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祖籍唐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古代这里属河东郡，唐置蒲州，后升为河中府，在天宝、至德年间曾一度恢复河东郡旧称。柳宗元说“河东，古吾土也” ，又曾自称“河东解人”，因此被尊称为“柳河东”；他担任过礼部员外郎，这个职务隋和唐初又曾叫仪曹郎，因此称“柳仪曹”；他晚年担任柳州刺史，因此称“柳柳州”。

柳宗元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十年。他短短的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四朝。这正是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极其复杂尖锐的时期。这时的唐王朝虽然已不复存在昔日的兴盛与声威，但仍保有初、盛时期极盛局面所积累起来的国力，其统治基础也仍相当牢固。柳宗元作为时代培育出来的文人精英，积极参与到现实斗争之中，在斗争实践里被造就成为一代思想、文化的伟人。

在唐代的社会统治结构之中，以“文才政能”进身的庶族文人是占据重要地位、起着重大作用的阶层。在唐王朝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一阶层的地位和命运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代表人物也起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柳宗元就是这个阶层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

经过自六朝以来社会统治结构的激烈变动，到了唐代，士、庶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杜甫有诗曰：“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就是说，尽管曹霸从家世看是帝王的后裔，但他已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庶人，只有靠绘画的技艺著名于世了。而杜甫本人则是晋代显赫士族、权臣杜预的后人，却也成了杜陵“布衣”，一介“腐儒”。这样，在唐代，士、庶的区分不再依门第、家世，而是看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有些人先世本是世家大族，而实际地位已是没有等级身份特权的庶族，这在士大夫间已是相当普遍的情况。柳宗元的情况正是如此。

唐时士大夫因袭旧的传统重门第，许多人追溯先世都攀附高门士族。例如族出不明的李白自称出于陇西李氏，本来系出龟兹族的白居易、匈奴族的刘禹锡、鲜卑族的元稹也分别在汉、魏世家巨族里找到了自己的祖先。但柳宗元却是真正的门阀贵族出身。在北朝，柳、薛、裴并称为“河东三著姓” 。他自己也曾说过：“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 他祖上这一系历代仕宦，为高官大僚。八世祖柳僧习，齐奉朝请，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都督，尚书右丞，封方舆公，事迹附见《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七世祖柳庆，西魏时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进北周，为万、宜二州刺史，京兆尹，赐姓宇文氏，封平齐县公，《周书》卷二二有传；六世祖柳旦，仕周，以功授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封济阴公，入隋，封新城县男，大业初，任龙川太守，寻征为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事迹附见《隋书》卷四七《柳机传》；五世祖柳楷，仕唐，做过济、房、兰、廓四州刺史 。

唐王朝统治阶级的核心是所谓“关陇集团”，其根据地就包括柳宗元故乡的古河东地区，柳氏正是其中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高祖李渊的爱重，娶其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后拜太常卿，检校岐州刺史，太宗李世民曾对他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 的话。柳楷的另一个兄弟柳则之子柳奭 ，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为宰相，其外甥女王氏为皇后。这样，唐初柳氏是权贵兼外戚，在朝廷上下势力显赫，到了高宗朝，一族里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 。这也是柳氏一族形势鼎盛的时期。

但是到了柳宗元的时代，经过一百几十年的变迁，这个家族已沦落、等同于一般的庶族了。往昔家族的荣耀只留下了模糊的回忆。当然，在当时重门第的风气下，这种回忆给他带来些显得虚幻的自豪感，也给他某种修身律己、建功立业的激励，从而对其一生立身行事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今昔的对比却更使他滋生出对现实中“卑微”地位的自觉以及对社会遭遇不平的感触。

柳氏一族命运紧密关联着唐代的政争。这个家族地位的变化是时代矛盾发展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家族传统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密切关联也是形成柳宗元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唐初高宗朝的政争性质十分复杂：既有个人和集团权力之争，也有统治阶级各阶层特别是已掌握朝政的权贵和新兴庶族重新分配权力的斗争。矛盾由于高宗立嗣的问题而激化了。高宗王皇后无子，永徽三年（652），作为其舅父的柳奭曾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谋立李治长子、出身“微贱”的刘氏所生的李忠为太子。后来武则天得宠，王皇后被疏忌，柳奭也被迫上疏请辞枢密之任，转为吏部尚书。永徽六年，武则天诬告王皇后和她的母亲柳氏为厌胜，株连到柳奭，遂被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县）刺史，再加贬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王皇后终被废黜，武则天立为皇后。次年，许敬宗、李义府希武后旨，诬柳奭与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柳奭再贬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显庆四年（659），又以“潜通宫掖，谋行鸩毒”的罪名被除名，后来被杀于象州。武则天打击政敌十分严酷，仅一日之间，“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 ；自此，柳氏一族“子孙亡没并尽” ，一蹶不振。柳宗元回顾说：

