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到2018年，作为“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以下简称综合科考）项目的参与者，我先后五次进入罗布泊地区。每年的秋天，我都要在这片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荒原中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

罗布泊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属暖温带大陆性极端干旱气候。这里记录了百万年来西北干旱区的气候变迁史，也孕育过“小河文化”和“楼兰古国”等古代文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这里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个重要节点。后来的环境变化，使这一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罗布泊逐渐变成了一片荒原。虽然比不得世界“干极”阿塔卡马沙漠，在极少降水量和巨大蒸发量的双重作用下，罗布泊地区也以极度干旱闻名于世。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多学科的综合科考工作，也是第一次到所谓的“无人区”工作。现在想来，在工作开始之前，紧张的情绪远远大于听到能够参加这项工作的喜悦。喜悦是因为，去看看那些尘封在荒原中的古城和古代墓葬，是几乎每个考古人的梦想，加之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同行，以不同的视角和理念去面对和解决问题，一定会拓宽我的视野，这将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经历。紧张的情绪直接来自罗布泊这个名字，因为它是神秘的、荒凉的，而且总是与冒险甚至死亡相伴。对于毫无荒原工作经验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挑战。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低温、酷热、空气稀薄和土地贫瘠，都没有使人类放弃在这些相对极端地区生存的权利。在极端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也能找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活策略。做这样的选择，也许是因为易地而处的成本要高于对新环境的适应。在这个前提下，“无人区”就意味着，这个地区已经不能满足人类长期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了。

罗布泊、羌塘、可可西里和阿尔金山，是我国最著名的四个“无人区”。这些“无人区”的形成原因各异，自然环境都同样极端。科学家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探索着这些地区的科学之谜。在好奇心和征服欲的驱使下，不同领域的探险者们，也试图在这些极端生存环境中验证自己的勇气和运气。

从知识层面来讲，我对罗布泊这片荒原几乎一无所知。好在在互联网时代，经验传递变得相对简单，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记述在这些地区活动的文字和图片。这些记录者的身份多数是旅行者，所以对自然风光着墨颇多，图片也多是黄沙落日，读起来似乎帮助不大。所以在行前的准备阶段，我还是临时抱佛脚地找了一些经典的纸质书来读，希望能得到一些实用和适用的知识。

夏训诚先生的《中国罗布泊》 ，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对罗布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目前研究罗布泊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科学著作之一。我对罗布泊的基础认识，多数来自这本书和其他几部中国学者关于罗布泊自然地理方面的著作。而那些相对直观的认识，却来自国外探险家们的书。比如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 ，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最有名的探险》 、《我的探险生涯》 等。这些著作的蓝本多数是探险家本人的工作日志或手记，其中对旅程的记录往往事无巨细：出发时的准备、行程中的安排、发生的意外、遇险和脱困的心情、收获或遗憾，都被记述在其中。有的记录者还附上了现场手绘的场景、人物和或繁或简的地图与示意图。驼队、驼铃、黄沙、沙暴和古城、古墓，在这些记录中看起来那么生动立体，令人神往。

在此之前，我在新疆地区也做过一些工作。但工作的区域主要在新疆的北部和东部，对南疆的情况了解并不多。只是知道在罗布泊有著名的小河墓地和楼兰古城。十几年前，曾经错过了参加小河墓地发掘工作的机会，一直颇为遗憾，成了一块心病。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要到那片荒原去，我觉得似乎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在后文对考察经历的记述中，我忽略了具体的考察日期和时间。因为科考与探险不同，行程、目标都早有预期。每年的科考都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上一年工作的延续。不在荒原的那些时间，我更愿意把它们当成充满期待的休整期。

考古人的从业经历，往往是以所做的某项具体工作来划分的，或是一个区域的调查，或是一个遗址发掘。一个阶段的工作往往要持续很长时间。那些有价值的理念的产生，往往不是靠灵光一现，而是经年累月地就某些具体问题不断实践和思考的结果。这样看来，能够参与这样具有连续性的工作，实在是一种幸运。更为幸运的是，在考察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

团队

和团队同事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春天的北京。其中有老朋友，但更多的是新朋友。团队中有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建树颇丰的前辈，也有刚刚入门不久的小学徒。现在之所以能将大家称为朋友，是因为经过数年科考生活的朝夕相处，大家同甘共苦，已经有了亦师亦友的情谊。尽管每年的科考团队在成员组成上都略有不同，但团队的主干一直没有变化。每年初秋，大家分别整理完上年的科考成果，就又开始组队准备出发。集结之后，老朋友的重聚和新朋友的加入，都令人欣喜。

