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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的四年，说来简单，不过就是把以上那些课程一门一门地修完、修好。每天的生活，虽然从精神内容、知识内容来说，是异常充实丰富的，但生活方式上却单调而刻板，不外是一清早背着一个大书包出宿舍，从这个教学楼到那个教学楼，再到图书馆，直至晚上才背着书包回宿舍。当然还有一个忘记不了的细节，书包里老装着一个小布口袋，里面有一个洋瓷碗和一把勺，那是一日三餐的饭具，随身带着是为了一下课就直奔大食堂，从食堂出来就赶快奔图书馆去抢座位。我学得很用功，课内的作业要完成不说，课外还给自己层层加码：学了专业语言，早早就在课外搞翻译；学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因为过去很少看鲁迅的杂文，所以自己在课外把鲁迅的杂文全部都看了一遍，还做了摘要。四年寒暑假我都没有回湖南老家，都用来复习和预习，准备下个学期的功课。北大的四年就是我苦读的四年，这个“苦”只是讲比较用功，节奏抓得紧，而不是精神上的苦，因为这些功课，都是我所喜欢的，而且在我的求学生活中也并非没有调剂。北大的文化生活很丰富，我至少培养了三个爱好，一是，我爱上了西方古典音乐；二是，我喜欢上了绘画艺术；三是，我喜欢在燕园里散步。这三个爱好，都给我带来一些愉悦，对我紧张的学习生活是一种滋润，特别是燕园里的秀美风光，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更令人赏心悦目。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苦读，再苦也苦不到哪去。
然而，我毕竟还是负担过重，劳累过度，加上碰到了青年人几乎都会碰到的少年维特式的那种烦恼，于是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幸亏我认真对待，调理得法，加强体育锻炼，加上中医治疗，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渡过了危机。
到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按照西语系的培养宗旨与课程要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毕业生，总的成绩不敢说是优异的，但至少是良好的。特别是在文史课方面，我的成绩则要算是较为突出的，最后在闻家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雨果的浪漫剧与反古典主义的斗争》的论文，洋洋洒洒数万言，作为专业成绩综合考察的一个集中标志，还算得上是相当出色的。至于专业语言，总的来说，我的阅读理解力与翻译能力显然高于我的听力与口语反应能力，因此，我很明确地认识到，我是一块搞研究工作的料，也是一块伏案搞笔译的料，显然不是一个讲课的料，更不是从事外事工作的料。我就是以这种业务状态与思想准备，等待着毕业分配的来临的。“本钱”不多，除了一个毕业证外，行囊里还有一大篇雨果论文与半部都德短篇小说的译稿，前者成为我日后主编二十卷《雨果文集》与写《走近雨果》的最初步的基础，后者是我从二、三年级开始积累的“课外作业”，日后扩增成为正式出版的译本《磨坊文札》。
未名湖畔四年，还有一个方面的重要历程，那就是政治思想的历程。我毕竟是从政治气氛特别浓的湖南省立一中毕业的，有一中那点思想政治教育垫底，我来到西语系，在政治思想表现上，就算得上是比较积极的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一中的同班老同学刘君强，也考进了西语系，并且与我同班同专业。刘君强在一中时是班干部，他非常朴实，他在政治生活和学习生活中的一些模范表现有点像“活雷锋”，他到西语系后，不久就被发展入党。我作为他的老同学，在他的带动下，我的政治表现还算是良好的，在系学生会里面还当上了宣传干部，办了一块篇幅较大的系黑板报，成为西语系党组织发展工作的对象。由此，我更加使劲了，不久我又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学习与翻译》，发表高年级同学比较成熟的读书心得与译作，质量不错，出了两三期，在当时颇引起注意。再加上我在“向科学进军”中努力表现，因此，我得以在四年级时被通过为预备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