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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经过一个暑假天气酷热、夜不能寐的艰苦奋斗，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发榜之日，我欣喜若狂。
9月，我带着从中大附中寄宿生活起就开始使用的一个硬纸板衣物箱，和一个装着脸盆、洗漱用具的网兜，乘火车北上。一路上意气风发，似乎觉得自己长高了一大截。观赏着窗外的平川田野，豪情满怀，其中充满了一些诸如“祖国”“文化事业”等大字眼，这是省立一中三年强化的政治教育赐给我的礼物。一进北大校园，则有不可抑制的新鲜感、兴奋感以及奋发图强的决心。北大燕园、未名湖畔秀美雅致的风光，使我每天都沉浸在饱餐秀色的愉悦之中。
面对着良好的教学设施、教学条件，了解了西语系的教育教学宗旨，我充满了投身文化事业的热情，这时，我的志向很明确：做一个学者或文化工作者。
我们1953年入学，正碰上北大最好的时期。这时，国内各大学、各院系调整后，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都日渐规范和成熟了。就西语系而言，其宗旨非常明确而具体，就是以培养西方语言文学的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为任务。围绕这个目的，课程设置尽可能地做到了全面、合理、周到。试想，要把一个没有专业语言能力的中学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有专业外语技能的人才，要把一个知识有限的青年人，培养成一个通晓外国文化的知识者、专门家，该有多长的路要走，有多少知识和技能要传授。对于这些，北大西语系均有成熟的设想、周到的安排、充分的准备，就等着你自己努力了。
我在北大的这四年，之所以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还因为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原来散在不同大学的学者专家都相对集中了起来。就西语系而言，全国在西方语言与文史方面最优秀的学者几乎都集中到了北大，如朱光潜、钱锺书、冯至、卞之琳、潘家洵、杨周翰、盛澄华、陈占元、闻家驷、吴兴华、杨绛（杨季康）、罗大冈、吴达元、郭麟阁、田德望、赵韶雄、张谷若、李赋宁、钱学熙……名家荟萃，简直就构成了繁星闪耀的景观。面对着他们，我的人生理想与目标也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要成名成家，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明确了方向与理想，明确了道路与任务，下面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了。这四年又恰逢国家的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向科学进军”是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同学们一个个都在文化知识的道路上赛跑，都怀有为文化事业献身出力的志愿，学习气氛很浓。我在四年级之所以被吸纳入党，并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而是我的学习表现、勤奋学习的精神给我加了分。因为，我从二年级开始，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但我没有中途辍学，而是带病学习，还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大概是这种坚强精神得到了党组织的赞赏。
正是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我开始了我的“科班学艺”。西语系师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每门课的讲授者几乎无不是名师大家。一年级为我们打法语基础的，一是法语语法的权威吴达元，一是法语语音学的权威齐香。吴达元曾获法国博士学位，是北大有高学历的名师，他的专著《法语语法》是国内高校的权威教科书，他的语法课堪称教学工作的“精品”，解说明晓，条理分明，指导同学操练十分得法，对学生严格，严师出高徒，这就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法语语法基础。齐香是游学海外多年的学者，法语语音学与法兰西谈吐艺术是她的所长，她发音之准确，语调之优美，即使是法国人也深感钦佩。跟着他们两位当助手的则是年轻教师桂裕芳，也就是后来译有《追忆似水年华》与《变》的著名翻译家。有他们三位每天对我们进行法语强度训练，我们也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二年级至四年级，法语主打课是精读，读的全是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学名著中的经典篇章，授课的是三位对法国语言文学有专精修养的资深教授：李慰慈、李锡祖与郭麟阁。李慰慈的讲课以细腻深入见长，特别能加深学生对原著原文的深透理解。李锡祖是一位令我难忘的老师，他的幽默、他对同学的亲和态度与他天马行空的讲课，使我觉得他在骨子里最具有“法兰西风格”，虽然他老穿一身不起眼的布料中山装。李老师长于词汇学，每讲一个词，他总远远地从词根讲起，直讲到由此而来的种种结构上形态上的变化、延伸以及时代历史所增添的内容，如此根茎蔓延，枝叶恣长，一个个词就成了一簇簇文化景观，深令青年学子受用。郭麟阁则学养深厚，绝活多多。他写得一手典雅的法文，他用法文写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可惜时运不济，迟迟未能出版，出版后又影响不大。他的移译本领也甚是了得，他善于把中国的成语译成法文，北大西语系的《汉法成语词典》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出来的。他在课堂上还有一绝，就是能闭上眼睛随口背诵出法国古典主义名剧中大段大段的韵文篇章，其记忆力与学识功底使我深感叹服。
我在北京大学期间
