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作家会比索伦·克尔凯郭尔更为看重决策行为的意义和重要性了。他与未婚妻雷吉娜·奥尔森（Regina Olsen）解除婚约，以及对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描述都表明，做决策的过程会迫使个体去考虑两种可能的利益，而且无论他们偏向哪一种，结果都是不确定的，还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人们不仅是在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同时也是在进行决策，最终都关乎自己和自己的人生。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在面临决策时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比如建议，或是他们的同胞所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准则。虽然他们可能采取各种策略来逃避决策的负担，但仍然无法避免面对这项决策的义务。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总结了这一困境的程度和影响：“独自面对这种情况造成的恐惧感尤其强烈，因此，多数人会惊慌失措，只要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能免除他们自己做选择的任务，他们就会试图利用这种规则来逃避选择。”

迟早我们都会走到这样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体会到一种类似局促不安的感觉。我们可能会记起曾经面临的艰难抉择：是留在国内经营传统家业，还是到国外开创前途未卜的事业？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提出如下问题：我是应该留在熟悉的环境中，还是应该勇敢踏入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应该坚持父母教育我的价值观，还是应该听从内心冒险和抗议的呼声？我们可能会记得曾经陷入的那种极端境地，要么就冒着风险采取主动，要么就坚守平凡无奇的生活和假想的安全感所带来的些许慰藉。

在一次采访中，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回忆了自己曾经的窘境：“选择是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在我的第一场婚姻差不多要告终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岁月。我犹太法典式的思想被夹在律法的严明和内心的呼声之间进退维谷。我似乎无法摆脱这两难境地。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都下不了决心去决定我要做什么。” 如果说做决定是我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时刻，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可能与其他人共同承担这个任务。当然，在做决定之前，我们会迫切地咨询他人并寻求指导，但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没有任何来自传统、道德规范或是他人的支持。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我们“只有”自己，“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在没有任何人给出建议的情况下，我们要独自在两种具有吸引力或排斥力的行动中做出选择，我们必须承受放弃其中一种可能性的痛苦。如果我们要带领一个群体，也极有可能不得不面对在道德和权宜之计之间做出抉择的困境——亚瑟·克斯特勒的小说充分揭露了这一困境。例如，如果我们正在经营一家不景气的企业，为了保证充分的成本效益，我们是要通过裁员来改善财务状况，还是让员工留在岗位上，至少让他们继续养家糊口？如果我们是提供儿童保护服务的社工，却发现父母虽然爱孩子，却无法满足孩子的基本生存需求，我们该如何决定孩子的未来？如果我们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在发生针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恐袭后，我们应该支持还是反对赛事继续进行？如果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的任务迫在眉睫，即便会有迟疑和犹豫，我们还是无法逃脱令人痛苦的做决定的责任。 fzcugUhNaKXBnq58z5/SRh01wFCEkoiLYDBO7kHA1oAj0+AMaLj3W/d8E83IDi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