考古工作，尤其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本就需要团队协作，所以我对团队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综合科考，起初我也颇为忐忑。综合科考团队中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于地质、遥感、生态领域的知识，我所知甚少。所谓术业有专攻，在这次综合科考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团队里的老朋友，都来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他们代表着新疆考古工作的中坚力量，之前我已经有过很多次向他们学习和合作研究的经历。吉林大学参加综合科考的另外两名队员：邵会秋在欧亚考古领域颇有专长，王春雪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动物考古。我的专业方向是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过去和现在人类的生物进化与变异情况。

我的本科专业是考古学。那时候这个专业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文物事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关注。在接触了更多的专业领域之后，我感觉与考古专业在工作方式上最接近的就是地质专业了，尤其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我们常用的发掘工具是手铲，地质工作的常用工具是地质锤。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工作内容都是挖，都是采集样品，都要风餐露宿；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打孔来看看地层和剖面的情况，只不过我们的洛阳铲，远不能达到地质工作采集剖面的要求。在大学里的男女学生比例，这两个专业都是男生占绝对的优势。考古学常用的地层学方法，也是从地质学借鉴而来。这一次，手铲和地质锤，终于联合在一起开展工作了。

这次综合科考的主题是——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自然与文化遗产，是个非常宏大的主题，几乎包括这一地区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过既然是以考察工作为主，新发现就是解开一些谜团的第一把钥匙。无论是自然还是文化，都很难用有限的发现来展开更有效的讨论。通过考察过程中的不断磨合，团队渐渐确立了用人地关系来探讨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策略这一实施性强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卫星和雷达在不同工作目标中各自的适用性、雅丹的分类和形成、如何判断湖区的形成过程，等等。虽然都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了解，有些还是听同事们探讨学术问题时偷师学来的名词概念，但也算对这些于我而言全新的知识和方法，以及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有了认识。最重要的收获，是认识到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思考方式，摆脱经验直觉的束缚，用逻辑思维代替单向思维。

在逐渐了解了队友的学术专长和任务分工之后，我发现在人员的组成上，这次综合科考非常接近博尔德（F. Bordes）曾经提出的“更新世学”的概念，体现了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高度综合的特点。博尔德强调，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性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训练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进行长期协作，这是一个研究的整体。在其后数年的考察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了这种“相互辅助”对全面阐明问题的重要性。

将科技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我自身而言，之前对这些科技手段的原理和适用的范围并没有做全面深入的了解，更多的时候，只是直接引用了研究的结论与推论。对这些不同视角下结论的整合，结果往往是拼图式和点缀式的，并不能做到融会贯通。这样生搬硬套融合的理念，既不是多学科的，也不是跨学科的。我们可以明确一个遗迹的年代，也可以确定它的形式，可以复原它产生时的古环境，但如果不把这些信息综合来看，找到特定环境下的时间段内产生这种遗迹的原因，那么工作就还仅仅停留在信息采集的阶段，而不能将其称为一个具有完整性的研究。

我很庆幸在这次综合科考过程中，能够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朝夕相处，通过有目的的沟通，解决一些面对具体现象时产生的困惑。这样的团队构建模式，为我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一段未知的旅途开始之前。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我不得不开始看那些关于如何在沙漠中获取少量的饮用水，如何在迷失的时候利用太阳、月亮和星星判别方向，如何用自然界的标志物向外界传递求救信号等野外求生教程。一边学习，一边真心希望这些技能不会被用上。团队里很多前辈都有非常丰富的沙漠工作经验。他们让我别紧张，这项工作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危险。这样的安慰让我更紧张了。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探险，也开始越来越期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集结出发的日期将近，精神层面的问题只能交给时间去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准备，也颇费了些脑筋。

装备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综合科考任务，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更好地完成工作，也为了继续稳定情绪，我准备了参加田野工作以来最为正式的一套野外装备。

田野工作也是考古人的日常，所以每个人对装备也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但考古发掘工作毕竟多数还是在田间地头，虽然有些也远离城市，但总是有交通工具可达，有通信工具可用，缺乏的不过是生活的舒适度而已。在这样的前提下，对装备情况往往都会在一个松散的范围内考虑。

对我而言，一些虽然没有破损，但在城市中再也不愿意上身的衣物，往往是工作服的首选。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首先是在野外工作很难做到时时卫生整洁，又难免剐剐蹭蹭，这样的衣物即使污损了也不会太可惜。懒人工装不用经常换洗，也是一大优势。其次是在发掘结束以后，这些衣物可以就地处置，返程能够轻装简行。对鞋子的选择我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尤其是在平原地带发掘时。因为工作往往要经历整个夏天，所以我会选择透气性非常好的布鞋。防晒工作全靠草帽，加上一条挂在脖子上的长毛巾，基本配备就算完成了。唯一能够体现专业性的，可能是偶尔穿的多口袋工作马甲，在前胸或者后背写着考古队的名字，算是不那么正式的身份认证。

