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
——中国

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部落联盟的创始者。夏部落联盟发展为夏王朝，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约前2070）。由于当时没有文字，后世文献追忆记录下来的，大抵是“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类的传说。

所谓夏王朝，无法和秦以后的王朝等量齐观，它是以夏后氏为盟主的邦国联盟。《吕氏春秋》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所谓“万国”并非实数，形容其多而已，它反映了夏朝不过是一个松散的邦国联合体。以后的商朝、周朝大体也是如此。

夏、商、周三代，既是三个互相衔接的朝代，又是三个同时并存的集团。传说中，夏的始祖禹，出于黄帝子孙颛顼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出于黄帝子孙帝喾这一支。按照《史记》的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曾经在尧、舜的政权机构中服务。由此看来，夏、商、周是平行存在的三个集团，分布在黄河流域，自称“华夏”或“华”“夏”。

“华夏”的事实早已出现，但见诸文献记载，却比较晚。《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有这样一条记载：“楚失华夏。”说的是，楚国由于失误，失去了中原的华夏大地。可见人们关于华夏的记忆由来已久。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注疏《左传》，对“华夏”作这样的解释：“华夏谓中国也。”看来，在古人心目中，“华夏”是“中国”的同义词。不过，此“中国”非彼“中国”，它和现在“中国”的含义不一样，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自称“华夏”，而把周边人民称为“蛮”“夷”“戎”“狄”，“华夏”位居中央，称为“中国”。

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使得夏文化几近明朗，它的主体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也涵盖了龙山文化后期。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一座宫殿遗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有一座八开间门面、进深三间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出了。

夏人在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的同时，天文历法知识逐渐丰富。当时已有日、月、年的概念，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以冬至后两个月的孟春之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左传》引用《夏书》记录了发生在“房宿”位置的一次日食，民众击鼓奔走的情景，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有夏人观测到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孔子、孟子认为，夏、商、周三代，制度有所损益，也有所继承。夏文明为商文明奠定了基础。

许倬云所著《华夏论述》，探讨什么是华夏，什么是中国。他认为，“华夏—中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犹如“飞鸟无形”“轮不碾地”，不可能是定格的，是数千年血脉杂糅、族群相融、文化交错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由水稻、小米、牛羊多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东北辽河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与汉水如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的。尽管夏、商、周三代或许是一个较强文化的逐渐延伸和扩展，象征着农业文化之崛起，归根结底它仍然是由此族与彼族、国人与野人逐渐混融才形成的共同体。

葛兆光《宅兹中国》说：我不太赞成把“中国”看成一个后世建构的（或想象的）文明，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经过不断叠加与凝固而形成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