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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适应环境的特质并不局限于音乐家与作曲家（或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它也延伸到了自然界。英国生物学家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认为，鸟叫声也会配合环境演变 [3] 。在丛林的浓密枝叶间，频率高、稳定又重复的简短讯息最适用。重复的啼声就像一种修正装置，如果预期的对象错过了第一波传送，马上会有一模一样的讯息传来。
在森林地表活动的鸟类演化出比较低沉的啼叫声，如此一来，它们的叫声不会像那些频率较高的声音一样在地面上弹跳，或扭曲失真。同样，水鸟的叫声就能穿透无所不在的水声。生活在旷野或草原的鸟类，比如草原雀，它们的“嗡嗡”叫声可以传送到很远的地方。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伊雅尔·夏（Eyal Shy）表示，即使是同一品种的鸟，叫声也不尽相同。
[4]
例如，生活在美国东部林木比较稠密地区的猩红比蓝雀与生活在西部的同类鸣叫声高低互异
。
同一品种鸟类发出的叫声也会随着栖息地的改变而改变。研究发现旧金山的鸟类在过去40年来叫声音频略有升高，是为了对抗越来越嘈杂的交通噪声。 [5] 其实不只鸟类身上有这种现象。在新西兰附近海域，过去几十年来鲸鱼的叫声也随着逐渐增大的船舶噪声——引擎的轰隆声与推进器的拍击声——而不断调整。鲸鱼为了生存，必须将讯息传送到远方，但愿它们能继续克服那些噪声污染。因此，音乐的演变与调适是一种跨物种现象。诚如某些人所说，鸟类虽然跟我们一样，会随着时间改换曲调，但它们啼啭时想必也乐在其中。不管哪一种场景，不管那种场景会衍生出哪种最恰当的形式，制作音乐的趣味终会存在。音乐家大卫·罗森伯格（David Rothenberg）说：“生活远比它所需要的有趣，因为引导它前进的力量不只是实用价值。” [6]
举例证明音乐创作是视场景而定的，对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我隐约觉得，这种关于创作的反向见解——也就是创作比一般人想象中更务实、更能顺应环境，其实很常见，也发生在不同领域。它是一种“反向”见解，原因在于表演场地——田野与林地，就鸟类而言，并不会主动迎合作曲家的任何自我或艺术冲动。我们跟鸟类都会适应环境，这没什么不好。
让我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些务实的适应策略的出现（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显而易见），而是它会如何影响我们对创造力的认知。
看上去，不管是鸟叫声还是歌曲创作，创造力如同任何事物，也有卓越的适应力。当某件作品完美地契合它的情境，天才之作——真正非凡又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似乎就此产生。当某件作品受到肯定时，我们赞叹的除了它巧妙的顺应时势之外，还有它引发情感共鸣的能力。
以我个人经验而言，激发情感的素材始终都在，它们潜藏着，等着被开发。尽管音乐家会裁剪、塑造他们的作品，以便用最佳的方式呈现在最适合的场所，供人聆听，但不管作品形式如何，其中必定饱含了苦恼与狂喜。
我们确实会表达情感，情感就是我们对事件、离别或迷恋的反应。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即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将情感置入指定的形式，或把它们塞进完美贴合某种新兴场景的全新形式中。那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凭直觉去做，将它内化，像鸟类一样。唱歌是开心的事，鸟儿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