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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病房，棋盘格地板。阳光照在高大的拱形窗户上，右侧边缘曝光成白色。白色本来就够多的了，一张张白色病床，床尾朝前，铁皮靠背蒙上了麻布。看得见高高的枕头和病人的脑袋，胡子拉碴的病人们看向镜头，其中一个用胳膊肘撑着身子，护士小姐正麻利地在他肩头上平整什么东西，她是整个病房里唯一的女性。左下角正在发生照片的核心事件，那里有张桌子，一个穿住院服的大胡子撑着拐杖坐着，带着南方人特有的露齿微笑。桌上堆着文件、记录簿、表格。桌边坐着两位主角，整个构图的中心，照片正是为他们而拍摄的，两人不经意间流露出参观者的愉悦。其中一个身穿黑色便服，皮鞋锃亮，衣领笔挺，靠在维也纳式椅背上。第二个身穿灰色衣服，稀疏的短髭下露出淀粉白的牙齿。稍远处站着几位男护理员，双手交叉等待着——有人抱在胸前，有人放在腹部。床腿与立柱平行，有人还从一根立柱背后探出头来，好像所有人都必须出镜似的。窗户如一汪水光，恰巧有些过曝，白光将窗框溶解掉，侵蚀了护士小姐和她所照料的病人的身形。
低矮的大理石桌上团着一堆破布，若非知情，恐怕永远也猜不到那是一具尸体。桌边围坐着一群专注的医学院大学生，正在上解剖实践课。近景处还有一张小桌，上面同样有一堆不明物，好像是口袋或者纸包，又好像不是，无从分辨。
六位女生簇拥在大理石桌旁，白大褂罩在平日穿的深色裙子外面，唯一的一位男生单独站在一旁，转过脸去，看别人都在忙活，不知道自己是该微笑，还是该皱眉。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滑稽的夹鼻眼镜，身后是一块写满粉笔字的黑板，仔细看去，上面无所不有：上堂课留下来的植物神经系统图，戴着高高的大檐帽的军人侧脸，叼着香烟的尖下巴美女的侧脸，还有满月一样的圆圈笑脸，长着一对大长耳朵。桌子另一头是一位女版的蒂尔普医生
，那是一位黑头发的女大学生，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朗读课本，女听众们屏息凝神，脸上的表情如同站立过久的哨兵，只有一张脸上带有笑纹。如果你觉得她们都在专注于同一件事，那你就错了。比如这个耷拉着脸，正在想心事；那个猛地一激灵，好像墙角有人喊了她一声；那个戴眼镜的白大褂还没穿好，厚重的带纽扣的绣花胸衣正冒充医生制服。朗读课本的那个发髻低绾的女大学生，正是我的太姥姥萨拉。所有目光像扫帚的枝条一样散射到各个方向，谁也不愿意去看死人的组织和关节。
照片上所有的法国男医生都留着胡子，胡子一律翅膀一样向上翘起；所有女士都穿着白大褂，袖子高高挽起，戴包发帽的是女护士，没戴的是医学院女学生。所有人都在做出统一动作——越过前面人的肩膀望向同一方向，在目光聚集处的床单下面，小山包似的鼓起一块，花白胡子的主治医师手里拿着手术刀或夹钳。那里是照片构图的盲区、手术活动的静态中心，静得能听见脑袋里的滴答声，站在那双手及其操作对象跟前的女士们纷纷别过脸去，眼睛眯缝着，望向镜头。
照片是木头色调的，墙壁、篱笆、板棚、台阶都是木板做成的。猫凑到镜头跟前，母鸡们则很矜持，穿着簇新的中学制服裙、宽大袖子上的针脚疏可走马的女孩终于妥协，接受了照相，尽管并不认可其意义。维也纳式椅子被搬到屋外，相机摆好，女孩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高傲而不屑的微笑。
没有落款，但我确知这是瑞士，二〇一几年。云杉林呈楔形向左右两侧延伸，中间是锥形的白色峰峦。近景处几株云杉清晰可见，一，二，三，四，五，呈阶梯状向上，接下来是密密匝匝的林下灌木层。顶上是漂泊不定的阿尔卑斯之云。而在照片底部，是闯入镜头的刘海儿般的针叶，当时的我们，来自俄罗斯的旅行者，刚刚从中穿出。
这张照片很小，很老，因为褪色而显得更老。底端用粉色字迹标注着CHERSON和B. WINEERT。照片大抵摄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新娘站得稳稳当当，如同一只杯子站在桌布上，厚布婚纱的V字领口开到小腹，纽扣排成一线，宽大的脸庞被网纹头纱罩住。较之于新娘的淡定从容，旁边的新郎则显得拘谨而不般配。但这种不般配不同于《不相称的婚姻》
或者《敖德萨故事》
