风险进行有效的分类?②对城市新冠疫情肺炎治理分类后如何精准施策?

关于公共危机事件应急治理研究,现有文献首先聚焦在如何构建健全完善的现代城市危机治理体系,提升城市应急治理能力。薛澜和钟开斌较早地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提出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和经济危机类四类(薛澜、钟开斌,2005)。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我国城市应急治理体系研究逐渐深入,特别是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类的治理更是得到进一步关注。我国逐渐建立起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钟开斌,2009;刘霞、严晓,2011),包括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和地方应急预案。

关于公共危机风险评估,其方法包括基于头脑风暴(Asch S M, Stoto M, Mendes M, et al., 2005)、德尔菲(吴家兵、龚磊、陈芳等,2018)、层次分析(杨涛、李傅冬、何凡,2018)等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开展评估;基于历史数据开展风险评估,主要有描述流行病学法(Vescovi L, Rebetez M, Rong F, 2005)、地理信息系统风险评估法(Ferrier N, Haque C, 2003;吴振宇、李羽敏、董升草,2005;Yang Y, Zhang Y, Fang L Q et al., 2015)和风险矩阵法(Michael S, Tse C., 2005)。其中,风险矩阵法使用最为广泛,即按照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以及风险发生后对目标的影响程度,作为两个维度绘制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而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杨云、孙宏、康正等,2016)。例如,董艳等人采用风险矩阵法对北京市突发事件进行风险等级评定,为政府预防和控制风险提供了决策参考与处置依据(董艳、李剑峰、王连军等,2010);杨云等人评估了黑龙江省5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性与严重性,并进行了风险水平排序(杨云、孙宏、康正等,2016)。

虽然公共危机风险评估已产生一批成果,但现有的风险评估方法侧重于事前评估,事中快速风险评估方法亟待探索,特别是已有方法侧重于历史数据分析和专家主观评估,基于实时数据的评估指标体系与方法亟待构建,实证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吕孝礼、朱宪、徐浩,2019);在研究对象上,未见以城市为分析对象,特别是较好反映城市内部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事实上,在防控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区域的风险状况,对全国不同区域进行系统科学分类,从各个省到各个市再到各个区县甚至到各个乡镇均应如此,不应该简单地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吴建南,2020)。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供参考的策略模型,这将有助于丰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在指导城市未来的同类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防控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以367个城市为分析单元,收集了1月30日—2月2日各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日度数据,从“疫情规模和疫情增幅”两个维度构建疫情治理风险分类框架,分别反映疫情的危害程度和可控程度,形成中国不同城市的疫情风险类别,有助于系统识别不同城市疫情风险类型和防控关键举措,进而提高疫情治理的针对性,为实现科学分类和精准防控奠定基础。 LKCNkXt6bs0x1EzHuU81CTHruO5rA5qByO9qDP9W0maB9NnCDgyfGpLRdysZzx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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