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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号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父亲饶锷先生，颇富藏书，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选堂先生幼承家学，谙熟岭南文献掌故，而且于经史、释道书，皆有深嗜，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底。抗战前后，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8册，并撰《新莽史》。1949年以后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并曾从事研究或讲学于印度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CNRS）、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EFEO）、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退休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学艺兼美，早已名闻海内外。但是，由于大陆多年来的封闭，很难看到港台、海外出版的饶先生著作，对饶先生的学问往往不甚了然。自80年代以来，饶先生时常到内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也不断在北京、上海等地刊出，今天国内学界，饶先生的大名可谓无人不晓了。我因研治“敦煌学”的因缘，早已特别留意饶先生的著作，数年来游学欧洲、日本，见饶先生大著，必购而读之。但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文章散在四方，常恨搜集不易。今有机会来港，亲承指教，得接道风，并得饱览饶先生“敦煌学”论著。饶先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远非我所能述，以下谨就我所熟悉的所谓“敦煌学”范围，略表一二。
所谓“敦煌学”，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一个学科。敦煌只不过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洞窟、壁画、雕塑，特别是数万件遗书。随着遗书的流散，这些内容涉及多种学科的文献，吸引了世界上一大批学人专心于此，探索钻研，各逞其能，“敦煌学”也就应运而生。
敦煌遗书散在英、法、俄、日等国，在英法分别于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公布所藏之前，研究起来并非易事。而且写本数量庞大，内容博杂，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
1956年4月，饶先生发表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笺》
，将伦敦所藏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做笺证，阐明东汉老学神仙家说，书中还就《想尔注》与《河上公注》、索洞玄本《道德经》、《太平经》等做了比较，并辑录《想尔注》佚文，考述张道陵著作，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于道教研究贡献至巨
[1]
。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其弟子们后来有欧美道教研究计划，实与饶先生这部书有关。《校笺》出版后，东西学人探讨《想尔注》者日众，许多关于道教史的专著都采用饶先生的论说
，有些日本学者对此书年代有所怀疑
。饶先生亦间有补充，先后撰写了《想尔九戒与三合义》
、《老子想尔注续论》
，今并收入199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证》，其中新刊之《四论想尔注》，利用新出马王堆帛书材料，破除日人对道气论的疑虑，使旧说更为坚实。
饶先生熟悉《道藏》，故能从敦煌残篇断简中找出《道藏》所缺而又能够说明问题的资料。对于《道藏》已存的敦煌道典，饶先生也有不少发明，如判断P.2732残卷为陶弘景《登真隐诀》杨君服雾法七韵之残文，其所注用韵数，今本或缺
。又《敦煌书法丛刊》第27-29卷三册为《道书》，虽然主要是从书法角度选取素材，但其所选的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葛玄无注本五千文《道德经》、《庄子节本》、《太上洞玄灵宝度人上品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无上秘要》、《二教论》、《阅紫录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均为道教史上重要典籍，极具参考价值。饶先生曾慨叹“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
，故此奋起其间，做出优异成绩。目前，道教研究已在国内广泛展开，但有关敦煌道教典籍的研究尚不多见
。
饶先生早年治《楚辞》，曾详校敦煌出土的释道骞《楚辞音》
。饶先生自言：“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
他对敦煌遗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更重要的起点是1957年发表的《敦煌本文选斠证》一、二篇
。其后不久，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写本六千余件的缩微胶卷，饶先生斥资购得一份，爬梳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即由饶先生于1962年首次影印行世，并且指出胶卷所摄有所夺漏
。现此卷研究影刊者又有数家
，但饶先生首刊之功实不可没。此外，饶先生还据原件校补了敦煌写本《登楼赋》，并考其写作年代
。又据S.4327《谩语话》，讨论话本的起源问题
。
《敦煌曲》内封
在敦煌文学领域，饶先生的最大成就应推他对曲子词的研究。1971年，饶先生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译成法语，合法汉两本于一编，由法国科研中心出版
[2]
。饶先生早年整理清词，后上溯宋、明，有《词籍考》之作
。以此深厚的词学功底，和1965年在巴黎、伦敦亲接原卷的有利条件，饶先生精印出一大批前人不知的敦煌曲子词，包括两件难得的俄藏敦煌曲子词写本，嘉惠学林
。此书所校录的敦煌曲子词，杂曲之外，兼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未收之赞偈佛曲，且作校记，订正旧录之误极多。其所刊新资料，于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如《谒金门·开于阗》一首，是敦煌与于阗关系史的重要篇章，至此时方显于世
。另外，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词之起源，词与佛曲、乐舞、龟兹乐之关系等问题，均做了切合实际的考察。书中附有敦煌曲系年、敦煌曲韵谱、词调卷号索引等，便于读者使用。此后有关敦煌曲的研究著作，无不取材于此书。但饶先生本人并未满足，而是继续补阙拾遗，又撰有《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补之一》
、《长安词、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S.5540敦煌大册之曲子词》
[3]
；并在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进一步申论曲子词的种种问题，如《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
、《敦煌曲子中的药名词》
、《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
等。1989年出版的任半塘先生著《敦煌歌辞总编》，于《敦煌曲》有些不符实际的批评。近年来，饶先生重新检讨曲子词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先后撰有《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