在多数田野发掘现场，功能性的冲锋衣和能登山、涉水、徒步的鞋子，并没有发挥它们最大的作用。但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旦进入荒原腹地，装备就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和顺利完成工作的保障。

首先是衣物。荒原中昼夜温差非常大，往往中午是三十度以上的酷热，入夜就骤降到了零度以下。长时间行走在烈日下，裸露的皮肤可能会因为紫外线太强而产生过敏反应，所以外套要兼具保暖、隔热和透气性，最好可以拆卸成不同厚度的多层，方便随时增减。颜色要明亮耀眼，以便在分散行动之后容易被周围的队友发现。出于这样的考虑，在这次综合科考团队里，所有成员的队服都是鲜亮的红色。在土黄色的荒原里，我们变成了一个个的红点。

围巾和遮阳帽是必需品，主要是为了防晒。另外，长时间在日光直射、颜色单一的环境中工作，墨镜是对眼睛最好的保护。为了抵御风沙，还要准备能够与面部紧密贴合的防风镜。鞋子的选择更为重要，要兼顾防护性和舒适性。因为涉沙，所以鞋子要是高帮的，不然鞋里很快就会灌满沙子。鞋底要具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防止被红柳等带有尖刺的植物刺穿，同时便于在荒原中行走。透气性是舒适性的前提，不然在高温下行走数小时就是一种折磨。裤子的选择要以宽松、便于活动为好。背包自重要轻，而且最好有隔热透气的背板。

其次是帐篷。帐篷是野外的固定居所。这是我第二次长时间在帐篷里露营。上一次是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发掘的一个月。我的经验是：那些体积小、构件稳固、带有防护层设计的帐篷，有更强的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在森林里工作时，因为没有经验，选了一顶“三室一厅”的度假帐篷。起初住起来，感觉宽敞明亮又透气，算是“豪宅”一座。但一场暴风雨过后，帐篷就完全被摧毁了，修复以后也变成了“危房”，只好将就到了发掘结束。所以，经验和教训，往往指的是同一件事。

黑格尔说过：“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只会不停地重复历史。”因为上次摧毁帐篷的原因是暴风雨，我觉得在荒原中不会出现这样的天气，所以又选了一顶体积很大的球形帐篷。一场沙暴过后，这顶帐篷就成了消耗品。在第一次考察之后，全队成员都换上了单人的四季帐篷。所谓四季帐篷，并不是简单地在普通帐篷外加一层雪裙，它最主要的作用应该是保暖和防风。所以在支撑结构上非常牢固，也有更多的支点。我们更换了帐钉，在搭建的时候，也有意去选择那些更坚硬的盐碱壳。在雪裙上，再压上大土块。即使如此，沙暴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帐篷原地拆开铺平。在荒原沙暴肆虐的时候，再坚固的帐篷也不敢硬扛。

帐篷的拉链是一个要单独提出的问题。考察后期，很多帐篷的拉链因为进了太多的沙尘已经拉不上了，透风的帐篷夜里和冰窖差不多。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保证拉链的清洁十分必要。我的帐篷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多亏了经验丰富的穆老师带来的一块香皂。睡前用香皂涂一涂帐篷拉链，变成了很多队员的日常。在沙尘环境里，所有的拉链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考察后期，我把行李箱也换成了没有拉链的款式。

寝具一项，在野外我们往往会使用睡袋和充气床垫。常见的睡袋有“信封式”和“木乃伊式”两种。顾名思义，“信封式”的合起来是长方形的，“木乃伊式”的拉起来是桶状的。第一次进荒原我背了“木乃伊式”的羽绒睡袋，但由于个人习惯问题，总觉得裹在这样的睡袋里呼吸困难。在之后的考察中，我带了棉被和褥子。

再次，各种设备和工具。因为要为仪器和设备充电，也需要用电脑处理数据，所以在野外考察需要电力。我们带了发电机。在考察的后半段，试用过一种小型的太阳能充电板。因为受天气影响很大，用充电板充电的效率似乎并不高。野外照明使用头灯，在帐篷内使用营灯。这些灯具，以干电池为能源的是首选。另外，要准备可靠的火种。

荒原中到处都是微尘和细沙。对于电子设备，沙尘造成的损毁是不可逆的。很多设备一旦进了沙，就成了废品。在电子设备的选择方面，防尘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做到了防尘的设备，在其他的参数上往往就不那么高，比如相机的像素和可控性。在长时间野外使用的前提下，这个问题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各种型号的密封袋，也成了荒原中的必需品。这本书中的大部分照片，来自一台防水相机，在各种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它都能正常工作。在沙暴来临的时候，我也会拿着它到处去拍。

