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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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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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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姑妈严肃地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些已经想不起来了。比如管自己的爸爸叫“老爹”；关于闺蜜的叫“情报”，邻居通报的叫“新闻”，来自孤独无依的生命的叫“消息”。
但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房子里事实上写下了很多文字。加利娅姑妈临终前念念不忘，不时询问、抚摸的东西中间，有一本本写得满满当当的日记，每日记事，常年不断，无一日不写一行，像每天的起床洗脸一样。它们至今仍躺在床头柜里，有很多本，我装了满满两大包，运回位于澡堂胡同的家中，一进门就坐下读起来，想从中找到故事，答案，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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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衷各种日记和记事的读者来说，它们明显分为两类。有些作品的行文带有刻意的正式性和解释性，明显是写给外人看的。日记本变成了试验场，对外部自我进行调试和操练的所在，比如玛丽亚·巴什基尔采娃
的日记，是宏大的宣言，是无尽的独白，指向无形且明显宽仁的审阅者。
我所感兴趣的日记是另一种，它是专门为特定工匠量身打造的工具，外人很难趁手。“工具”是苏珊·桑塔格的提法，她经营该体裁数十年，但我觉得并不准确。桑塔格们的笔记绝非松鼠颊囊那样的想法口袋，也非浮光掠影的备忘录。这是特定人群的日常，就像骨架一样，其上依附着他们对现实的依恋，对现实之不间断性的信仰。这些文本只面向唯一的，然而却最最忠实的读者。从任何地方把本子拆开，你都能确信个体真实。这是收集的物证，用以佐证生命的故事和延续，最重要的是，对于自我过去的任意一点都触手可及。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文字（在桑塔格的日记中就俯拾皆是：看过的电影和书目、摘抄的漂亮词句、蘑菇干一样的学习记录）几乎永远没有直接发表的可能，也无法从中衍生出书籍、文章或者电影，无法成为实际工作的支撑点或出发点。它们根本不打算向谁解释什么——除非是自我备忘，但如此潦潦草草，有时连自己都难以还原。这不过是一个冰箱，或者早先的冰窖，用于储藏易腐的记忆产品，积存证据和证物——或者，借用冈察洛夫的说法：非物质关系的物质抵押。
这未免有点鸡肋，至少因其冗杂。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如此。我的工作手记总让我感觉像压舱石：死气沉沉且毫无益处的负荷，意欲抛之而后快；但如此一来，我还剩下什么呢？珍妮特·马尔科姆
在
The silent woman
一书中描述了一间屋子，像极了我的笔记本，细思极恐。印象中那间屋子里堆积着杂志书籍，装满的烟灰缸，未洗的碗碟，落满灰尘的秘鲁纪念品，空比萨盒空罐子空盒子瓶起子，既有提供精确信息的名人百科
Who is Who
，也有什么都提供不了的早就无法辨识的什么东西。对于马尔科姆而言，这间屋子是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
，是真理的怪诞讽喻，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尚未获得历史秩序的事实与说法。
* * *
