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份文件

那些纸片有一半已被海水腐蚀，只能在上面看见几个字，而且那只是一行行几乎完全模糊的句子留下的难以辨认的字迹。格雷那万勋爵把纸片翻过来翻过去，仔细研究了几分钟，然后把它们对着阳光，观察那些劫后余生的最细微的笔画的痕迹。随后，他看看正在用焦虑的眼神注视着他的朋友们。

“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他说，“很像是同一份文件用三种语言复制出来的，一种是英语，另一种是法语，还有一种是德语。其中几个抗住了腐蚀的词使我毫不怀疑我的判断。”

“但这些词起码该显示某种意义吧？”格雷那万夫人问。

“很难说，亲爱的海伦娜。文件上残留的字迹非常不完整。”

“也许词与词可以互相补充？”少校说。

“应该是这样，”约翰·曼格斯说，“海水浸湿这些句子不可能正好在同一个地方。把那些零零碎碎的句子拼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在其中找出可以理解的意义。”

“这正是我们马上要做的，”格雷那万勋爵说，“但我们还是有条不紊地干吧。首先是这份英文的文件。”

这份文件的行和词是这样排列的：

“这可看不出什么意思！”少校垂头丧气地说。

“不管怎么说，”船长答道，“这里面写的是地道的英文。”

“这方面毫无疑问，”格雷那万勋爵说，“sink, aland, that, and, lost几个词是完整的；skipp显然可以形成skipper这个词，问题在这位Gr……先生，可能是一艘遇难船只的船长。”

“再补充一句，”约翰·曼格斯说，“monit和ssistance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哎呀！这，这已经有点门儿了。”格雷那万夫人说。

“可惜，”少校说，“我们还没有一行行完整的句子。怎样才能找到失事船只的名字以及沉船的地点呢？”

“我们一定能找到！”爱德华勋爵说。

“这是肯定的，”向来爱附和别人意见的少校说，“但用什么方式去找？”

“用一份文件补充另一份文件。”

“那我们就来找吧！”格雷那万夫人嚷道。

第二片纸比头一片毁损得更严重，它只提供了几个孤立的字，这些词是这样排列的：

“这是用德文写的。”约翰·曼格斯一看纸头便说。

“您懂这种语言吗，约翰？”格雷那万问。

“完全懂，阁下。”

“那好，告诉我们，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端详着文件，随即这样表达其中的意思：

“我们首先确定事件发生的日期：7 Juni就是6月7日，再把这个数字和英文文书提供的数字连起来，我们就知道了完整的日期：1862年6月7日。”

“太棒了！”格雷那万夫人大声说，“继续说下去，约翰。”

“在同一行里，”年轻的船长接着说，“我找到了Glas这个词，把它同英文本的gow连起来，就得到Glasgow。显然谈的是格拉斯哥海港的一艘船。”

“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少校响应他说。

“文书里第二行全缺，”约翰·曼格斯又说，“但在第三行，我看到了这两个重要的词：zwei，意思是两个，还有atrosen，更确切的是matrosen，德文的意思是水手。”

“这样看来，”格雷那万夫人应道，“就是说，有一位船长和两个水手喽？”

“有这个可能。”格雷那万勋爵答道。

“我得向阁下承认，”船长接着又说，“下面这个词graus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该怎样翻译。也许第三份文件能让我们明白。至于这最后两个词，那不难解释。bringt ihnen的意思是：给他们。如果把这两个词同上一份文件英文第七行的词，也就是ssistance连起来，‘给予救援’这句话就自动显现出来了。”

“不错！给予救援！”格雷那万说，“但这些不幸的人究竟在哪里呢？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相关地点的线索，事故现场绝对是未知数。”

“但愿这文件的法文版讲得更明确些。”格雷那万夫人说。

“我们看看法文文件吧，”格雷那万说，“我们都懂这个语言，所以我们的研究会更容易些。”

下面是第三份文件原件的准确复制品：

“有数字！”格雷那万夫人嚷道，“瞧呀，先生们，瞧呀！”

“还是按次序琢磨吧，”格雷那万勋爵说，“我们先从头开始，让我把这些分散而又不完整的词一个一个恢复起来。我首先看见的是头一批字母，说的是一艘三桅船，多亏英文和法文的文书，我们可以得出这艘船的全名：‘布里塔尼亚号’。下边两个词是gonie和austral，后面这个词的意思，你们谁都明白。”