绳子和刀，是野外生存的必需品。在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时候，它们是最原始的两种工具。只是在当代社会，能够熟练地将二者作为工具使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通信设备方面，远距离时对讲机是必需品。卫星电话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另外，因为考察中需要精准定位经纬度，需要一部手持GPS定位器。

其余的装备，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配备。比如有的队友带了登山杖，是为了更好地在荒原中行走。往往设计越简单的装备，在野外越不容易出问题。

最后，在野外工作最重要的“装备”，还是参与者本身强壮健康、适应性强的身体。这可以减少很多对物质装备的依赖。在考察途中，全队成员都保持了对荒原环境和高强度活动的适应性，没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临时退出。我们曾经猜测，很少有人生病，是不是因为在“无人区”，病毒本就缺少传播的途径。当然，这更像在特殊环境下的一句玩笑。在野外工作，一定要准备足够的常用药以备不时之需。在一次考察中，我曾经因为胃肠出了问题吃光了带进来的所有对症药品，导致病情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在寒潮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准备过暖贴，在临睡前把自己贴得像个橡皮人。

在20世纪国外探险家的游记里，详细记录过他们出行的装备：食物、水和各种器材，等等。他们都有规模庞大的驼队和数量众多的当地向导，即使如此，也都难免有过遇险的经历。与他们相比，我们的旅程就显得轻松了很多。

做好了准备，我们就出发！

启程

若羌是每次综合科考团队集结的地点。收到集结的召唤，大家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去那里集合。

吉林大学科考团队距离集结点最远，要走四千多公里。飞抵乌鲁木齐之后，要转一次飞机到库尔勒，然后继续搭乘汽车。公路上虽然车并不多，但有的路段限速四十公里。据说这是因为在单调的景色之下，疲劳驾驶和高速行驶都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这样，每次到若羌去，至少要在路上奔波两天的时间。

“库尔勒”是音译，据说本来是“眺望”的意思。在库尔勒中转的时候，我会去看看孔雀河，这是一条本应流向罗布泊的河流。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条河早年叫“皮匠河”，因为河两岸有很多皮匠居住，经常在河中清洗羊皮。后来才根据音译改成了“孔雀河”。

第二天，天不亮就要出发了。汽车行驶出库尔勒市区，现代建筑的间隔就会越来越大，有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栋。路旁的景色开始越来越荒凉，满是砂砾、固沙带和偶然出现的红柳沙包。公路、电线杆、信号塔、加油站和偶尔经过的村落，是提醒我们这还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为了防止荒漠的继续扩张，公路旁每年都会多出一些固沙带和新种的耐旱植物。刚出城市，看到这样的景色还会觉得很新奇，等开出几小时后，景色也没什么变化，就开始昏昏欲睡起来。

这条公路其实非常有名，是被称为“最美国道”的218国道的一部分。218国道，起点为新疆伊宁，终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若羌，全程约1120公里。从库尔勒开始的最后一段，是被称为穿越“死亡之海”的沙漠公路。其中在尉犁到若羌的K931-K1033路段，还保留有5公里的砖砌公路。这段砖砌公路最初全长102公里，建于1966年，共用砖6200万块。虽然现在已经不再使用，成了公路旁的一处观光点，仍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每次路过这段路，我们都会停下来歇一歇脚，在红砖上走一走。

在塔里木河的岸边，有数百公里长的八十万亩生态胡杨林。这里的胡杨林排列并不整齐，树龄也有很大差距。在大多数年份，去程的时候，胡杨的叶子还是绿色的，返程时就会变得金黄耀眼。之前曾经在内蒙古额济纳看见过胡杨，觉得好看。和额济纳的比起来，这里的胡杨显得更年轻，也更倔强。

国道的尽头，就是若羌。若羌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的辖县。地处巴州东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西接且末县，北邻尉犁县及鄯善县和哈密市，东与甘肃、青海交界，南与西藏接壤，行政面积为20.23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辖区总面积最大的县。虽然总面积很大，但其中一大部分是荒漠区，所以人口并不多。听从前来这里工作的前辈讲，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若羌县城，还只有一条街道、一个招待所和几盏路灯。现在的若羌县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很有现代城市的模样。

在若羌停留期间，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博物馆。一些考察用的备品寄存在这里，考察中采集的标本，也会在这里暂存。

