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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在所有上述情况中，我们面临着两种无法同时掌握的可能性。做决定就是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的行为。事实上，在生命的每一刻，我们都在各种可能性中寻找自我。在我写下这些话之后，我可能会继续写作，可能会停下来思考我该写些什么，也有可能会去散步。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时，我内心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可能性。换句话说，即使我没有有意识地表现出每一种可能性，我与这些可能性之间也存在着现实的联系。通过面对和评估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我可以走入现实的未来；通过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我可以掌控现实的现在，通过有意识地审视已实现的成就，我就回到了现实的过去。因此，我个人成长的时间性是由即将到来的可能性，借由我的行动而实际实现的一些可能性，以及已经实现或被抛弃的可能性构成的。未来的可能性，实际的现实以及过去的成就相互决定，相依相生。比如我来到湖边的行为开启了我会下湖游泳的可能性，看到湖另一边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的可能性催生了我会游过这个湖的行为。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可能性都对当下的行为发挥作用，引发了游泳和与朋友共享美酒等后续行为的实现。
当我从一种实现过渡到另一种实现时，我的可能性和已达成的范畴都在不断变化。我把这些可能性看作一种扩展和收缩。健康的状态会开启各种可能性，患病的状态则会使可能性受到限制。在我健康的时候，时间的地平线是开放的，在我生病时则是封闭的。这种开放让我忘记了顾及我的身体，当我专注于要承担的任务和事物时，它便默默地被越过去了。直到明白生命有终结，才让我意识到我的身体是一个需要被现实照顾和关注的。在年轻的时候，我的成就明显比年老时要小，它们的意义也有变化，这取决于我的行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未来的可能性。例如，移民到一个新国家与作为游客访问一个国家相比，将对我产生的可能性就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通过行动来掌控并实现各种可能性。例如，暂停写作或阅读，去散步或泡一杯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都遵循习惯、风俗、行为准则、社会惯例或法律条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做决定，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坐进车里，开车去上班时，我们不是为了到达目的地而决定准时出发并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我们只是在遵循一种例行习惯，完全不会去考虑其他选择。社会学家将之称为人类行为的习惯化。这是一种专业而不费力的复制。习惯化的行为让我们从有意识地做决定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如果由于一些无法预见的原因，我们遇到了阻碍（由于事故造成严重延误），就会反思如何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或者如何改变接下来的计划。我们会仔细研究当前的形势，在考虑了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后，我们也许会改变这一日常行程，但我们也不是在做决定，我们只是在遵循习惯或习俗，而没有认真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
但是当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一种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习惯、习俗或法律时，我们就会做出决定。此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个人规则或制度规定的领域之外。接受多数人的指令或服从由体制或社会传统所制定的常规，显然不等于做决定。赫尔曼·卢培（Hermann Lübbe）说过：“决策的逻辑就是例外的逻辑。”
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决定我们行为的性质、特点和目标的抽象规范、规则和指导将不再适用。因此，当面临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的具体情况时，我们就又回到了只能靠自己的境地。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做决定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力更生的责任，我们要走出可靠的生活社交圈，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依靠人或物来为我们行为的方向提供可信的指导，也无法对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清晰的认识。“不可避免”一词，要求我们做到更加准确无误。在某些情况下，被排除的可能性就是在给其他可能性留下考虑的余地。如果我们决定抓住其中一种可能性，我们做的决定就是在否决其他的决定。
当然，我们的决定并非完全武断或反复无常。决定经常是基于动机，但也有例外。我们选择走左边而不是右边是有原因的。例如，当我们在森林里或是在人生的丛林里迷失，又没有指南针的时候，做出的决定可能并不依赖于动机。动机是我们做决定的基础或出发点，当有人问我，或者当我问自己为什么决定成为一名音乐家时，我可以为我的决定提供一个解释：因为我热爱音乐，音乐可以让我表达自我，或者我设想在乐团里演奏能有一份好收入。动机不仅使我的决定合理化，也为我的决定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但这个动机并没有消除其他相互竞争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会促使我从事另一种职业。当动机缺乏明显性和明确的强制力时，当它们无法一劳永逸地消除我的犹豫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决策。一个迫在眉睫的决定可能需要对我所有的理由进行审视，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我有时会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最终的推动力必须来自我个人的倾向和对理由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信心。
