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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败给共产党的时候，几乎是尽可能地将整个“中华民国”搬到了台湾。
在历史上，因为战争失败而舍弃国家首都逃亡的例子并不罕见，然而，像蒋介石这样“逃亡”得如此漂亮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有台湾这样一个于中国可以说是“边境”的地区，对蒋介石而言可以说是上天的庇佑。
台湾是隔台湾海峡与大陆遥遥相望、独自浮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远海孤岛，在防守上具有相当优越的地理环境。它的面积与日本九州差不多，当时在岛上共有800万居民，以人口密度而言并不算高，日据时代打下的农业与工业基础也相当扎实。
和另一个撤退的候选地点海南岛相比，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就在于它与大陆之间的距离。海南岛和对岸的广东雷州半岛，最近的距离只有18公里而已；与之相对，台湾和对岸的福建省，就算最近的距离也要130公里，因此对于登陆作战，能够更早一步进行警戒；不只如此，尝试登陆的对手所必须准备的装备与舰船，其间的差异之大更是难以想象。换言之，没有比台湾更加合适的逃亡地点了。
在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从大陆带了相当多东西。在这些物品当中显得价值特别高的有两样，一样是黄金，另一样就是故宫的文物。
蒋介石在日记当中，清楚地展现出他对于黄金的执着。
蒋介石虽然是军人政治家，但有一段时间，他为了在上海筹措“革命资金”而热衷于投资股票市场。因此，他在经济方面的观念，也被公认是相当的强。
对于黄金（即金钱）的执念，在他因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遭到惨败而有了下野的觉悟，进而于1948年12月起展开的激烈资金确保行动当中，清楚地传达出来。
根据日记，蒋介石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代理总裁刘攻芸在该年的12月27日、29日两天进行了会面，接着又在翌年（1949年）的1月4日、5日、14日、15日、18日和他们会谈。
关于这几次会面的内容，日记中写得相当暧昧而模糊，不过其中一直出现诸如“资金的移动”与“外币及现货（金块）的处理”等字样。黄金首先被运到福建的厦门，接着又陆续被运往台湾。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辞去总统职务，不过为了预防继任的代总统李宗仁打这批黄金的主意，他派遣亲信周宏涛
前往中央银行：
宏涛刚从上海归来。中央银行的黄金大部分都已经运抵厦门和台湾，剩下的数目不过20万两，这让我稍微安心了一点。这些人民的血汗结晶（黄金），必须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守护，绝不能让后生小辈（李宗仁）轻易浪费掉。（2月10日）
在搬运黄金的人选上，蒋介石任命了自己最信任的长子蒋经国负责此事。
蒋经国在自己的日记上也写道：“将中央银行的金银运送到安全地带，是相当重要的任务。”
和黄金一起被蒋介石拼命运往台湾的还有故宫的文物。
故宫文物原本安置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故宫的历史，是伴随着清朝的瓦解开始的；所谓故宫，指的就是“古老的宫殿”。故宫是由清朝的皇宫——紫禁城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当中的收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清朝皇帝的所有物。
1925年，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诞生，作为“革命的象征”，它吸引了相当多平民百姓前来参观；然而在1931年，随着日本称为柳条湖事件、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的满铁爆炸事件发生，以及“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对东北正式展开的侵略，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的文物移往南方。1933年，故宫文物先被移送上海，接着又被运往南京。
矗立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蒋介石铜像（作者拍摄）
然而，当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淞沪战事的日趋激烈，南京也岌岌可危，因此故宫文物又被运往中国西部，存放在四川省等地。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文物又再次集结在南京。
蒋介石希望将这批文物运往台湾。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一箱两箱的物件而已。为数大约3000箱的文物，自1948年末至1949年2月，历经三趟船运陆续抵达台湾。原本预计是7趟，也就是还有大量的文物要运过来，但是由于战况的恶化，搬运工作在中途便中断，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故宫的职员们将贵重的文物塞进箱子里，一箱一箱运往台湾；这当中有许多都是汇聚了中华文明精髓的珍品，如今，这些珍品不在北京故宫，而在蒋介石于台北建立的“故宫”当中。
蒋介石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还拼命动员军舰运送这些文物，其背后其实隐藏着政治的理由——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权力的继承者，通常也是文物的继承者，而蒋介石对这一点相当清楚。