遗骸

若羌的博物馆并没有被命名为若羌县博物馆，而是叫作楼兰博物馆。楼兰文化，是这座小城最响亮的一张名片。博物馆的外部装饰很有特点。正门左侧的浮雕，2018年之前是一幅巨大的“楼兰美女”头像，后来替换成了“小河公主”的全身像。右侧是几尊佛像，大概是代表着楼兰时期古代居民的信仰。

楼兰博物馆的展品是罗布泊地区古代文化的缩影，我在这里获取了对考察区内遗物和遗迹最直观的印象。随着考察过程的深入，每次来参观我都会有新的收获。

展品中最震撼我的，是楼兰地区出土的干尸遗骸标本。

新疆出土过非常多的自然干尸遗骸。和著名的埃及木乃伊不同，新疆的干尸并没有经过人工的防腐处理。通常情况下，死亡后的人体软组织在溶解酶的作用下会逐渐分解，同时伴有腐败过程。所以我们发现的古代人类遗骸绝大多数只保留了骨骼和牙齿等无机物。埃及的木乃伊采用了人工脱水和填充防腐剂的方式来抑制腐败菌的滋生，所以被称为“人工干尸”。新疆干尸的形成原因却是与其埋葬的环境相关。在干燥的环境中，尸体内的水分会迅速蒸发。同时，葬具和埋葬方式等因素也抑制了细菌的繁殖，终止了尸体的腐败过程。新疆出土的古代干尸，不仅数量多，保存程度也非常好。他们在被发现时，往往还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栩栩如生。其中最著名的两具，分别被称为“小河公主”和“楼兰美女”。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小河公主”。那是一具出土于罗布泊小河墓地的女性遗骸。其面部轮廓清晰，遗容安详，长且弯曲的睫毛清晰可见，随葬的服饰都保存完好，所以被作为小河墓地出土遗骸的代表。参与过小河墓地发掘的同事们，分别向我描述过打开棺木那一刻大家激动的心情。“小河公主”这个称呼，也来自发掘现场一位发掘者初见她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赞叹。

“楼兰美女”曾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出，是指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的一具四十岁左右的女性遗骸。和“小河公主”相比，“楼兰美女”身材更为高挑，也更瘦弱，可能更符合现代“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

初次进馆的时候，工作人员很骄傲地向我们介绍说，馆藏干尸有一具保存得特别好，出土地也离楼兰古城更近，他们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楼兰美女”。看到这具标本后，我很认同他说的话。

这是一名仰卧的青年女性。如果这就是她下葬时的状态，这种葬式通常被称为“仰身直肢”。与以上提到的那两具遗骸相比，她的面部轮廓更为饱满圆润，颧骨和鼻子也并不那么突出立体，看起来更接近现代的东方人群。她的睫毛同样清晰可见，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发髻盘在脑后。面容安详，看不到一丝痛苦的表情。双手自然垂在身前，两足并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像在沉睡。每次凝视她的时候，我都会忘记这是一具遗骸。

她的服饰是素简的麻衣和毡帽。从这样的下葬习俗来看，这与楼兰时期已知的丧葬服饰并不一致，倒是与“小河墓地”的居民很接近。所以，她可能和“小河公主”一样，也是罗布泊地区青铜时代居民中的一员。

展厅里还有其他几具干尸标本陈列。可能是因为埋藏条件不佳，口唇部多呈开裂的状态，可以看到牙齿，看起来显得有些“痛苦”，并不如“楼兰美女”那般安详。一具男性遗骸的随葬品很有意思，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那是一束用线绳捆扎好的头发，就摆在死者的胸口。我知道有些古代人群存在割肢随葬或者割指随葬的习俗 ，其用意可能是用身体的一部分来代替本人，为逝者陪葬。这束深棕色的头发大概有四十厘米长，根部明显进行过精心的捆扎。整个发束呈现天然的曲度。风趣的解说员先生说：“这背后可能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少女用长发去陪葬逝去的爱人。”大家都笑了。在考古发现的背后，的确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

在对考古发现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面对古代遗物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这些猜测，往往只是我们自身经历、阅历和知识储备的影子。它们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逻辑合理的状态，尤其是那些找不到任何文献资料来做旁证的史前时期。这样的一束头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和逝者埋葬在一起，可能永远只能是个谜。

干尸最大的科研价值，是保留了古代人类在被埋葬时的初始状态。在病理学方面，通过鉴定诊断和病理测试，可以对逝者的死亡原因进行更接近事实的推理。对一些在丧葬习俗中体现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现象，也可以保留最直接的证据。这些信息，在已经骨化的个体身上，可能是完全缺失的。比如，在新疆地区很多的干尸体表发现过人体彩绘，这为了解当时人群对逝者的处理和对身后世界的态度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除此之外，在干尸得以保存的环境中，织物和其他的有机物，往往也能够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比如服饰的制法和穿戴方式、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等。