因此，做决策是我的任务，它与自我建立了一种联系。各种语言强调了这种与自我的关系：I make up my mind，je me décide，Ich entscheide mich。这种与自我的关系是决策的核心要素：我意识到自己是行为的主体，并对其后果负责。我也意识到我思考的过程，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头脑在“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说是和否”。我可能是慢慢做出决定，也可能是突然做出决定。“这两种声音说的是同一件事。”
在做决定时，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不同于任何人。更重要的是，我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强化了我的自由和独特性。在抓住一个可能性的同时，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抓住那个被拒绝的可能性。通过充分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我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为我决定的后果负责。
自由是对是否实践有意义的行为做出决定的能力。对自由的要求可能会受到这样一种假设的挑战，即我的心理倾向和无意识的动机，或者外部社会的力量，实际上可能会左右我的决定——使我无从得知这些因素的程度和作用。如果我同意这个假设，我将无法超越这些决定性因素，并提出以下问题：“考虑到这些决定性因素，我应该怎么做？”我对行为决定性因素的假设和我对可能性的评估也许会相互矛盾：我不能既认为自己坚定不移，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产生质疑，询问自己是如何下定决心的，或者是什么让我决定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而抛弃其他行动的可能性。对于自我动机和性情这些决定性因素，其内在的信念也适用于我的一些评估性问题。尤其是当我面临做决定的任务时，经常会问这个问题。
当我们要做出决定时，我们并不总是能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可能性中，我们应该把握哪一种，放弃哪一种。以前获得的知识和从过去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指示。即使是先前做出的决定，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正确道路的明确答案。事实上，当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行为的结果时，就是在做决定。我们的信心和直觉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支持，使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抓住一种可能性。然而，如果一种令人不快的不确定性笼罩着我们时，我们在采取其中一种可能性时就会“恐惧和颤抖”。在没有确定行为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种行为意味着：它是勇敢地向未知领域的飞跃。没有人向我们提供这一行为的跳板，也没有人减轻我们的责任。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洞察我们内心的猜测、希望和感受。我们从地面起飞时是孤立无援的。这一飞跃并非草率之举，因为尽管迫在眉睫，做出决定仍然需要对我们的能力和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即时或长期的评估。
因为，在孤独的状态下，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因果，决定需要一种“权力感”（保罗·里克尔），一种“主宰形式”（赫尔曼·卢培）。在我做决定的那一刻，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坚定自己内心的立场，保留和放弃各种可能性，而不需要一系列规则和习惯的保护性支持。我做的决定越多，就越能相信自己的力量，抵御外界的负面影响，对自己行为的积极结果表现出自信。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犹豫、恐惧和不信任的威胁，这增强了我的力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独自做决定的能力可能会让我在同龄人中获得声望和认可。
如果我面临的多种可能性相互排斥：我决定支持其中一种的可能性，我就必须抛弃另一种。如果我决定移民到一个新国家，我必须放弃留在国内的可能性。一年后，我可能会后悔这个决定，再回到我的祖国。但我也不再是最初的状态，而回归本身将是在我成长的另一个阶段做出的另一个决定的结果。
决策是在一个时间框架内进行的。这个决策阶段与未来的某个时刻紧密相连。这个时间阶段的存在使得决策不同于选择。区分选择和决策的时间特征确实有用处，而且相当重要。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可以考虑和权衡各种可能性，直到我们对可能性实现的成败有明确的想法。在购买某种消费品或选择某个旅游目的地时，我们可以不急于一时。这些现实通常作为未来的可能性而存在。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为从事某一特定职业而学习或与某人结婚时，我们应该在一定的时限内做出决定。我们无法完全抓住这些可能性。它们有自己的倒计时。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的任务有一个截止日期，所以决策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定的“非此即彼”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岔路口。另一方面，选择并不会给我们成长的主要方向带来显著的变化。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时，我们会做出一些决定和许多选择。我们可以撤销做出的选择，但我们必须接受曾经的决定。选择是用铅笔写的，可以抹去，而决定是不可磨灭的，无法抹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会遗忘做出的选择，却记住了曾经的决定。顺带一提，关于工作或休闲活动的日常选择可能会导致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与此对应，关于工作或婚姻的决定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选择。