和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不同，在中国，权力经常处于新兴势力打倒旧势力从而形成新王朝的反复循环之中。新王朝在安定国政的同时首先要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将散佚的前王朝文物，再次汇集于新王朝的手中。在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或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在少数的中国的权力交替中，权力的正统性乃是透过文物确立，这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对于文物的价值，相当敏感。
就结果而言，这批黄金与故宫文物，对于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贡献很大。
根据国民党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显示，蒋介石运送到台湾的金块有227万两（1两约为37.5克），以现在的价值来说，约为2500亿元，而就当时来说，价值则更高。
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撤退到台湾之后的1952年，台湾当局曾经因为预算不足，“以10万两黄金为担保发行（债券）”（1月11日）。共产党强烈指责蒋的行为是“盗窃中国人民的财产”，但对蒋介石来说，这批黄金是他在台湾东山再起所必需的贵重“军资”。
另外，随着1961年的赴美展览，以及1965年的台北故宫落成，搬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在“守护中华文化的是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总统’，中国的正统政权不是中国大陆，而是保有中华文物的台湾”这种政治宣传上，也充分发挥了其利用价值。
从这层意义来看，在军队于东北和华北屡屡惨败于共产党军队、首都南京的陷落眼见不可避免，即将要失去一切的1948年那种严酷状况下，在整个国民党当中，唯独蒋介石一人看透了未来发展，将黄金与文物强行搬运到台湾。他的战略眼光，确实可以说是其他人所远远不能及的。
台湾政治研究者、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在接受我访问时就明确指出：“蒋介石是个经常在思考‘失败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政治家。这种能力在撤退到台湾这件事情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在我想来，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去的东西，除了黄金与故宫文物之外，应该还要加上另一样东西，那就是“日本军人”。
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作战的国家。尽管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吃了败仗，但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对于日军的实力，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可以说知之甚详。
若是能把日本军人的优秀作战能力与勤勉态度，以及高度的纪律性，透过某种方式移植到国民党军队之中，在将来“反攻大陆”之际，一定能够打败共产党军队吧？当时的蒋介石，想必曾经如此反复思索过。
在政治上来说，日本曾是国民政府的敌人，而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结；因此，蒋介石不能明目张胆地采取大规模的动作。但是面对战局的不断恶化，生存才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为此，在撤退的落脚地台湾，获得日本军人的协助，就成了蒋介石秘策之中的秘策。
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着阁下的成功。
信中被称为“阁下”的收信者是蒋介石，当时62岁。
写信的人是冈村宁次，当时65岁。他是旧帝国陆军大将，同时也是曾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大陆统率百万日军的男人。
信件上的日期是1949年12月31日。据当时报纸的报道，那一天东京降雪了。
对冈村来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子，在祖国静静迎接大晦日
的到来了。当他在为幕臣后代子孙所代代相传的四谷自宅内望着庭院里的积雪时，心中或许也正百感交集地想着，“终于平安回到日本了……”吧？
此时，距离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已经过了4年4个月，而距离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中胜出并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过了3个月。
在共产党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广州于10月14日陷落，“国民政府”于是转移到重庆，但在11月30日，重庆也落入共产党之手，于是“国民政府”又逃到成都。紧接着，就在12月7日，“国民政府”完全退出中国大陆，全面撤退到台湾。
