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袁枚（1716年—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主要传世的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以及笔记小说集《子不语》《续子不语》等。

位于南京小仓山的随园，是袁枚三十三岁辞官后隐居之所，据说是江宁织造曹寅家的故址。后来曹家被抄，其在江南的房屋及土地全都被赏赐给了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袁枚任江宁知县时，又用三百金从隋赫德家购得小仓山的废园，精心修葺之后，更名为随园。就这样机缘巧合地，袁枚住进了《红楼梦》里大观园原型的故址。袁枚只比曹雪芹小一岁，有据可考，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读过《红楼梦》，但他晚年从一位朋友（明我斋）那里知道了此书，并获悉“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曹雪芹乃曹寅之子，是一位比他年长一百岁的前辈，而所谓《红楼梦》应该是一部关于妓女的小说，并在《随园诗话》中记载一笔：“其（注：指曹寅）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注：即妓女）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虽然是天大的误会，但还是留下了“雪芹撰《红楼梦》一部”这么重要的信息。后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主要是以袁枚此话为依据来确定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

说完了“随园”，再来说“食单”。《随园食单》虽然不是中国最早的饮食专著，但它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原因很简单，和前人们比起来，袁枚才是最关注食物味道的人。前人写了那么多饮食著作，都是在借饮食而言其他，谈礼仪者有之，谈文化者有之，谈养生者有之，就是没有人真正在乎食物的味道如何。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一部分是专门写饮食的，但说实话，其价值远不及《随园食单》。李渔写饮食的目的，是为了提倡节俭和复古，亲蔬菜而远肉食，生怕人们管不住自己的嘴，耽于口腹之欲。他将那些详细介绍了做菜方法的饮食著作贬为“庖人之书”，“乌足重哉”。结果一百多年后，袁枚便写了这样一部“庖人之书”，不仅更重视食物的味道，还结合自己四十年的美食实践，一口气介绍了三百多种美食的做法，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饮食文化遗产。三百多种美食被袁枚详细地分门别类，非常系统，且便于检索、查阅。同样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三百多种食物的制作方法的食谱，还有明代戏曲家、养生家高濂的《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但二者的文风却截然不同，《饮馔服食笺》中多的是“实气养血”“温暖脾胃”“滋阴润肺”等关于养生效果的描述，而相比起来，时常跳出“甘鲜异常”“鲜嫩绝伦”“酥脆软美”等捕捉口感与味道的词汇的《随园食单》就显得美味多了。

笔者五六年前初读清代笔记小说，随兴所至，试着将一些喜爱的篇目翻译成现代汉语，那是我第一次尝试“文译白”，初衷只不过是想把那些有趣的人、物、故事用我熟知的语言再讲述一遍，姑且把它作为一种写作上的语言训练。当时选译的篇目中就有很多来自袁枚的《子不语》和《续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和《续新齐谐》）。有两篇印象特别深刻，一篇写房山有兽，名为“貘”，喜欢吃铜铁，经常偷老百姓家的铁质农具吃，连城门上包着的铜皮也被它啃得精光。这本是古代笔记小说中常见的怪力乱神、洪水猛兽，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袁枚对这种怪兽的吃相的描写：一见到金属就流口水，吃起来就像吃豆腐一样。这样的句子本身就是有味道的，读到这两句，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貘喜欢吃铜铁，因为铜铁就是它的美食。还有一篇叫《狼军师》：某天傍晚，某人赶集回家的路上，险遇狼群，他爬上路旁的一堆柴垛，居高临下，群狼除了将他围困之外，毫无办法。这时几匹狼从队伍中离去，不一会儿像抬轿子一样抬来了它们的军师——一只似狼非狼的动物，因为后腿太长无法站立、行走，所以只能靠狼抬；但是它比狼聪明，会给狼支招，教它们用嘴从柴垛底下将柴一根根地叼走，这样柴垛自然会坍塌。幸好，这时路过的樵夫们一齐呐喊着冲过来，吓跑了狼群，解救了被困者。有意思的是，狼群在逃跑的过程中，根本顾不上它们的军师，后者因为无法站立和行走，只能坐以待毙。小说的最后一句是：几个人将它抬到村前的酒肆里，煮了吃了。这又是非常有味道的一句，倒不是我能想象出这只“狼军师”吃起来是什么味道，而是说我脑海中能浮现出当时的画面：夜幕中，酒肆的窗口透出灯光，灯光下，热气腾腾的肉食已经端上了桌，惊魂未定的被救者与救命恩人们一一碰杯，大口吃肉，喧声谈笑。

我并非美食爱好者，亦非厨艺爱好者，面对美食，我有时也会分泌唾液，但阅读那些散发出美味的句子时，我总是会分泌多巴胺。我喜欢那些对人类饮食的文学化描写，它冲淡了我们面对食欲时所谓“性也”的自我辩解色彩，而赋予了该欲望“美哉”“善哉”的价值——我想这也是我不自量力，欣然接受出版社的邀请翻译《随园食单》的原因之一吧。

而原因之二，作为译者，我肯定没有将《随园食单》看得那么宝贵，否则背负着“毁经典”的压力，定然不敢从容下笔妄译。相反，由于此次翻译的几本书中，最先译的就是《随园食单》，所以在翻译它的过程中，我非常放得开，没有抱着我面对的是一部中华饮食文化宝典的心态逐字逐句地拘泥于原著，而是更多地将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尽量使译文更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需要，有时为了使译文整体上读起来更加自然流畅，甚至不惜改变原著中句子的先后顺序。这种自由创作的心态，在后面几本（《浮生六记》《遵生八笺》《闲情偶寄》）的翻译过程中，慢慢消失了，因为我逐渐感受到了来自“经典”的压力，从而变得更加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