、《从敦煌所出〈望江南〉、〈定风波〉申论曲子词之实用性》
、《“唐词”辨正》
、《敦煌词札记》
等，并整理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李卫公望江南》
，阐明自己对曲子词的观点。饶先生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骘之余，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
在曲子词的研究上，正是如此。我于词学是外行，对于任先生的批评，不敢赞一词，但任先生关于一些歌辞年代的界说，如《五台山曲子词》，若依治史方法处理之，则只能说是后唐时的产物，而非武周
。
饶先生对敦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成果部分汇集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出版的《文辙》一书中。
饶先生善鼓琴，通乐理。早在60年代初，就注意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珍贵乐谱、舞谱，撰有《敦煌琵琶谱读记》
、《敦煌舞谱校释》
，是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先驱者之一。80年代以来，饶先生发表《敦煌琵琶谱〈浣溪沙〉残谱研究》
、《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
、《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
、《论□·与音乐上之“句投”（逗）》
、《敦煌琵琶谱史事的来龙去脉》
等等一系列论文，于琵琶谱的年代及曲体结构，创获最多。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均收入《敦煌琵琶谱》
和《敦煌琵琶谱论文集》
两书中。黎键先生《饶宗颐关于唐宋古谱节拍节奏记号的研究》
和陈应时先生《读敦煌琵琶谱——饶宗颐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新记录》
两文已有专门论说，此不赘述。
在历史学领域，饶先生利用敦煌文书，同样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工作。
禅宗入藏，是西藏佛教史与汉藏关系史的重要课题，自来研究者皆为欧美日本学者。饶先生在戴密微教授刊布的法藏《顿悟大乘正理决序》之外，新发现了伦敦藏本S.2672，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
，并依此文书及相关汉藏文材料，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述。与此相关的还有《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
、《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
两文。前者重在讨论摩诃衍禅法的来源，后者则据敦煌文书，论证戴密微提出的敦煌贞元三年（787）陷蕃说
。饶先生上述三文，属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开创期的研究成果。仅此一例，可见饶先生治学，往往能够抓住一代新学术的重点，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
翻开《选堂集林·史林》，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论极为广博，一些论文，虽非直接讨论敦煌文献，但随处拈来，得心应手。如《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
，引P.2549《古文尚书孔传目录》为证，说明是西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撰。《穆护歌考》于敦煌祆教、摩尼教史料采论至广，多有新意
。《维州在唐蕃交涉史上之地位》一文
，对P.2522《贞元十道录》有所考订。《论七曜与十一曜——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简介》
[4]
，由P.4071《康遵批命课》，申论《聿斯经》出自西域都赖水，并考辨“七曜”有摩尼教传入之“七曜”与中国天文数术传统中固有的“七政”两意，引敦煌历书等材料为证。《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殖》引敦煌本《新集孝经十八章》，证唐代君主的三教汇合论，又指出S.5645刘晏《三教不齐论》，即日僧最澄、空海传入扶桑者
。
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饶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班达伽东方所，从巴朗吉（Paranjpe）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研治《梨俱吠陀》，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
，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影响
等前人未发之覆。饶先生还由敦煌写本《悉昙章》，申论梵文ṛ、ṝ、ḷ、ḹ四流音对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
[5]
。又如“敦煌学”界讨论极繁的“变文”之“变”字，饶先生在《从“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一文中
，指出即梵文所谓“神变”之Pratiharya。后来美国学者梅维恒（V. H. Mair）在所著《唐代变文》
[6]
和《绘画与表演》
[7]
两书中，详考“变”字的印度来源，实未出饶先生此文的篱藩。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一书中的各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发明极多。
敦煌艺术以绘画最为脍炙人口，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饶先生独具匠心，留意写本中的绘画资料，曾撰《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P.2682，S.6261）》
，于此两卷书法绘画，有所考述。后在巴黎讲学之际，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由戴密微等译出，中法对照，有图有说
[8]
，于沙州画样来历以及画法、题材，结合画史，多所阐明。以后又在《魏玄石白画论》一文中
，对白画二字来历，有所补充。此书填补了敦煌画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近年来，饶先生多次访问敦煌，得以亲睹莫高窟壁画，在陆续发表的文章中，对敦煌壁画中的刘萨诃
、围陀
[9]
、誐尼沙
等形象，皆有新说。
《敦煌白画》封面
饶先生绘画史论文，现集为《画
》一书
，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一文
。此文由台湾史语所保存的石础画像，论到《灵宝度人经变相》，于人们熟知的佛教经变画之外，揭示了道教经变与变相的关系，所引敦煌写本如P.4979所记《道教天尊变》一铺，为许多讨论变文变相问题者所忽略。
相对而言，饶先生于敦煌艺术更具开拓性的研究，是对敦煌书法的系统表彰。早在1961年，饶先生就写有《敦煌写卷之书法》
，利用当时所见英伦藏卷，选印精品为《敦煌书谱》。以后1964、1974年两度逗留法京，遍览伯希和取去之宝藏，更扩大规制，选取拓本、经史、书仪、牒状、诗词、写经、道书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辑成《敦煌书法丛刊》29册，于1983-1986年间，陆续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佳书妙品，融于一编。在每册的解说中，饶先生系统揭出敦煌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其论各个时代的法书风格，可从以下例子中窥之一二：P.4506北魏皇兴五年书《金光明经》：“结体
