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

1996年1月11日，国际知名的印欧语言学家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在剑桥去世，终年96岁。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研究过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许多种语言，但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对敦煌、和田出土的于阗语写本的解读。他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颂扬；他的学术贡献，值得我们纪念。

贝利1899年12月16日出生于英格兰，11岁以后到西部澳大利亚，在那里读完大学和硕士。1927年入牛津大学，师从托玛斯（F. W. Thomas）学习梵文，1933年获博士学位。1929-1936年，他任伦敦大学亚洲学院伊朗语讲师。1936-1967年，任剑桥大学梵文教授。1967年退休，获荣誉教授衔。从1944年以来，他除任英国学术院院士、皇家亚洲学会主席等职外，还获得了欧、亚、澳许多国家科学院或大学给予的荣誉称号。他也确实是国际东方学界名副其实的带头人。由于他对学术的贡献，他还获得英国的爵士称号。

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

贝利虽然是梵文教授，但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伊朗语。他对奥塞提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粟特语、瓦罕语、吐火罗语、犍陀罗语（印度西北俗语）、中亚混合梵语等都有研究和或多或少的贡献，然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和成就是对于阗语文献的解读。

贝利自1934年开始从事于阗语文献的研究，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研究伊朗语，即他想从这些公元11世纪以后灭绝的“死语言”所写文书中，找出一个“中古伊朗语”（Middle Iranian）阶段，并由此帮助他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Avesta）的语言做研究。但后来，他的工作不得不部分地转向另一方面，即注释、整理于阗语文献所包括的佛教内容。

贝利围绕着于阗语文献做了大量工作，从词汇的识读、溯源，到写本的转写、比定、翻译。他几乎收罗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于阗文残片，包括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大谷光瑞、亨廷顿、彼得罗夫斯基等人所获材料，并全部做了转写，前人的转写，也全部重新校录。这些成果收入他的《于阗语佛教文献集》（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51; revised ed. 1981）、《于阗语文书集》（ Khotanese Texts , I, II, III, IV, V, VI,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5, 1954, 1956, 1961, 1963,1967, 1985）中。他还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于阗语佛典和世俗文书，其中敦煌所出于阗文信札的译文，虽不尽完善，但为后人的译释开辟了道路，也使非伊朗语专业的研究者大致了解到这些文书所反映的公元10世纪敦煌及其周边民族的情况，特别是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的关系。

贝利通晓多种印度伊朗语，他的《于阗塞语辞典》（ The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给出每一词的多种语言的对应词，是一部集大成的中古伊朗语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广阔的印欧语系的背景下来审视中亚的于阗语，并给予它适当的地位。在最后十余年的研究中，他企图在伊斯兰化以前的西域，特别是塔里木盆地，追寻出一种他所说的“北伊朗语传统”（North Iranian Tradition），他利用西域出土的伊朗语文书和汉文、突厥文中保留下来的材料，归纳出“北伊朗语词汇”，这些词汇不能用西伊朗语的波斯语或帕提亚语来解释，甚至和粟特语也不一样。通过这些词汇，他力图说明古代西域历史中的“伊朗特征”（Iranist features），而这一点是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他1985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于阗语文书集》（第7卷），内容不是对文献的转写译注，而是对于阗语文书中出现的部族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以及在此前后所写的一些有关部族的文章中，都试图找寻这些部族语言中的伊朗语因素。

从西方中亚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沙畹系统地解译了汉文文献，如果说巴托尔德大量利用了阿拉伯文史料，那么贝利应当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伊朗语文献背景。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贝利的学术成就了解的太晚且很不全面。原因之一是贝利的论著散在世界各地，收集不易。80年代初，伊朗设拉子曾出版过他的两本论集（ Opera Minora. Articles on Iranian Studies ），但原订的以下三本迄未见刊出。他的论著目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SOAS）第33卷曾刊出1930-1980年部分，《伊朗学丛刊》（Acta Iranica）第20卷也有1969-1978年的简目，他的弟子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正在编制其全部论著目录。

笔者拜访贝利教授（1985年）

笔者1985年留学荷兰莱顿，曾前往剑桥拜访贝利教授。他热情相待并送我许多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当时他拿着高本汉（B. J. Karlgren）的字典谦虚地对我说，他不懂汉语，而于阗语文献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大量的汉语、藏语、突厥回鹘语的知识，加上年老眼花，他决定告别这一领域。实际上，直到1991年为季羡林教授纪念文集写稿，他仍在讨论于阗语文书中的问题。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于阗语的研究。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09-324页，后附之论著目录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