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

这样，柳氏一族由“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 的显贵世家沦落到五、六代以来“无为朝士者” 的衰败不振的地位。这是唐代统治阶层结构变化的典型事例。结果，使得士族子孙的柳宗元成为庶族的代表人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家族历史中的这种剧烈变化，不能不使柳宗元对于政治环境的严酷产生痛切之感。

此后，柳宗元祖上仍然历代仕宦。曾祖父从裕，做过沧州清池（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县令；祖父察躬，也做过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县令；父亲柳镇，有弟四人：其中一人名讳不可确考 ，另三人名纁、综、续。综、续的历官、行事史籍无载。柳纁官止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主簿。就是说，几辈人都只担任下层僚佐。柳镇也是长期任职府县，最高做到殿中侍御史。世系比较疏远的“族兄弟”而和宗元家庭关系密切的，据《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有“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为官，早死”。据赵璘《因话录》，柳并曾在朔方郭子仪幕府掌书记，做过监察御史和殿中侍御史，他的女儿嫁给了陆参，参与梁肃、权德舆等结交 ；中庸名淡，曾官洪州户曹，为萧颖士之婿，与李端、皎然、陆鸿渐等交好 。这些人都是典型的“文章之士”，在文坛上积极活动，却基本上没有进入权势的上层。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柳宗元，既没有“门荫”可以依恃，也没有权贵成为奥援。他最有希望的出路，就是通过读书“求举觅官”。历史的客观情势就这样把他推到和他的显赫家世全然不同的条件之下。

对于唐代庶族文人阶层势力扩大和地位升降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这里不拟赘述。有一点是和柳宗元这一类文人们的命运直接相关的，就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及其运行情况。在科举制度下受益最大的主要是没有品级特权的庶族阶层中人，因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是“门荫”和身份品级，而是政能、文章。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推行是统治阶级调整内部关系的需要，也是其结果。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更出于打击皇族亲贵、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大力推行科举，不次举人，这对进一步改变社会结构和士风、文风都起了巨大作用。中唐时的沈既济描述说：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680—681）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682—683）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以至于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

这就造成了“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 ，“士有不由文章而进，谈者所耻” 的局面和风尚。文学才艺是庶族文人所可以依恃的重要资本，科举（主要是进士科）给了他们进身官僚阶层的机会。据统计，在高祖时期有功名的宰相的比例为7%，到太宗时为25%，高宗朝为35%，而至武周时上升到40％ 。如果估计到在整个唐代的科举考试里，只提供了全部政府官员的10%，那么就可以了解通过它走上权力上层的人物的比重。因此五代时的王定保说，唐时中进士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柳宗元本人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举明经，现知他的一位叔父举进士。他所结交的多是这一阶层的人。如他的政治上的盟友刘禹锡（贞元九年）、韩泰（十一年）、吕温（十四年）、李景俭（十五年）等都是进士出身，程异则举明经（年代不详）。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了他父亲的67位友人的名字和简单事迹，现可考知为进士出身的就有38人，在此之外登制科的还有5人。这种情况也清楚地表明了柳宗元的基本社会地位。

但柳宗元所面临的局面却与唐前期有所不同了。除了科举制度施行中的弊病，如权势的操纵、“关节”的盛行等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之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加剧也使正直士人的出路更加困难。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朝政日非，朝廷中各个集团、派别更要拼命争夺已经大大缩小了的权益。当时的朝廷外临强藩跋扈，内有宦官弄权，而朝官中起码又有三种具有强大权威的势力：一个是把握着世袭权位的重臣，其中不少是世家巨族，他们具有累世积蓄的权威；一个是出身军职的官僚，他们在背景、教养等各方面都和一般官僚有所不同，动乱的形势造成了他们力量的扩张；再一个是专业化的行政官员，由于当时朝廷面临着艰巨的经济和行政问题，这一部分人的地位就更加重要 。这几个官僚阶层又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并和宦官、藩镇勾结，造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权益纷争。在代、德宗朝，如王缙、杜鸿渐、卢杞以及后来的赵憬、杜佑、武元衡、郑馀庆等都是门第华贵、世代官宦，在权力结构中确立了相当牢固的地位；又如较早期的郭子仪，后来的李晟、马燧等，是军阀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而杨炎、刘晏等则是有势力的行政官僚。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一般庶族文人的出路就大受限制了。柳宗元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而且，没有身份地位的文人官僚所依恃的基础，他们应付当时复杂矛盾的能力，比起前面几种人显然软弱得多，这也是他们最终在政治上难于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后来柳宗元的经历也正表明了这一点。 Iy2rQjb39moV78X7RULUEQUh0FTT2RLydCD6X0etfja9KKfC63co7Fv/fS0hq6Y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