“国民政府”现在手中还掌握的领土，除了台湾之外，只剩下海南岛与舟山群岛。可是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这些地方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就在蒋介石以败者身份撤退到台湾之际，他接到了冈村的这封信。虽然冈村的信是以日语写成，不过对于曾服役于日本陆军、身为“留日组”的蒋介石来说，想必不难阅读才对。
冈村以“我等现下的方策”为主轴，向蒋介石提出了设立伪装商社的方案。
陆军为了进行地下工作而使用商社的名义进行掩护，这样的手法即使在中国战线也是屡见不鲜。提到这点，就会令人想起那家设立在上海，事业范围从鸦片到武器，几乎所有危险物资都包含其中的传说中的商社——“昭和商社”。对情报军官出身的冈村而言，这种用商社为地下组织掩护的手法，或许已经是基本常识了吧！
基于“集结反共团体以及亲蒋分子”、“防止日共的破坏活动”、“日后工作的伪装”等目的，由日本和台湾各出资500万元……冈村在这封信中，详述了有关商社设立的具体计划。
冈村这个设立商社的想法提出之后，蒋介石阵营内部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但最终并没有将之付诸执行。
只是，曾在中国大陆展开血腥战斗的中日两军最高负责人，如今却彼此通信交流，同为“反共同志”；冈村这名旧陆军的重量级人物，为了支持蒋介石而行动。透过这封信，这些事实极其鲜明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这封信，是我于沉眠于台北档案馆“国史馆”的资料中发现的。
败军之将写给蒋介石的信。冈村为什么会向蒋介石提出这样的计划呢？这时，作为本书主角的白团已经开始在台湾活动，那么冈村的“下一步棋”，又是打算怎样走呢？这个巨大的“历史之谜”，此刻正横亘在我们面前。冈村究竟为什么没被追诉为战犯，而是能够平安待在日本，还写信给蒋介石呢？
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就必须从1949年往回追溯5年，也就是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开始，追寻蒋介石与冈村宁次两人的行动轨迹。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945年日本战败的这个时点，冈村是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当中，级别最高的人物。严格说来，在中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冈村并没有太深入地牵涉其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冈村仍然是执行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战争结束时仍然身处中国大陆的日本军人当中，也没有人比冈村更该负起战争的责任了。
冈村的命运，照理说就算不接受审判、被送上绞刑台，应该也会被当成战争犯送进监狱囚禁吧。
追本溯源，冈村乃是所谓中国通军人中的一员。
陆军中国通，指的是日本基于对华侵略的必要性而培养出来的擅长搜集、分析中国情报的一群军人。学会了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知识后，这些人有的驻扎在第一线，致力于情报搜集以及当地人脉的经营，有的则在日本国内负责中国情势的分析。翻开他们的履历，几乎可以说，他们就是一群将生命奉献给对中业务的专家。
专研旧日本陆军的优秀学者户部良一在他的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讲谈社选书）一书中，对于中国通的实力，有着这样的叙述：
若是论起在战前的日本，哪个机构对于中国相关情报有最为广泛、最有组织的搜集，并且在情报的质与量上具有足以傲人的压倒性优势，那么除了日本陆军之外再无他想。就算是主张外交一元化，对于军方涉入对中关系相当反感的外务省，在中国情报搜集方面也不敌陆军。正因在对中情报上有着足以压倒外务省的自信，陆军屡屡展开俗称“二重外交”的外交干涉活动，并积极投入其中。
诚如户部所指出的，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陆军不只在军事作战方面，对于中日关系整体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设法接近军阀，并且设法操纵那些与日本权益密切相关的军阀。不只如此，他们也试图用谋略去改变中国政治，暗杀张作霖是如此，九一八事变也是如此。
在这群中国通军人当中，属于重量级人物之一的便是冈村。而这群与冈村同样深入中国问题的军人，在1945年之后的结局，事实上都相当悲惨。
与冈村同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两人，在东京大审判中被判死刑，在处刑台上结束了生命。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主导九一八事变的本庄繁，在盟军的逮捕令发布之后，于陆军大学内自杀身亡。
指挥香港攻略战的酒井隆，被中国的战犯法庭判处死刑并处死。
被认为是暗杀张作霖主谋的河本大作被中国共产党逮捕，病死在收容所中。
为什么他们和冈村的命运，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差异呢？读史至此，我的脑海里不假思索地自然浮现了这样的疑问。
此外，派遣白团到台湾，不论就当时日本的法令还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占领政策而言，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也是风险极高的举动。
那么，在中国通军人中一向被公认为“常识人”的冈村，又为什么会创设白团并且在接下来的将近20年间，持续指挥着相关方面的行动呢？
凡此种种谜团，随着我对冈村经历的深入发掘，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似乎变得越发复杂难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