以楼兰博物馆的这几具馆藏干尸为例，男性干尸标本的发式都是额部平齐，其余部分非常长。这和现代的“齐刘海”型长发非常类似。男性干尸标本一般有浓密的胡须，并且明显经过精致的修剪。从这个现象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拥有类似现代剪刀之类的用于修剪毛发的工具。

我曾经在其他的干尸标本上观察到手指甲和脚指甲被精心修剪打磨过的迹象，加之梳理过的头发和穿戴整齐的衣服，这些信息都指向当时的人们在下葬之前，可能曾经对遗体进行过专门的处理。如果一个人群的埋葬方式存在制度化和一定的规模，那就不能排除，在人群中已经存在从事有关丧葬事务的个体，也就是入殓师。

展厅里也有几具婴儿的遗骸。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可能现代很普通的一些疾病都会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原因。他们往往都带着小毡帽，躺在襁褓里。我并没有仔细观察他们，因为有些不忍心看。

干尸的形成需要非常干燥的环境，从这些馆藏干尸的保存情况来看，青铜时代的罗布泊地区，至少是墓葬的所在区域，自然环境可能已经非常干旱了。

楼兰博物馆在2018年更换了展陈布局，在主展厅里用原貌重现的方式展示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并把小河墓地出土的船形的独木棺悬垂在了展厅的正上方。这个设计模式很像大都会博物馆非洲馆里展示的彩绘独木舟，视觉效果非常震撼。

队员们陆续集结完毕之后，会有一次全体会议来布置和讨论本次考察的路线、分工和具体的细节。接下来，进入荒原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准备给养了。

给养

进入荒原，就不可能有随时补给的条件。我们要一次性带够至少两周的水和食物。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如何保持它们不腐坏，是个非常大的难题。

为了保障肉类食品的供给，我们曾经准备过一个冰柜。后来在实践中证明了，这个冰柜的作用仅体现了后面那个字上。冰柜的运转需要电力，但因为汽油要保障考察车辆优先使用，所以在完成日常资料存储和设备充电之外，发电机并没有更多的电力供给冰柜。它在多数的时间里，并不能很好地制冷。不过至少，在沙暴袭来的时候，放在里面的食物没有掺进沙子。

罗布泊的天气会让新鲜的肉类迅速腐败。直到考察结束，我们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来保鲜。曾经尝试过将肉埋藏在温度比较低的窖穴里，希望能够延缓变质的过程，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所有的肉类食物，只能赶在腐败之前尽快吃完。于是在考察开始的前几日，队员们都过得像肉食动物，之后越来越寡淡，逐渐变为草食动物。

所以只能带更多不容易腐败的蔬菜和方便食品到荒原去。黄瓜、西红柿和辣椒，这类的蔬菜在荒漠里都会迅速脱水，变得不再水灵。白菜和被称为“皮牙子”的洋葱能坚持更久的时间。在自然条件下的“保鲜之王”，是土豆。

曾经有一次短期踏查，因为时间不长，也经常转点，没有固定的营地，所以带的食品全部都是自热米饭和方便面。至今提起这两样东西，队友们的表情还都非常“凝重”。从荒原归来，我也再没碰过这一类的方便食品。并不是它们不好吃，只是不能连续吃那么长的时间。

第一次进荒原的时候，我们还带了几只活鸡，希望采用养殖的方式让它们慢慢“完成使命”。它们在无人区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沙暴袭来的时候，我们不得已撤离了营地，并没有带上它们。几天之后，当我们返回营地、感慨大自然暴怒力量的时候，发现它们依然在营地里坚守，没有一只弃我们而去，以至于后来大家都有些舍不得吃掉这些共同经历过沙暴的“伙伴”。

新疆盛产美味的水果。库尔勒恰好是著名的“香梨”产区，有“梨城”的美誉。邻近的哈密也有最好的甜瓜。梨和甜瓜都很好存放，在考察期里经常能吃到。

科考过程中里最常见的主食，我们日常的“沙漠快餐”，是一种在新疆历史悠久的面食——馕。在敦煌文献中，有一种叫“胡饼”的面食，可能是现代的馕。它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和面时有的加入盐，也有的加入糖。馕多数都是圆形，中间薄，边缘厚，中央往往戳印有花纹。在中亚和南亚的很多地区，都可以看到类似的面食。馕的制作方法不复杂，形状规整，便于携带，另外还有久存不坏、易于饱腹的优势，所以非常适合作为野外的主食。