而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则是完全另类的；我读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其独特结构神秘费解、耐人寻味——酷似一张宽眼渔网。小时候逛大型画展时，总能见到一类特别的参展者。这个群体不知为何以女性居多，她们从展品前逐一走过，凑近标签卡，在纸上或本子上记些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她们只是在摘抄全部展品信息，好做成类似名录的东西——几乎是对画展的独特复制。我当时搞不懂，后来明白了：名录赋予人一种拥有的假象——展览总会结束，画作和雕塑总会从眼皮子底下消逝，而名录则将其以最初的秩序留存在案，勿致飘零。
姑妈的日记就是这样的每日事务清单，令人吃惊的详尽，同时又令人吃惊的隐晦。它们总是精确记录诸如此类的信息：起床睡觉时间，电视节目名称，通话记录（时间、通话人），吃的什么，干了什么。而每日的内容和填充物却被巧妙地一一回避了。比方说，日记中写着“看书”，但看的什么、有何心得却只字不提。其余那些赖以构成其漫长的、被完整记录的一生的事物一概如此。没有只言片语能够揭示此生何谓——没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琐碎而详尽的细节，以编年史的精确度记录着时间的脚步。
我总感觉，这个生命总会在什么地方现出原形，哪怕只有一次，但总会展现自我，说个痛快。毕竟，它是由密集的阅读构成的，而阅读也就意味着思考；再有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挑剔与委屈的暗潮涌动，姑妈很在意这些情绪，会长久地被其占据。这些东西照理应当留存下来，爆发出来，变成一段段愤怒的文字，让加利娅姑妈对这个世界及其代表者——我们——道出一切真相，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然而，完全没有。有一些对于思绪的轻描淡写，有一些文字上的波澜起伏，从中能够捕捉到情绪的蛛丝马迹，比如写在父亲和我的来电记录旁的“乌拉！”，写在我父母结婚纪念日当天的几个略带苦涩、语焉不详的句子。仅此而已。似乎，每一条记录、每年一本的日记，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留下关于自我外部生活的可靠证据，而真正的内部生命却完全地留给自我：展示一切，隐蔽一切，立此存照。
这些日记本缘何令她如此珍视？为何直到临终前都护在身边，还不时地让人挪近一点，好像生怕它们会长腿跑掉？或许，那些写下的文字，那些关于孤独、悄然滑入虚无的讲述，于她而言其实是一纸诉状，当世界和我们读到它们时就会明白，我们对她是何等冷漠。
又或者——尽管有些难以置信——在这些贫乏的事件中她发现了某种快乐物质，以至于必须以手稿的形式使之不朽？因为手稿是烧不毁的，它会讲述，却并不作证。是这样吗？假如是，那她做到了。
2002年10月11日
又是一天。现在是凌晨1点45。刚才把毛巾和睡衣什么的都泡上了，除了会掉色的。床单被罩再说。此前把衣服从阳台上收进来了。外面才3度，菜可别冻坏了！南瓜去皮切片放筐里了，准备冷冻。做得很慢！边看俄罗斯频道的《娱乐白菜会》边做，弄了两个多钟头。此前喝了茶加牛奶。
16—18点睡觉，不眯一会儿受不了。此前Т.В.来电，问沃伊科夫斯卡娅地铁站电话的事。他12点之前来电：电视能看吗？从早晨起就一个台都看不了。8点左右起床，当时谢廖扎（姑妈的房客）正在洗漱。9点过，拾掇了很久才出门。3路车9点45才到，等了老半天。要转171路。路上全是人，慢吞吞的。乌拉尔路，长途汽车站，报纸。买到了南瓜！今年还是头回见；还有胡萝卜。到家已经快12点了。想看热播剧《神探可伦坡》。凌晨1点45，量完血压吃完降压药，想等着血压降点再吃回药。忙活了20分钟，也没再量，3点上床。
2004年7月8日
一早就是个大晴天，一天无雨。早晨喝了炼乳咖啡，11点左右出门去阿尔泰路。人很多，坐了很久，直到下午1点。池塘边，绿荫，白云，蓝天，唱了歌，真舒坦！
小径上有人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一大帮人穿着泳衣晒太阳，休憩，玩耍。
买东西时已经无需排队了。买了奶渣，漫步回家。新学校好大一片草坪——高挑的车轴草、蔷薇，漂亮极了！路上，有一群小男孩在一辆报废车里玩。他们拿着一个塑料瓶，里面挤满了长角果，据说能吃。
2005年10月11日
睡不着，也不想起，不想动弹，不想做事……10点40取了邮件，又躺下了。斯维塔很快就来了，真能干，比我还会买东西！喝了茶，躺了一整天。感谢弗·瓦送来了邮件！
