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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艺术史论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热门，从原属冷僻的知识领域转而成为吸引眼球的热门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艺术史论，西方艺术史论也逐渐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社会进步了，人们解决了温饱，于是对艺术的兴趣自然而然地上升，这是整个社会文化提升的一个信号。但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也许是，艺术史论作为人文学科或人文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当下科技取向和实用功利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显出其独特的人文传统与博雅涵育的潜能。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史论通常是人文教育和传递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级的壮大，艺术史论成为越来越受青睐的专业方向之一。在学术场域里，艺术史论也在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一席，它与文学理论和美学并驾齐驱，构成了有关艺术的知识谱系中互相给力的“三驾马车”。
虽说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人文传统，但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救国和科技主导，人文学科及其教育并非一帆风顺。加之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作为一个知识和学科系统的艺术史论常常处于边缘状态。近十多年来艺术史论的热闹登场，似乎预示了人文教育及其人文学科新的复兴？
就中国特殊的知识生产语境来看，艺术史论的崛起还与艺术学升格为第13个学科门类有关。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重新调整了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独立门户了，以下统辖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显而易见，在这五个一级学科的知识系统里，艺术学理论担当着基础学科的重任。照学界的通常理解，艺术学理论至少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三个组成部分。不过，就国内这些年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来说，基础性文献和资源建设相当匮乏。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系统性地译介西方艺术史论经典著作变得非常重要。
当下艺术史论的知识生产勃然沛兴的一个直观现象，就是该领域各类出版物数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以至于形成了人文学术场域中一个特殊的“小气候”。在林林总总的艺术史论出版物中，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始终是一个艰巨而又不可小觑的工作。一些艺术史论同道的学术译介工作成绩斐然，出版了不少系列译丛。我之所以想主编这套“西方艺术史论经典”译丛，意在聚焦艺术史的理论而非描述性、考据性的史实研究。潘诺夫斯基曾提醒我们说，艺术史研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一路为“阐释的科学”，另一路为“物的科学”，他认为应大力提倡前者而非后者。照我的理解，“阐释的科学”就是强调阐述艺术史现象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史论。一方面是借助于其他理论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又从艺术史内部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构架。而“物的科学”则聚焦于物质、材料、史实或技术的描述与考据，不关心甚至抵制理论的阐释。在我看来，关注于“阐释的科学”非常重要，因此，这套“西方艺术史论经典”译丛将突出艺术史中不同层面和领域的理论问题，我相信，这些带有深厚理论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译介和出版，将对本土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及其资源建设有所助益。康德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没有理论的经验是盲目的，而没有经验的理论只是智力游戏而已。”这句话对于我们理解艺术史论的特性有所帮助。我把经验看作是对艺术史实的了解和认知，而理论则是对这些史实的抽象思考。所以艺术史论既需要进入艺术史实，又需要从史实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考量，这样就在经验与理论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这个译丛书目的遴选范围很广，时间始于19世纪中叶，并一直延续到晚近；在空间上涵盖了德、法、英、美、意等西方主要国家的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的代表性著述。一套译丛实际上是一扇打开的窗口，透过窗口瞥见西方艺术史论发展的某些场景。作为主编，我想打开的一个窗口也许有些个人偏向，反映了编者的某些想法。但由此看到的风景却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艺术史论的一片天地。
是为序。
2017年夏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