简单粗暴的逻辑，而是由于二者的搭配酷似三角形与感叹号的组合。新郎面庞瘦削，瘦骨嶙峋，宛如一根细蜡或者一细条残存的肥皂，眼看就要融化在常礼服的包裹之下，以至于新娘必须搀住他的手肘。带手绘折领的常礼服管直笔挺，既像个不规则的圆柱体，又像只被魔术师抓在手里的兔子。这位新郎便是姥爷的姥爷，我的祖太姥爷列昂季·利别尔曼。另一张照片上的祖太姥爷胡须浓密，小时候我曾一度以为此时的他已近耄耋之年，后来才惊诧地获知，此时距离上一张照片仅仅二三十年。祖太姥爷的照片总共就这么两张，两张照片给人以同样的印象，那便是他早在成年之前，就与背景融为了一体。
莫斯科郊外达洽前的草坪上，一群孩子正在玩槌球游戏。大人们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倚在高高的松树干上。原木搭建的老房子的顶楼和圆顶延伸到了相片以外。窗户四敞大开。游戏被中断了，在场所有人全部转向摄影师，女孩们穿着高尔夫球袜和更像长衬衣的白裙，邻居家的男孩子光着脚丫，槌球杆静止不动，槌球躺在地上。唯独右侧那个女孩仍然沉浸于游戏之中，正弯腰准备击球，裸露的肩膀绷成一道紧张的弧线，右腿旁开一步，躯干和前伸的脚掌连成一条无形的直线。利落的锅盖头发型下面露出纤细柔嫩的后脑勺。这个酷似希腊男孩的女孩，周身散发出一种忧郁的专注与格格不入的高贵。其他所有人或三五成群，或成双结对，唯独她孑然一身立于前景处。尽管距离其他人并不算远，但这个位置却看似照片的边缘，如同主屋的偏远耳房。
黑色及地长裙，浅色女衬衫，一位陌生女郎站在篱笆前，砖房爬满了爬山虎，涂漆的护窗板敞开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五岁，一左一右攀在女郎肩头，像一对张开的嫩翅膀。她一手一个拽住他们，双臂交叉在胸前。两位男人分立两侧，离镜头稍近。个高的那个，一条腿脚尖点地放在另一条腿前面，双手插兜，衬衣下摆外露，束着一条腰带，鬈发蓬乱。他叫萨沙，外号桑丘·潘沙，是太姥姥萨拉的朋友和倾慕者。第二位年纪稍长，戴着夹鼻眼镜，身穿粗布短上衣，面色忧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我认识。他非是旁人，正是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
—此后大约十年，他当上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旨在“将苏维埃共和国变成统一军营”的“红色恐怖令”。
浑黄色的矩形，左侧稍微明亮些。细看之下，可以辨认出桌面、女性的肩膀和侧影。背面写着：“请勿见怪，画面略显沉重，但若仔细品味，其实相当不坏。”再下面一点的角落处，用同样的笔迹写着“Paris”。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致密白桦林衬托下的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想要身体好，运动不可少！”照片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女性的身体，逼得目光不由得向只有树干和白色标语的上方躲避。照片上的队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化合反应。最上面一排人直立，其余几排渐次矮下身子，最底排的人干脆躺在那里，手脚摊开，宛如人鱼公主畅游在由赤裸的臂膀、运动短裤和统一的汗衫构成的海洋之中。这里足足有九十来人，面部表情却惊人的一致——全部面无表情。也正因如此，才值得饶有兴致地逐一细看，看到后来你会觉得，从一张面孔到另一张面孔，你所看到的仿佛是同一表情的慢放镜头。这张照片应该是莱吉村疗养院，太姥姥萨拉曾在那里做医生，1926年前后。她十岁的女儿廖利娅躺在地上，头上包着三角围巾，肩膀上围着难看的流苏披肩。为了避免跟其他人搞混，有人用蓝色墨水画了个十字将她标记出来，就像古老的童话故事里所做的那样。但实际上她很好认——只有她一个人没看镜头。
厚重的硬纸板，金色切边，模糊的风景画，在其衬托下，粗腿的生铁座椅显得更加敦实，座椅扶手别出心裁，坐在上面的是达维德·弗里德曼——姥姥的爷爷、我的祖太姥爷，下诺夫哥罗德的医生。他右手轻轻握住一只狗的脖套，那是头红褐色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犬，非常棒的猎犬，该品种的标准确定于1886年——此照片拍摄前二十年。
祖太姥爷的衣着竭力避免引人注目：结实耐用的皮大衣，衣领和黑帽子都是卡拉库尔羊羔皮的，裤子和皮鞋普通无奇，带长链子的夹鼻眼镜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到眼睛上。眼神似乎透露出慌乱，但问题也许并不出在眼睛，而是出在那双挨得过紧的腿上，好像双腿的主人正准备起身离开一样。我们这个犹太家族和许多俄罗斯族家庭一样，也有在出远门之前全家人集体默坐片刻的习俗，似乎只有经过这一两分钟的静默，远行才能最终获得应有的分量。那条狗同样坐不安生，跃跃欲试。祖太姥爷和他的爱犬均于1907年去世，而且据妈妈说，是在同一天。