荡，行笔逋峭，《刁遵》、《高湛碑》之劲美，兼而有之。论其书法艺术，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谓为标准之魏法，可以当之无愧。”P.3471《仁王般若经序》：“书写于陈世，必在天嘉以后。坚挺秀整，开唐人之先河，劲古而不媚俗，孰谓经生书为无足观耶？”P.2508《南华真经郭象注》：“此为唐初道书之精写本。自袁桷误题《灵飞六甲经》为钟绍京笔，后人悉目此为经生书。此卷当亦属经生书，〔《徐无鬼》卷〕意态飞动，尤为妍秀。因知经生书体类多姿，非仅《灵飞六甲经》一路而已也。”P.3994《词五首》：“字极拙重健拔，在欧、柳之间，毫锋取势，可与王寀《汝帖》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江行初雪》画卷赵幹题字相颉颃，可定为五代时书风，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我们对照影本读这些典雅的鉴赏跋语，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惟日译往往失去文言意趣，今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中文修订本，题曰《法藏敦煌书苑菁华》，正可以弥补此失。
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三：（一）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二）注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包括书法精品《温泉铭》、《化度寺塔铭》、《金刚经》三拓本
，以及《十七帖》、《智永真草千字文临本》；经史典籍《周易》、《毛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晋春秋》
、《大唐西域记》、《沙州图经》、《书仪》；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文选》、《玉台新咏》、《高适诗》、《云谣集》、《王昭君变文》；重要文书《封常清谢死表》、《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状》、《曹元忠状》、《大云寺安再胜牒》；佛道经典《金光明经》黄绢写经
[10]
、《东都发愿文》
[11]
、《生经》、《三阶佛法》、《因明入正理论》、《大乘起信论略述》等等（道书已见上），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多所发明。周绍良先生说：“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既博且精，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
柳存仁教授也称：“其所审鉴之《敦煌书法》，益见其考索之赡备。”
人称饶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我以为此书最具代表性。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这两句题画诗，真切地表现了饶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饶先生研究敦煌遗书，着眼点往往是汉学领域中的大问题，但他所论又往往不限于汉文材料，古今中外，取材随心应手，故而多有创新之论。饶先生对敦煌资料的研究表明，他不愧是一位“当今汉学界导夫先路的学者”
。
（初稿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3年5月号，修订稿载《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4期，1993年，37-48页。）
[1] 参看Anna Seidel,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Cahiers d’Extrême-Asie 5（1989-1990），pp. 230, 235。
[2] 全称 Airs de Touen-houang （ Touen-houang k’iu ） ,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tée en français avec la traduction de quelques textes d’Airs , par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71。应当指出的是，此书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系作者自己抄写的，而是假手他人，故有笔误。
[3] 《新亚学报》第11期上，1974年，49-59页。参看魏礼贤（Hélène Vetch）的法译“Note sur le Tch’ang-Ngan Ts’eu”, T’oung Pao , LX. 1-3,1974。
[4]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 ed., M. Soymié, Genève-Paris 1979；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771-793页。
[5] “The Four Liqiud Vowels ṛ ṝ ḷ ḹ of Sanskri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Note on Kumarajiva’s T’ung Yun. Tun-huang Manuscript S.344）,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 vol. 31-32（Dr. V. Raghavan Felicitation Volume）, Madras 1968；许章真译载《国外学者看中国文学》，台北，1982年；英文本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下；中文本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29-38页；亦收入许氏《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北，1989年；此外，金文京日译本载《中国文学报》第32号，1980年。
[6] Cf.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9.
[7] Cf. Paintings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 Honolulu 1988.
[8] 全称 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d’après les originaux inédits conserv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lée en français pa Pierre Ryckmans, preface et appendice par Paul Demiéville, 3 v., Paris 1978。
[9] “The Vedas and the Murals of Dunhuang”, Orientations 20.3, 1989;《围陀与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6-26页。
[10] 详见“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date（471）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chinois de Dun-huang P.4506（une copie du Jinguangming jing金光明经）”， Journal Asiatique , 269, 1981, pp. 109-118。
[11] 详见“Le ‘voeu de la capitale de l’Est’（东都发愿文）de l’Empereur Wu des Liang（梁武帝）”,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 III, Paris 1984, pp. 143-154＋pl. 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