馕的尺寸差别很大。我在库车曾经吃过直径在40厘米左右的大馕，是当地的一种特产。考察过程中我还吃过一种小小的油馕，直径只有六七厘米，是用发面制作的，口感很像甜甜圈。

只有在馕坑里烤出来的面饼，才能被称为馕。刚刚从馕坑中取出来的时候，馕都松脆可口，很有嚼劲。从前来新疆出差，还会专门带一两只回去慢慢品味。但在荒原中，几乎每天都要和馕打交道，对它的热情渐渐冷却。尤其到了每次考察的后半段，馕因为存放时间过长，已经完全失去了水分，用它敲打硬物，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响。吃这样的干馕，是对咀嚼肌巨大的考验。

真空包装的食品和鸡蛋，在荒原中也可以存放很久。考察地点一般离营地很远，中午我们不能赶回营地。所以，在简单的早餐过后，大家都会背着午餐出发。午餐最常见的菜单是：一只咸鸭蛋，1/4的馕，一只梨子或者一根黄瓜，一根火腿肠。

食物储备还丰富的时候，如果带来的是比较干练的厨师，晚餐大家就可以吃到炖菜和炒菜。在荒原里我曾经吃到过大盘鸡和煮牛肉，甚至还吃过两次拉条子。可惜，那样的时候并不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那些味道才更难忘。能和考察队一起去荒原的厨师并不好找。在野外做饭虽然不需要什么特殊技巧，但如果没有帮手，一个人既要操办全队的伙食，还要保持厨房的卫生，不让队员们吃坏肚子，也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带的一个小伙子，因为环境太艰苦，总是想回家，所以也没有心思好好做饭。那一阵儿的伙食不是油太大，就是放多了盐，还剩了很多蔬菜没有做。有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啊，于是大家一有时间就开始做这个小伙子的思想工作，所讲的也不过是要爱岗敬业、既来之则安之、舍小家顾大家之类的道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完全理解。

糖分可以迅速补充野外能量的不足，如果长期在野外活动，带一些巧克力是非常好的选择。甜的感觉可以驱赶走低落的情绪。但是在高温下，巧克力非常容易融化，变成各种奇怪的形状。所以我更喜欢带水果硬糖。

我一定会带几瓶白酒进荒原。在晚上的例会之后，有时会邀请几个“同好”，一起喝上一口。和“酒友”们的话题就显得更广泛一些，气氛也更活跃。司机师傅们大多习惯在晚上喝点酒驱寒。他们往往走南闯北，在路上遇到、听到过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下酒菜。在那些疲惫寒冷、入睡困难的夜里，酒精的麻醉可以让我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疲惫，尽早入睡。这样，漫长的黑夜也会显得短暂一些。

采买好的给养和队员们的行李，会被司机师傅们妥善地安置在各自的车辆上。检查了车辆，测试了对讲机之后，终于要向那片荒原进发了。

交通

之前曾看过很多关于沙漠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我印象里在沙漠中行进的场景，是长长的驼队，一字排开。骆驼都有驼工牵着，有的载人，有的搭载行李。旅人都卡在两个驼峰之间，随着骆驼的脚步左摇右摆地前行。有一次去敦煌学习的时候，在鸣沙山上有骑骆驼的项目，只是彼时天气太热，看着骆驼们疲惫的样子，我根本没有要骑着它们绕一圈的想法。

在很长的时间里，骆驼的确是“沙漠之舟”。但现在进入沙漠，骆驼已经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听说在那些更难进入的、车辆完全无法行驶的区域，依然还有驼队和驼工的存在。但这一次，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四驱越野车。给养、帐篷等备品，装载在一种叫优尼莫克（UNIMOG）的奔驰越野卡车上。这种卡车的车身非常高，轮胎也非常厚重，能够很好地适应荒原中的各种地形。

进入沙漠的车辆，在地形适应方面有特殊的要求。普通的车辆不仅无法抵御随处可见的沙尘，也不能适应颠簸的石子、锋利的红柳根和随风流淌的细沙。一位做过沙漠救援的朋友告诉我，很多价格非常昂贵的车，由于开车的人不熟悉沙漠的情况，爆胎、爆缸和燃油耗尽的情况时常出现，只能靠他们千里驰骋去救援。

进到考察区，要经过三种路：柏油路、石子路和开出来的路。

石子路，就是小石子铺成的路。表面看起来很平坦，但车在上面跑，却如同开了震动模式的手机一样，一刻也不会停止抖动。这种路面上的石子，都非常不稳固，如果猛踩刹车，车很容易侧滑发生危险。好在在石子路上，进出的车辆并不多。一路颠簸下来，全身都麻酥酥的，好像说话都带着颤音。

