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作并没有严格的途径。对于某些作曲家而言，音乐是以记谱法写出来的。所谓记谱法，是一套以符号组成的书写系统，也是部分音乐家的共同语言。即使创作过程中借助了乐器（传统上是用钢琴），这种音乐仍以书写形式存在。演奏的音乐家或作曲家本人日后可能会对乐谱略做修改，但书写的过程多半没有实际演奏者提供意见。

虽然我大多数的作品一开始都是独立创作的，但它们都得经过现场演出后，才能真正定型。如同爵士乐与其他民谣音乐，所有作品都得通过现场表演这个严峻考验，看看它能不能渗透、飘浮，甚至流淌。高中时我跟朋友组乐队表演，翻唱畅销歌曲。到了某个阶段——也许是某次乐队发生冲突时，对手的朋友拔掉我们的插头，我开始考虑单飞。

我花了一段时间思前想后，又在自己房里练了很多别人写的歌。我开始频繁出入当地大学的咖啡馆，发现那里的民谣演唱有点跟现实脱节，需要来点新意。呃，至少那些表演给我的感觉是这样。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还在念中学。任何人都看得出、也听得出，由于摇滚、灵魂乐与流行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一切，民谣的纯粹已经被打乱。那里的民谣演出也显得欠缺活力，仿佛民谣歌曲那种坦诚的风格与固有的真挚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元气。那可不是好现象！

我决定表演当时我最喜欢的歌手的作品。比如谁乐队（The Who）、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三人组（Crosby, Stills & Nash）和奇想乐队（The Kinks）。我用原音吉他伴奏。我相信我唱的部分歌曲也跟咖啡馆客人常听的那些民谣歌曲一样，都是真心诚意的作品，所以也能在那里找到知音。我依稀记得效果不差，因为那些客人不知为何竟然没听过这些歌！我只不过把那些歌曲搬到了全新的场景。由于我表演时比那些标准的民谣歌手为歌曲注入更多的活力，所以人们愿意听，或者观众只是对这个早熟青少年的胆大妄为感到震惊。我用尤克里里弹奏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艾迪·柯克兰（Eddie Cochran）的歌曲，把那些歌曲带到完全不同的场景里。我或许还冒险地用传承到我手上的小提琴胡乱拉了几首悲怆的曲调。那根本就是光怪陆离的大杂烩，但至少不枯燥乏味。

当时的我非常害羞，之后好几年一直如此。那么有人可能会好奇（也的确有人问过我），一个畏缩内向的家伙到底为什么要站上舞台出洋相（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今回想起来，我猜我跟很多人一样，认为当众展现自己的艺术（即便当时只是翻唱别人的歌曲）是一种主动接触人群、跟人沟通的方法，因为我平时不擅长跟人攀谈闲聊。表演似乎不只是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它也是制造谈话机会的手段，因为其他乐手，甚至女孩子（耶！）会愿意跟刚刚在台上表演的人说话。

表演显然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我终于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可以暂时变成英雄，在单纯人际交流之外的领域获取一点社交的奖励，只是，当时的我应该不会承认这一点。除了这些之外，可悲的我并没有成为专业音乐人的野心，因为那根本就不切实际。

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可能患有轻微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跳到众人面前做些真情流露的事，又迅速缩回自己的壳里，对我而言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也许说“正常”不太合适，但可以表达我的意思。1994年，《英国精神病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刊登过一篇菲利克斯·普斯特（Felix Post）的论文，文章指出，69%的创意人患有精神疾病 ^[1] 。疯子可真不少！当然，这正好吻合外界的迷思：堕落的艺术家都是受到魔鬼驱使的。我非常希望这个迷思的反向推论不成立，也就是说，不一定得是疯子才能有创意。也许精神上某一类的毛病的确能发挥一点助力。现在我已经相信，你可以避开魔鬼，照样灵感如泉涌。 BhOkq1HnoTjK+QnDGP2JNNOygJAiWVZGgAVJ4eYzbZt0FUOfIH6W6gF3O3XKhv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