除了两种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之外，决定的形势还伴随着接受或设定最后期限的紧迫义务。在这方面，我们会正确地谈到决策的成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发现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也能发现直觉性和理性的思考，所有这些都会相互影响。当我们试着展望未来，评估某两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时，我们会不断问自己：“现在我该怎么做？”或者“这个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或者最终我们会问，“我要从人生中活出些什么”？决策成熟的过程在时间上的展开指向并最终到达一个“无法回头的点”，随后，在没有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逐渐消失，另一种逐渐实现。因此，我们感到做出决策的紧迫性；做决策这一必然的任务似乎是一个沉重而痛苦的负担，我们不能直接忽视或置之不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越接近无法回头的时间点，我们越会独自感受到其日渐强大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存在。
以下这个例证生动地说明了决策过程中隐含的负担和紧迫性。它说明了一个决定可能成为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1983年9月26日，当时的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叶夫格拉福维奇·彼得罗夫（Stanislav Yevgrafovich Petrov）在莫斯科附近的谢普霍夫-15秘密防空地堡执勤。预警卫星系统报告，美国发射了可能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发生袭击，彼得罗夫必须通知他的上级，根据当时苏联的战略，他们准备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核反击。要记住，当时美苏关系已经到了最低点。彼得罗夫只有很短的时间来思考两种可能性：要么凭自己的直觉，基于可能的计算机错误而无视警告；要么相信苏联军事技术的可靠性，遵守军事协议，报告即将到来的攻击。在那痛苦的几分钟里，在完全不确定的状态下，他思考了警报可能为假的几个原因。他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触发军事警报。将这一警告信号视为虚假警报而不予理会，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答案。
不确定性、紧迫性和缺乏外部支持都是决策的构成要素，往往使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的过程变得极其有压力。
当我们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情况时，我们通向未来的前进势头必会受阻。当我们做出一个接一个的决策时，我们还要在受到严重干扰和障碍的情况下及时前进，并尽可能多地完成任务和职责。例如我们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一项重要的医学干预时，我们人生发展的连续性就会受到扰动。要求做出决定的时刻打破了我们平时处理人和事的常规，它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当我们回顾个人生活的发展时，可以适时回想这条来时之路和在路上所经历的一切起伏。这种起伏有它自己的节奏和特点，或隐秘或大胆。这条路有多种特点：可以是窄的、宽的，陡峭的、崎岖的，被踏平的或铺好的。在这条道路上，会有一些引发危机“暗坑”，迫使我们做出决定。前行运动的形式和旅途的质量都取决于在十字路口所做的决定。
希腊语中的“krinein”指的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会发生好的或坏的变化。危机是鲜活的、动态的现实（身体、社会关系、经济或生态结构等）在动态展开过程中出现的一次中断：由于这一现实的运行中出现扰动，其进程被减慢或受阻，其方向变得不确定。在危机情境下，我们既经历了正常运作的失败，也经历了创造性再生的探索。中断和不确定的时期可短可长。我们必须面对危机，即使承受着痛苦，也需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我们将如何克服现有的扰动，什么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以及每种解决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所有形式的危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个人的——迟早都需要我们做出决定，这一决定引入了修正，干扰要么得到解决，要么至少得到缓解。持久的危机可能会引起犹豫、怀疑，使活力和洞察力丧失，而且经常会引起被动的状态，这反过来可能会加剧危机。在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常常是自己。做出决定时需要努力克服疑虑和犹豫，才能最终取得成功，需要摆脱犹豫不决的麻木，需要结束自我斗争，需要制定有效的恢复程序。尽管危机具有令人痛苦的性质，但它也可能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激发了行动中的创造力：倒退开启前进之路，混乱开启重组之路，紧张开启解决之路。
做出艰难决定，以及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走出来后的成就感，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而令人欣慰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