石子路走完，荒原里就没有路了，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这片沙化的土地，其实并不平坦。大大小小的河道和沟壑纵横，车在其中就是上上下下地爬升和速降。一路上，感觉并不是在坐车，而是在浪很大的海面上行船。每辆车至少有四名乘客，如果自重太大，车子爬不上坡去，就要下来走一段，有时候还要推一把。遇到坡度特别大的陡坡，我们都会下来站在两边，看着越野车一辆辆地尝试着冲顶，并在成功之后发出欢呼声。

这些车辆多数都曾进出过荒原，但在考察过程中，仍不断有爆胎、陷车的小意外发生。最严重的一次，一辆车的前轮转向节断裂了。幸亏当时的车速不快，司机的经验也很丰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每次车队前行的时候，都会保持所有车辆在对讲机可联系的范围内，以便遇到意外后能够及时得到救援。

直到现在，如果不依靠导航设备，我还是不知道在荒原中如何确定向哪个方向行进。在我看来，很多地形地貌都非常接近。除非在某个地标点，有一棵树或者摆着一个空油桶，再或者有一个形状非常特殊的雅丹，我才能意识到曾经路过这里。

但单纯靠这些地表的标志物来记路，有时也会出意外。曾经听一位沙漠行车经验丰富的前辈说起过一次他的历险经历。那一次，他带了一辆越野车赶去沙漠中的某个地点，记得在一处有三棵胡杨树的地方就要转弯。结果后来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跑到天黑了，汽油也快耗尽了，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后来他才意识到，刚刚转弯处的三棵胡杨树，并不是他视为地标的那三棵胡杨树。后来，好在有路过的车辆，他们才得以脱险。

这片神秘的沙漠，也吸引了无数的探险者到此企图征服沙海。那些准备不足的闯入者，在此搁浅遇险，甚至葬身沙海的，并不是少数。好奇心虽然是最好的老师，但也可能是危险的开始。尽管如此，探险者们仍然前赴后继地进入这片“无人区”。也许他们最想征服或者逃避的，是自己。

考察途中，我们曾经救助过两名计划骑着单车穿越罗布泊的探险者。

一场突发的沙暴使我们不得不暂时中断考察回若羌休整。撤离途中，我们发现路边有一顶蓝色的帐篷和两辆自行车。帐篷并没有搭建起来，而是堆成一团。一辆自行车压在帐篷上，可能是为了防止帐篷被沙暴吹走。帐篷周围，还丢了几只矿泉水瓶和一个满是沙尘的背包。

车队陆续停下来，开始有队友下车去查看情况。我因为昨夜的沙暴一直没怎么睡，所以路上昏昏沉沉的，也就没下车。在荒原里经常会遇到探险者们遗弃的物品，我们还在“无人区”深处看到过一辆油箱已经空了的小货车，所以大家开始并没有觉得奇怪。

“有人！有人！”一名队友大喊了起来。我一下子精神了，起身就跳下了车。这里已经算是荒原腹地，沙暴也已经刮了两天。“活着没有？”队友们都聚拢过来，围在蓝色的小帐篷旁边。“人呢？人呢？”“在帐篷里！”我们连忙把帐篷拽起来抖了抖，发现里面真的有两个人。他们就蜷缩在帐篷里，身上脸上都是沙土，看起来已经非常疲倦了。还好，他们都活着。

喝过水之后，他们有了点精神。断断续续地说他们是三天之前进来的，计划骑着自行车穿越罗布泊。沙暴来了，可见度低，他们只好就地露营。沙暴一直不停，他们带进来的食物和水也差不多消耗殆尽，只好躺在帐篷里不动。他们没有带任何可以和外界沟通的通信设备，如果没有遇到我们，他们也许只能这样等下去，直到耗尽生命。

“还能不能走？”队友们问，他们点了点头。“上车吧！”我看着他们登上了给养车，回头又看了一眼已经被沙埋了一半的骑行装备。其中一辆山地车的车把上，用螺丝固定着一张带相框的老人照片。“车还要不要啦？”“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快走吧……”

后来我没有和他们交谈，所以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带着这样简陋的装备就有勇气来挑战这片生命禁区。回到若羌以后，他们稍做停留就离开了。我理解他们死里逃生的解脱感，这次经历也许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他们的梦魇。但他们没有拿走那张照片，我觉得很遗憾。

安全，是探险活动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在荒原里的“安全屋”，是楼兰文物工作站。那也是每次考察路上我们的第一个落脚点。 y5POT5+dR3pPz8W6UVr8q1dpqzCGhe+i2gAKFb50DLM/ZS2/dUERPSZCfosGUC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