博布罗娃12点过打来电话。她周四就到了……
给79号的莫罗兹卡和社会服务中心的伊拉打了电话，晚上给尤尔丘克打了电话。边看电视边把凳子上的脏衣服收拾了。23点30上床。
热。穿上了冬妮娅的短裙。“黯淡的灰色的无人需要的生活。”白天喝茶，晚上咖啡！胃口全无！
但也有一条笔记与众不同，是2005年6月17日写下的：
一大早给希玛打了电话。撂下电话翻出了相册。把所有照片都抖搂出来，久久凝视。不想吃饭，照片勾起了强烈的思念，眼泪和忧伤：既为逝去的年华，也为故去的旧人，还为自己稀里糊涂、徒劳无益的生活，为心头的空虚……好想忘怀。
又躺到床上，糊里糊涂地睡了一整天，直到晚上8点，喝了点牛奶，拉上窗帘，又躺下身，继续这场逃避现实的睡眠。睡觉便是解脱。
过了数月又数年。姑妈的日记本这儿那儿地四处散落，逐渐和其他资料混在一起。这些资料全被我放在手头，似乎立马就用得上，却又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老去，像被人熟视无睹的家庭用具。我突然又想起了它们，当我置身于波钦基时。
这是隶属于阿尔扎马斯市的一个偏远小镇，距离下诺夫哥罗德两百大几十公里，在我们家族有着不尴不尬的地位。我们所有人都从那里走出来，却再没有一个人回去过，甚至连这种念头都从未动过，七十年乃至更久。按照纳博科夫的描述，存在是两个黢黑永恒之间的一丝微弱光隙，那么第一个黢黑永恒——我们出生之前的那个似乎更加深邃。于是，这个无人问津的僻静小镇就成了这些年来我们家族记忆的一个黑洞。
彼时彼处的家族似乎很庞大；我隐约知道关于那些兄弟姐妹的故事，他们有十来个之多，还有几驾马车和木屋的照片。但所有这些都被后来的波钦基传奇女子——妈妈的姥姥、我的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非凡经历给湮没了。她这辈子，坐过沙皇的牢房，在法国巴黎留过学，拿到了医生执照，给苏联儿童看过病，其中就包括我妈和我。关于她的一切讲述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却从未有人对她的故事追根溯源。
早先倒是有个亲戚，像筹划极地旅行一样筹划过探访波钦基——早先是个镇，一百年间逐渐萎缩成了村子。他不断地怂恿远近亲戚同往，最后无意间找到了我头上。他的眼睛清澈得惊人，激情像小马达一样，向大人们反复陈述理由。他很少来莫斯科，那次来本想找我父母商议此事，却不料他们早已迁居德国，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之前从未动过类似怀旧旅行念头的我忽然心血来潮：我们家族的起源地头一回变得可以触摸，现实可感。他越是强调路途艰辛距离遥远难以成行，越是要求准备周全计划详细慎重考虑，我就越发确信，肯定有办法抵达。这个来自萨拉托夫的廖尼亚打算整个家族同去波钦基，像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样浩浩荡荡地荣归故里，他一直在为此筹划，直至十年前故世。而波钦基依旧是座隐城，如同基捷日
。
而今，我终于逐渐靠近它了。受什么驱使，我不知道；我甚至不很明了，自己究竟打算在那里发现什么。上路之前，我像摄像对焦一样查了网络。结果发现，此地确实远离人世，在老地图上处于阿尔扎马斯深处的卢卡亚诺夫斯基县，紧挨着普希金的波尔金诺，在两个名叫乌特卡和波吉别尔卡的村子中间。火车远远开不到那里，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三个小时车程。我们决定直截了当，从下诺夫哥罗德开车去。
我们清早出发，沿着已经泛红却尚未从严冬中苏醒的街道。尚未完全失忆的城市景观显得稀奇古怪——工业建筑和木头房子彼此对峙，后者以篱笆围墙严阵以待，不再向新世界移交寸土。街道两岸此起彼伏。一上公路，汽车就撒开欢儿狂飙。三个月前刚得了儿子的司机，手把方向盘，轻蔑地沉默不语。公路如同吝啬的波浪线高低起伏，两侧云杉树下旧雪残集。每熬过一公里，世界就变得越发贫瘠。黑黢黢的村子里，新建的小教堂焕发着白如牙套的陶土光泽。随行向导原本打算向我展示的阿尔扎马斯风光早被甩到了右后方。我带了一本关于波钦基的小册子，二十年前出版的，里面提到了犹太人所罗门·金兹堡的缝纫机铺子，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关于传奇的萨拉压根儿没提。