照片上没有任何事件，只有一张脸，但这张脸何其丰富！酷似诗人费特的一部大长胡子垂到胸前，在纽扣上方分成两股，鼻翼向两侧张开，眉头紧锁，脑袋上的灰色毛发若有似无。身后没有任何布景，空空如也。他是阿布拉姆·奥西波维奇·金兹堡——太姥姥萨拉和另外十五个孩子的父亲，旧俄一等商人，从波钦基开始发迹，但并未见录于当地方志。看老照片时，每每最先注意到的就是人物的眼睛：那眼神通常是直勾勾的，失落的（因为已经失去了依托，即能够认出自己的人）。而这张照片上的视线却是朝向左侧的，牢牢地抓住镜头之外的某人或某物，以至于你会不自觉地想要把自己放到视线汇聚的那个点去，尽管那里早就什么都没有了。注意力来回穿梭之间，不知不觉绘制成一个局促的三角形，在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全靠沉重的他者视线加以协调。
一身素白的漂亮女人和一身白色水兵服的男孩，男孩和女人长得很像；女人坐在圈椅上，男孩站在扶手旁。这里的白是社会阶层的标志色，象征着衣食无忧，优雅闲适。照片上的男孩六岁左右，两年后他的父亲去世，又过了两年，男孩和母亲一起，被命运之海裹挟着，漂到了莫斯科。这个男孩是我的外祖父，这个女人是我的另一位太姥姥别佳（别尔塔）。初到莫斯科时，为了糊口，太姥姥别佳什么都干过，主要是靠打字为生。那台古老的打字机至今陈列在我的书架上——一台笨重的迈赛德斯，带有可拆卸的键盘。
这是一张20厘米×30厘米的巨幅图片，老照片的复印件。背面写着：“1905年。自左至右：金兹堡，巴拉诺夫，加利佩尔，斯维尔德洛娃。原件藏于高尔基市保护区博物馆，编号11281。研究员格拉季宁（？）。”编号上面盖着一枚蓝色圆印。
正值隆冬，脚下是久被踩踏的积雪，毛茸茸的深色皮衣皮帽上带有点点白斑——那是老照片上常有的污渍，呈点状或条带状，将画面盖住。排在左一的是太姥姥萨拉，时年十七岁，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用别针固定在头发上的女帽滑落到了后脑勺，露出一绺头发，圆脸蛋皴裂了，一只手缩在大衣袖筒里，另一只手紧紧攥成拳头，显然很冷。她的右眼在街垒战中受伤了，缠着一块黑色绷带，俨然加勒比女海盗。这次街垒战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起义于1905年12月12日（即新历的12月25日）在索尔莫沃区和卡纳维诺区爆发，经过三天的巷战，被炮兵镇压。
在家族记忆当中，这张照片就被命名为“街垒中的外祖母”。不过，照片上并没有街垒，众人身后是一堵砖墙，侧面的雪泥当中似乎竖着一道篱笆。仔细看去便可发现，照片上的人全都十分年轻：长着浓密胡须的帅小伙儿巴拉诺夫头戴一顶库班哥萨克式平顶羊皮帽，那个我不熟悉的加利佩尔长着一对招风耳，太姥姥的闺蜜斯维尔德洛娃一副娃娃脸，颧骨突出。六十年后，档案记忆中只剩下了两位女士——萨拉·金兹堡和萨拉·斯维尔德洛娃。彼时两人均已鬓发斑白，穿着厚厚的棉袄，坐在老布尔什维克之家旁边的长凳上，在冬日的太阳下取暖，双手插进老式暖手筒里，抱在小腹。
达洽的清晨。某人坐在编织椅上，只能看见两只脚和条纹裙的裙摆。凉台，蒙着漆布的桌子上摆满了陶瓷餐具：茶杯、盛面包干的盘子、奶油罐、花繁叶茂的高脚花瓶，再远处是一口汤锅，里面是什么不得而知。一位身穿夏裙的姑娘正优雅而专注地享用早餐，双肘放在桌布以下，右手持刀，左手持叉，穿着摩登凉鞋（圆头，小皮带绕过踝骨）的双脚放在管脚枨上。坐在对面的姑娘正埋头在茶杯里搅拌方糖，花裙子下面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裸露的胳膊反射着阳光，头发用丝网束住。远处，一位穿着围裙、裹着白色头巾的中年妇女正密切监督着头一位姑娘——我的外祖母廖利娅有没有好好吃饭，她是米哈伊洛夫娜奶妈，自从加入家族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拍摄年份大概是1930年。长凳上放着一摞报纸，最顶上是一份新的《星火报》，封面上是一个模糊的女人像，看不清楚在干什么。
