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侧记

在科班跟随季先生学习梵文的季门弟子面前，我不敢说是季先生的学生，但我一直在北大读书学习，得地利之便，有许多机会向季先生请教。记得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张广达先生就带我去拜访了季先生。当时季先生听说我想做于阗的研究，就高兴地拿出C. Bartholomae编的 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 1904）和É. Benveniste编的 Textes sogdiens （Paris 1940）等书来给我看，并谈到伊朗学对西域研究的重要性。以后，我每当有疑问时，就去向季先生请教；读书略有心得时，也愿意向他做汇报。然而，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还是季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

“西域研究读书班”是季先生取的名字，顾名思义，是以西域为研究对象的。古代中国典籍中的西域，指称的范围从小到大，包括了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印度乃至伊朗、西亚和欧洲，中心区域是中亚，这里正是许多不同学科的人都关心的焦点。从80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在研究工作中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会，我这个当时还是学生而后来成为教员的小卒，也一直忝陪末席。季先生用“读书班”一词，是表示它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而只以读书为目的的学术聚会，更确切地讲是相当于德国一些大学中的Seminar。时间大体上数月一次，有题即谈，无话则不聚。

开始时，季先生经常讲起德国大学中的Seminar情形。他讲到这些Seminar是不同学科、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一些人聚在一起，围绕一定的主题，各抒己见，有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会用拐杖把地板跺得咚咚响。但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绝不伤害感情。季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工作很忙，但只要读书班有活动，他每次必到，而且常常是提前到场。每个人发言，他都会留心听，然后提出疑问，有时是十分尖锐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是他指导的博士生王邦维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即印度佛教的部派问题，季先生就提出了许多质询的问题。在读书班上，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讨论解决，而有些问题一时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质询和争论促进在座的每个人去思考，使一些问题得到深入探讨。

季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季先生早年受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德施米特（E. Waldschmidt）和西克（E. Sieg）两位梵文教授，而他们都是解读西域发现的古代语言的大师，除梵文的极高造诣外，瓦尔德施米特还研究过中亚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和中亚艺术史资料；而西克则读通了灭绝千年的吐火罗文。季先生从两位大师处学得的真本领，完全够他自己做学术研究用的了。但是，季先生从长远的学术发展着眼，利用他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把当时以北大为中心的有兴趣于西域研究的人召集在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些西域的问题，这无疑是比每个人都闭门造车要好得多。通过这种形式，学有专长的人之间交流了信息和学术观点，而对于像我这样从学生到初出茅庐者来说，学到的东西就更多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读书班断断续续讨论过《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亚和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于阗文资料、粟特文资料、所谓“图木舒克语”资料、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和《弥勒会见记剧本》、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域史料、汉文典籍中的南亚史料等等。而且，季先生一直想利用读书班的形式，把中亚各种语言的佛典做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还有意重新会读并详注《大唐西域记》。

西域读书班时代的季先生与笔者

先后参加过这个读书班的成员有：北大历史系的张广达、王小甫和我，北大南亚所的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的蒋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黄宝生，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林梅村等。这些人中有研究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的，有研究南亚、中亚历史的，有研究佛教、摩尼教的，他们对西域的某一方面，都各有各自的研究专长。在这个大家庭中，你可以学到在其他的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也会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读书班有时邀请一些来京访问的国外的中亚学者一起座谈，每当这时，主从客便，公共的语言换成了英语。这种场合，又是季先生为我们年青人的成长创造的另一种环境。季先生常讲，西域研究是国际性的学问，我们一定要把英文学好，用英文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这虽然不是定性的要求，但从各位读书班成员在各种西文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季先生的鼓动不是没有效果的。

在读书班上，常常听到季先生讲起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他曾说过：“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的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胸。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季羡林序跋选》64页）这实际上是季先生在方法论上给我们讲的一课。

在读书班上，季先生反复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他说，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他还说，最初德国的学术刊物不仅要求作者引文要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明行数。后来我翻开上个世纪的德国学术刊物一看，果然每一行都编了数码。从我一开始做论文，就努力遵循季先生所讲的这些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为了一个页码，要跑到图书馆去借出一本刚刚还掉的书。每当想偷懒时，就会想起季先生的话语。

由于种种原因，“西域研究读书班”已经停顿很长时间了。每当我回想起读书班召开时的情景，就感到季先生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哺育了我们的成长；又像是一个严厉的教授，训导我们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前行。

（1996年4月10日完稿，原载《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241-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