“已经有了宝贵的细节，”约翰·曼格斯说，“海难发生的地点是在南半球。”

“还是太含糊。”少校说。

“我继续说下去，”格雷那万接着说，“哦！abor，它是动词靠岸的词根。这些倒霉的人在某个地方靠了岸。但在哪里呢？contin！难道是在某个大陆？cruel！”

“残酷！”约翰·曼格斯大声说，“德文graus这个词就得到了解释……grausam……残酷！”

“接着看下去！接着看下去！”格雷那万说。随着残缺字词的意思越来越明显，他的兴趣越来越高涨。“indi……是否说那些水手在印度出事了？ongit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哦！是longitude（经度）！那latitude（纬度）就是三十七度十一分。好了！我们总算有了准确的线索。”

“但我们还缺经度。”麦克·纳布斯说。

“总不能样样都拥有呀，我亲爱的少校，”格雷那万答道，“有了准确的纬度已经了不起了。可以肯定地说，法文版是三份文件中最齐全的。很明显，其中的每一份都是另两份逐字逐句的翻译稿，因为每一份的行数都一样。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把它们集中起来，翻译成一种语言，然后寻找其中概率最高，逻辑性最强，也最明确的字义。”

少校问：

“您准备把它们译成法文、英文还是德文？”

“译成法文，”格雷那万答道，“因为其中有意义的词大部分都属于这个语言。”

“阁下说得有道理，”约翰·曼格斯说，“而且我们都熟悉这个语言。”

“那就说定了。我这就把残存的片言只字集中起来，同时用没有疑义的词填补字里行间的空白。然后我们再加以比较和判断。”

格雷那万立即拿起羽毛笔。片刻之后，他把一张纸头拿给朋友们看，纸上写着这几行字：

这时，一个水手前来报告船长，“邓肯号”正在驶进克莱德湾，并请示他有什么命令。

约翰·曼格斯转身问格雷那万勋爵：

“阁下有什么意图？”

“尽快抵达丹巴顿，约翰；等格雷那万夫人回到玛尔科姆城堡，我就直接到伦敦，把这份文件交给海军部。”

于是，约翰·曼格斯发出命令，水手出去把命令转达给大副。

“现在，朋友们，”格雷那万说，“我们继续研究。一次重大海难的线索已被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洞察力决定着几个人的生死哩。因此，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智慧来猜出这个谜的谜底吧。”

“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亲爱的爱德华。”格雷那万夫人响应道。

“首先，”格雷那万接着说，“必须就这份文件仔细考虑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第二，我们可以推测的东西；第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有一艘名叫‘布里塔尼亚号’的三桅船遭遇沉船事故；两个水手和他们的船长将这份文书扔在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的海上，文件要求救援。”

“完全正确。”少校说。

“那我们又能推测些什么呢？”格雷那万接着说，“首先，海难发生在南半球的海上，而且我马上要提请你们注意gonie这个词。这个词本身不是已经显示出它属于哪个地方了吗？”

“巴塔哥尼亚！”格雷那万夫人大声说。

“没错。”

“巴塔哥尼亚在纬度三十七度线上吗？”少校问。

“这很容易查对，”约翰·曼格斯答道，同时展开一幅南美洲的地图，“正是如此。三十七度线刚好擦过巴塔哥尼亚。它穿过阿劳卡尼亚，顺势穿过巴塔哥尼亚的潘帕斯北部，再进入大西洋。”

“很好。我们再继续推测。那两个水手和他们的船长靠……靠什么？大……大陆！你们明白吗，是大陆，而不是岛屿。他们后来怎样了呢？这里有两个来得正巧的字母pr……这两个很神秘的字母在告诉你们那几个人的命运。原来，这些不幸的人被pris了，被抓了，或者当了prisonniers，成了俘虏。谁的俘虏？cruels Indiens，残酷的印第安人。你们信服了吧？这些词不是在那些空白处自动蹦出来的吗？这份文件难道没在你们眼前逐渐清晰起来？你们的脑子是不是突然清醒了？”

格雷那万讲话时信心十足。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火一样的热情完全感染了他的听众。在场的人喊道：

“这太明显了！太明显了！”

