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是对三位作者在过去十余年间围绕地方治理实践中政府间关系所展开合作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2000年至2008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围绕农村地方治理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开展了三轮覆盖6个省30个县约60个乡（镇）和约120个行政村的连续跟踪调查。因缘际会，我们有幸先后参与了这一规模和意义都相当重大的项目，并从此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学术合作。在参与全国抽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又共同或各自走访了包括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甘肃、吉林在内多个省份的几十个乡（镇）和上百个村庄。围绕地方治理在现实中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我们对众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亲手开展、亲身感受和亲眼见证地方治理的干部与群众进行了访谈。这些宝贵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构成了我们研究的起点。

虽然本书的文稿最终由三位作者共同确定，但我们的探索、思考与讨论只是本书得以面世的部分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本书是许多人数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晶。

我们首先要感谢所有曾经接受过我们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干部与群众。虽然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在本书中大多以汇总之后的形式呈现，但他们每个人都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受制于研究伦理与篇幅限制，我们不可能将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列示在此，但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同意将生活的某个侧面展现给我们，并耐心回答许多在他们看来可能不知所云的提问。坦率地讲，我们的许多调查对象未必有机会能接触和阅读本书，但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却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以及对基层善治的期许。如果本书内容能对地方治理的实践者略有启示，我们就会因没有辜负调研对象的信任与支持而倍觉欣慰。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曾和我们携手并肩设计问卷、收集信息、深入田野、分析数据和探索思考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以及大力鼓励和支持我们研究的有关领导。2000年至2008年展开的六省调查，虽然已经成为往事，但我们仍在不断从调查所获得的信息与经验中收获新的灵感和发现。如果没有这套结构独特、涵盖面广的数据，本书提出的很多观点都不可能得到实证检验。为此，我们特别感谢黄季焜、张林秀、徐志刚和陶然等多位教授的指导。本书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立课题“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能力与绩效”的成果之一，我们衷心感谢王蓉教授对本书写作的关心与帮助。侯麟科感谢黄少安教授的大力支持，以及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ZR2016GM24）和国家留学基金委（201406225058）的资助。

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曾以各种形式发表在中英文核心期刊。虽然我们撰写本书时从结构、文字到强调重点等许多方面对原文进行了根本性改写，但书中报告的许多观点与发现都是我们与合作者共同的成果。其中，第2章部分内容的初稿，我们与陶然曾以《中国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为题，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3期。第3章部分内容的初稿，我们与陶然曾以《中国县乡政府绩效考核的实证研究》为题，发表在《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1期。第4章部分内容的初稿，曾以英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第200期，论文题目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rmarked Transfers in a State-Designated Poor County in Western China：Central Policies and Local Responses”，由我们与王娟、陶然以及Rachel Murphy合作撰写。第6章的初稿是我们与苏雪燕合作完成的。我们从陶然、苏雪燕、王娟及Rachel Murphy等合作者处收益良多，本书的许多观点和见解，是我们与合作者共同思考和探索的成果。此外，本书第5章和其他一些章节的部分内容，我们曾以《张弛有别：上级控制力、下级自主性和农村基层政令执行》为题，发表在《社会》2016年第5期。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离不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杨桂凤编辑的专业精神与敬业态度保证了本书的质量，我们对此心怀感激。我们也衷心感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毕建宏女士对本书出版的大力协助。

如同许多书写致谢的作者一样，我们虽然希望能够在此提及以各种形式对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士，但总担心由于无意的疏忽而挂一漏万。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无心之过，我们深表歉意。但求本书能对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制度设计与现实操作有所助益，从而能够部分地回报所有在此提及或未能提及的同行者们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帮助、鼓励和支持。

当然，书中存留的错误与问题，概由我们独负全责。

作者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