这张照片，无论色调还是触感，都让人联想起铺路用的碎石。一切都是灰蒙蒙的：面孔，裙子，难看的毛袜子，砖墙，木门，花园里的带刺灌木丛。已不年轻的女人坐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双臂半抱在胸前，一只手停在小腹位置，像是打算做什么动作却临时忘记了一样。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完全舒展开来，沉静的脸庞宛如一只永远停留在正午的表盘。这张照片上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极端的贫穷——缺少戒指的宽大指节，唯一的粗布裙子；被拍照者显然完全没有花心思为永久留念打扮自己，给自己的庸俗日常好好地放个假，一切都是现实中的样子，因为也没有什么可以修饰的。这是奶奶的妈妈、我的又一位太姥姥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
的女读者，在勒热夫郊外的村庄。照片可能拍摄于任何年份—1916年，1926年，或者1936年——时间的流逝未必会给这里带来任何变化。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抱着一个别人的大洋娃娃。洋娃娃很漂亮，粗粗的麻花辫，红扑扑的脸蛋，传统民族服饰——绣花衣襟，高高的盾形头饰。洋娃娃令女孩心花怒放，盯住镜头的眼睛兴奋得放光：瞧！我们在这儿！我和洋娃娃！二者一瘦一胖（小女孩瘦巴巴的，洋娃娃胖嘟嘟的），一黑一白（小女孩一头蓬松的黑色鬈发，洋娃娃则是浅黄色头发，长辫及腰），爱与被爱。小女孩虔诚地抱着自己的战利品，一只手掌小心翼翼地托在洋娃娃的腰间，另一只手轻轻地握住陶瓷的手指。照片是黑白的，我无从知道儿时的妈妈身上穿的樱桃裙子和头上的蝴蝶结是何种颜色。
照片很小，肩章模糊不清，但我知道，科利亚爷爷一路晋升至少校，直到1944年才复员。照片显然拍摄于复员前，面部紧绷，如同一只攥紧的拳头，除了力量之外不表达任何东西。剑眉入鬓，双耳贴面，双眼炯炯有神，嘴巴刚毅，五官聚合为一只致密的台球，构成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军官的标准肖像。格尔曼拍摄的《我的朋友拉普申》
里面的主人公就符合这样的集体肖像。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在少不更事的十五岁，观影经验为零，很久都没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是主角，谁爱上了谁——主人公们在我看来全部长着同一副面孔，像是从同一个战争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身上有着某种令人异常熟悉的东西，其言行举止隐约让我感到久远的亲切，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利亚爷爷——那个喷着“西普”香水，彬彬有礼，一丝不苟，下巴和脑袋都剃得精光的科利亚爷爷。
20世纪30年代中期或末期，一条小溪旁，两位年轻女性一边冲摄影师摆pose，一边笑个不停。其中一个披散着头发，正弯腰将白色针织披肩放在草地上；第二个用手按住帽子，以防被风吹跑。她们身上都穿着轻便短裙，包包放在地上，床单在脚底团成一团。
下着雨，人们失魂落魄地走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人很多，约莫有二十来人，男人们戴着圆边草帽，女人们穿着长裙，裙摆拖在地上，头顶罩着不大结实的遮阳伞。地平线远处是一堵墙，墙内不知何物。右侧是一汪灰水。人们或远或近，或三三两两，或形单影只。凝视这张照片越久，你就越会觉得，其所描绘的乃是冥世景象，如在冥河岸边，人人自顾不暇。
照片背面用红笔写着花体法文，大意如下：“蒙彼利埃，一九〇九年七月廿二。纪念帕拉瓦原生态之旅。可惜……天公不作美。Д.哈吉-亨切夫。”寄往“波钦基市，C.金兹堡小姐收”。这里所说的帕拉瓦即帕拉瓦莱弗洛特，是蒙彼利埃以南的一个旅游小镇，位于地中海和淡水湖中间的条带状沙丘。灰色沙粒铺成平缓的海岸，某处还栖息着玫瑰色的火烈鸟，想必也是此次遥远旅行的原生态要素之一。如今，这里已是人头攒动的经济型海滨浴场，而在一百年前，此地还少有人知，圣彼得教堂还是簇新的，宾馆尚未动工修建。
在低矮的天空下漫步的人群中间，有一位身姿笔直的女性。她独自一人背对镜头而立，穿着浅色夏装的纤细后背构成了照片的纵轴线，好似静止的旋转木马的中间立柱。戴着硬料帽子的头向后仰起，手捧一大束鲜花。面部虽然看不清楚，但我愿意相信，她就是我的太姥姥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