片刻之后，格雷那万勋爵又讲了这样一番话：

“朋友们，依我看，所有这些假设似乎都很有说服力。我认为，海难发生在巴塔哥尼亚海岸。我还要派人去格拉斯哥打听，‘布里塔尼亚号’的目的地是哪里。我们一定会知道这艘船是否会航行到那个海域。”

“噢！没有必要跑那么远去问，”约翰·曼格斯说，“我这里有《商船与海运报》的合订本，可以给我们提供准确的线索。”

“哦！让我们瞧瞧！”格雷那万夫人说。

约翰·曼格斯取出一摞1862年的报纸，开始一页一页快速翻起来。他很快便用高兴的口气说：

“1862年5月30日。秘鲁！卡亚俄！载货返格拉斯哥，‘布里塔尼亚号’，格兰特船长。”

“格兰特！”格雷那万勋爵吃惊地高声说，“就是那位有意在太平洋上创建新苏格兰的大胆的苏格兰人！”

“正是，”约翰·曼格斯答道，“就是他于1861年在格拉斯哥登上‘布里塔尼亚号’商船，从此音信全无。”

“再没有疑问了！再明白不过了！”格雷那万说，“就是他。‘布里塔尼亚号’在5月30日离开了卡亚俄。他启程八天之后，于6月7日在巴塔哥尼亚沿海失踪。这就是那些看上去无法辨认的残存字词的全部故事。你们瞧，朋友们，我们原来推测的大部分都很准确。我们还不知道的就只有一个问题了：经度。”

“经度对我们没什么用处，”约翰·曼格斯说，“因为地区已经知道了，有了纬度，我可以直接到达海难现场。”

“这么说我们一切都知道了？”格雷那万夫人问。

“对，一切，我亲爱的海伦娜。大海在文件的字里行间留下的空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填补上，就像格兰特船长口授，我在听写一样。”

格雷那万勋爵立即拿起羽毛笔，毫不犹豫地写了下面的手记：

“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三桅船‘布里塔尼亚号’在南半球巴塔哥尼亚沿海沉没。两个水手和船长往陆地前进，试图登陆。考虑到他们可能成为残酷的印第安人的俘虏，他们遂在某某经度和37°11ʹ纬度处扔下这份文书，呼吁给他们以救援，否则他们必死无疑。”

“很好！很好！我亲爱的爱德华，”格雷那万夫人说，“这些不幸的人能不能重回他们的祖国，就托你的福了。”

“他们肯定能重回祖国！”格雷那万答道，“这份文件太明确了，太清楚了，太肯定了，英国不可能迟疑不决，不去救援她被抛弃在荒凉海岸上的三个孩子。她为弗兰克林和其他许多人做过好事，她今天也会为‘布里塔尼亚号’的遇险者做同样的事！”

“这些不幸的人肯定有自己的家庭，”格雷那万夫人又说，“家人正在为他们的失踪哭泣呢。这位可怜的格兰特船长也许有妻子，儿女……”

“你说得对，我亲爱的夫人，我负责通知他们，告诉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现在，朋友们，我们上艉楼去，因为我们该靠近海港了。”

果然，“邓肯号”正在全速挺进；它这时正沿着比特岛的海岸逐渐把罗瑟塞留在自己右舷的后面，连同它那斜卧在富饶山谷里的迷人的小城。然后，游艇驶进海湾狭窄的航道，到格里诺克城前面便转向航行。晚上六点，它停靠在丹巴顿玄武岩岩礁脚下，苏格兰英雄华莱士著名的城堡就坐落在岩礁礁顶上。

一辆马车停在那里，正等待着格雷那万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纳布斯送回玛尔科姆城堡。格雷那万勋爵拥抱了自己年轻的妻子之后，急忙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

在火车启动之前，他把一份启事交给了更快的载体——电报。几分钟之后，电报将这份启事传给了《泰晤士报》和《晨报》，内容如下：

“凡打听格拉斯哥格兰特船长之三桅船‘布里塔尼亚号’下落者，请咨询格雷那万勋爵，地址：苏格兰丹巴顿郡路斯村玛尔科姆城堡。” k0f54/5zBbIQnYmTTk0vIdZSA8HmzHXOoLgwAM1gNQbgr2D0gOiSzQinzIvD05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