漫长的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不是曼德尔施塔姆笔下托斯卡纳式的明媚峰峦
，而是翁布里亚
式的黑铜色的忧郁山丘，平缓，如同一呼一吸。间或有一滩水光一晃而过。一过通往波尔金诺的岔道口，普希金的纪念碑便随处可见；据说，诗人爱过一个来自卢卡亚诺夫村的村姑，后来该村所在的县便改叫了村名。小树成群结队。
小城沿纵向主街建成，从主街向左右两侧各自伸出笔直的垂直线。路一侧有座很棒的古典式教堂，向导说那是圣诞大教堂，之前有个很有名的奥尔法诺夫神父。我知道这个姓氏：小时候，有个姓奥尔法诺夫的小女孩瓦莉亚经常托人向我问好，有一次还请求我妈妈以她的名义给我买一本小书，“好让玛莎记住我”。妈妈翻遍了旧书店，最后选定了一小本索洛古勃
诗集。偏巧是《伟大的钟鸣》，革命诗集，1923年版。当年的我对于“我是自由无产者，胸腔烧着一团烈火”之类的口号毫不感冒，至于韵律，还无力鉴赏，诸如：
敌方军官
那尖利的马蹄
重重地踩在
我的心头，心头
在一个荒凉的广场上，波钦基历史专家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富法耶娃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广场空旷得令人发慌，让人恨不得赶紧找个有东西可看可摸的地方。在那个星期天，图书馆——当地的文化殿堂特意为我们开放，里面刚巧有个展览：有人从德国寄来了拥有百年历史的水彩画，上面画的是当年的房屋和街道。这个德国家庭19世纪末曾在波钦基居住，我突然想到了儿时听到过的一个德国姓氏——格特林戈。那些画作画面很温馨，色彩很鲜艳；奥古斯塔·格特林戈——画作者们的姐姐曾经帮还是少女的太姥姥萨拉准备过中学考试，就在那边的一座曾经种满锦葵、挂着“药店”招牌、充满欢声笑语的小房子里。如今那里也有一间小房，但却浇铸了混凝土，门廊不见了，锦葵和雕花的门窗贴脸也不见了。20世纪初住着萨拉一家的那个停放着马车的大院子，原址何在已无人知晓。
就这些。只有这些。就像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只有天气记录、食谱和电视节目清单。隐身其后的东西，摇摆着，嗡鸣着，却并不急于现身，似乎根本不打算这么做。接待方请我们喝了茶，带我们四处转了转。我的目光一直在地面搜寻，仿佛在寻找一枚硬币。
原先镇子的轮廓仍旧依稀可辨：为镇子所环绕的马市在帝俄时期曾是全县乃至全省最大的。我们穿过久远的马市广场，曾经广袤的空地如今树木林立，广场中心某地仍矗立着铅色的列宁纪念碑，但这片土地已久无人迹，它过于庞大，以至于很难被派上用场。在它的边缘有几所小房子，像是从水彩画上走下来的，带着些许潦草粗犷的改建痕迹。有人给我指出了另一个空白——在萨拉的兄长所罗门·金兹堡20世纪20年代的缝纫机铺子的原址处，如今空余一个方形沥青台基。我们在此地稍作停留，拍照留念：一群女人，棉衣棉帽，垂头丧气。风在吹。草场尽头，大道旁边，一座雕塑泛着银光：那是雄壮的种马卡普拉尔，它曾在此配种二十年。
越过鲁德尼娅河，驱车不久便可看到一座名垂千古的城市规划企业——禁卫军骑兵军团养马场，始建于普希金时代。这里更早些时候也养马，有阿尔加马克和诺盖种马、牡马、骟马，诺盖牝马和俄国马驹。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其产业化。庞大的养马场，以其古典主义线条和如今开裂的白色墙皮，以其业已坍塌的中心塔楼，以其与方形场地镜面相对的大门，曾经力图成为帝国文明的支柱、捍卫彼得堡秩序的岛屿。它直至不久前的20世纪90年代才最终凋零。如今，其周围是一片荒地，被漫长的冬季舔得秃光。露天马厩里还剩下最后的马匹：棕红色，略显笨拙，浅色额鬃有些滑稽。它们不时抬起头，用鼻子来蹭我们伸过去的手掌。天空变得明晃晃的，云朵宛如流动的山脊，颜料剥落，露出淡粉的底色。
已经走到半路了，我突然想起来，竟然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这里肯定有公墓，已故宗亲的长眠之所，即便不是专门的犹太人公墓。司机飙到120迈，路标一晃而过：苏罗瓦基卡，别什兰。我赶紧打电话给富法耶娃。公墓早就没了，就像波钦基早已没有犹太人。但她知道有座坟墓，而且知道墓主人姓名。说来奇怪，他姓古列维奇——和我妈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