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到「小康」，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这种“选贤举能”的“禅让”时代，孔子把它称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至于他推崇备至的“大同之世”是个什么样子，没有明言。依据《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等古籍的描述，大概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在一个叫做“里”的基层社会，有八十户人家，选举年高德劭的人担任“父老”，能说会道、身体强健的人担任“里正”。春、夏、秋三季，百姓外出耕种，“父老”和“里正”负责监督，出去晚了，或者收工回来没有随手带点薪柴，都要受到批评。到了冬天，父老在“校室”里，教育儿童；里正则催促妇女从事纺织。日常生活中，长期保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友好互助风尚。《韩诗外传》说：一个里巷的人家不分彼此，互相保护，出入轮流看守，疾病相互照顾，患难相互救助，青黄不接可以互通有无，宴会相互招呼，婚姻大事共同商量，捕获的猎物共同享受，大家都受到仁爱和恩惠。因此，民众之间和睦、亲爱、友好。

在儒家典籍中，把夏朝建立之前称为“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礼记·礼运》引用孔子的话，这样描述“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意思是说，从前大道盛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选举贤能的人来掌权，讲信用，修和睦。所以，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使老人得以善终，壮年人发挥作用，幼年人得以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扶养。男人各有职责，女人适时婚嫁。反对糟蹋财物，也不必据为己有；厌恶不尽力而为，也不必把能力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因此，不会有阴谋，不会有盗贼，大门可以不关。这就是大同。

禹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讨论继承人选，众人推举皋陶、伯益。禹却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于是暗中培植启的势力。禹死后，启杀死伯益，继承父亲的权位，于是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开启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孔子把它称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他这样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意思是说，如今大道已经消失，天下被一家一姓据为己有，人们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财产权力为自己所用。统治者世袭已成为常规，用城墙沟池巩固统治，把礼义作为纲纪，端正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使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在此基础上，设立制度，划分田里，表扬勇智，功劳归于自己。阴谋大行其道，战争开始发端。夏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因此成为统治者。这六位君子，都谨慎恪守礼义，表彰道义，考察信用，彰显过失，倡导仁爱与谦让，使人民视为常规。如果不照此执行，则统治不稳，民众遭殃。这就是小康。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在追忆远古时反映出来的历史观，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主义。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糟糕，称为“乱世”。稍往前推移的夏商周，则是“小康之世”，虽不甚理想，但比“乱世”要好多了，所以是“小康”。“小康”之前是一个理想社会，称为“大同”。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得好：“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无怪乎，康有为要写《大同书》，孙中山要把“天下为公”“大同”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