在这些专业课教师中，郭先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人品值得敬仰。他早年与陈毅元帅在法国一同留学，交谊不浅，但他从来没有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而向任何一个同学提过这段光荣的历史。他生活极为简朴，总是穿一身布衣，而且胸前有时还有点污迹，他对同学极为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与派头。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个师长，也是我在北大时就有近接触的师长。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他，他家里堆满了法语原文书籍。书房也并非窗明几净，庭院也没什么修整，倒是有点零乱荒芜。他待人很亲切，他不止一次留我这个学生在他家吃饭。我觉得跟他很投缘，毕业之后我还经常去看望他，也听他讲过一些肺腑之言。他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题词竟然是这么写的：“鸣九学兄指正”，对此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同时，我更加深切感受到了他虚怀若谷、谦谦君子的风度与不同凡俗的人格力量。
专业法语课始终是重中之重，除了主打的精读课外，到了三、四年级又增加了泛读课与翻译课。精读课以提高同学们准确的外语理解力与精微的语言修养为目的；而泛读课则是培养与锻炼同学们快速的阅读能力，当然所读的全是有一定难度的文学原著，而且愈到后来愈难。教这门课的是法国语言文学界的资深教授曾觉之，他以渊博的文史学识见长。翻译课专门培养与锻炼学生的翻译能力与技艺，先后由陈占元与盛澄华两位教授分别执教。陈占元是中国翻译界的元老，曾参与鲁迅与茅盾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的工作，早就有不少译作问世；盛澄华则是研究法国作家纪德的著名专家，是卓有业绩的译者与研究者，在法国文学界以富有才情、成名甚早、风流倜傥而闻名。
既然是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为目标，西语系的教学设置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文学史专业课程。文学史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有了，一直贯穿到四年级，前两年是全系各专业都要学的欧洲文学史课程，讲授者是李赋宁教授；后两年则是各专业自己的国别文学史课程，我们法文专业学的是法国文学史，授课老师是闻家驷。李赋宁与闻家驷都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赋宁既是造诣精深的英美文学学者，又对整个欧洲各国文学有广博的修养，他毕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所主编的三卷本《欧洲文学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里，这要算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学术巨制了。闻家驷作为西语系资深教授的名声，似乎不及他作为闻一多之胞弟的名声那么大，他后来则以雨果诗歌的译者与《红与黑》的译者而享有盛誉。他们两位都是高水平的文学史教授，讲课很是精彩，叙述准确，评论中肯，剖析精到，立论稳当，颇有经典论述之风。同样是为了给学生打下专业文学史的基础，还设有另一门课程，那是陈占元教授的巴尔扎克专论，安排在四年级，每周有两节课，把巴尔扎克这位法国人引以为傲的作家置于“显微镜”下加以考察与评析。由于陈占元曾游学巴黎多年，在法兰西文学氛围里浸染已久，学养深厚，他的视点、评叙、材料与阐释都透出法国文学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这三门课都是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我学得也很用心，也很努力，这对我多年后的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在今天看来，我毕竟在编撰法国文学史方面还算得上取得了成就，我应该感谢我的先师、先行者对我的启蒙与授业。
在系主任冯至的领导下，当时的西语系为了培养出一批批过硬的人文学科人才，让他们既有国别语言文学精良的专业水平，又具有广泛的文史学科基础与修养，以真正能胜任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确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至少是做出了最全面、最周到的安排，似乎是要在把这批学生送出校门之前，使他们真正“武装到牙齿”。除了以上专业课程外，还设置了不少配合性、补充性的课程。首先，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框架里进行的，因此，历史不可不学，不仅要学各专业语言文化所在国的历史，如法国史，而且还要学中国历史，这大概是为了防止西语系的学生产生“言必称希腊”甚至“崇洋媚外”的倾向。再者，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加以对照比较的，特别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研究的人，面对外国的语言文化，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与文化意识，为此就要学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还有，在中国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必须提高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修养与技能，因此，打好汉语写作能力的坚实基础至关重要，汉语写作、汉语修辞课程的设置也就很必要了。总之，我们有幸享受了应有尽有的文史“大餐”的服务。为了将青年学子“喂大喂壮”，西语系不仅设置丰富如“满汉全席”般的“佳肴大餐”，而且让每一道“大餐”都由技艺高超的名师“掌勺”：中国现代文学史由王瑶讲授、汉语修辞写作由杨伯峻讲授、中国历史由田余庆讲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都已经是北大的著名教授了。